[摘要]诺贝尔奖在法国人眼里真没那么重要。一个法国人得了诺贝尔奖，远没有长棍面包涨了五分钱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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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法国文化部长福乐尔·佩勒林被请辞，媒体在回顾她短短一年零五个月的经历时，轻描淡写地提及2014年，记者问她怎么看待莫迪阿诺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微笑着回答：“我从未读过他的一本书，现在我想我应该找本来看看。”至于事后到底有没有去读《星形广场》或《暗店街》（每本都不足两百页），媒体已没兴趣追究，甚至当时连调侃她的兴头都没有，反正没过多久文化部长这个位置就换成了别人。奥朗德对她不满肯定不是因为她没读过莫迪阿诺，内阁里也没人公开嘲弄这件事，依法国人的秉性，尤其关于文化层面，能管住嘴巴不挤对别人，实属罕见。想当年萨科齐当着一众知识分子的面，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姓说成巴尔戴（Yann Barthès 法国Canal+频道主持人或Fabien Barthez前国足守门员的姓都是这个发音），法国媒体简直欢乐了一年： 看来总统还是更喜欢平民娱乐，或者捎上他老婆一起调侃：萨科齐自打娶了模特老婆布吕尼是不是就不再碰书了？不过前总统也不在乎，此类段子多到数不胜数。他上任后没多久，艾柯就曾在专栏里写道：“如今欧洲的最大悲哀就是，两个没文化的人当上了两个重要国家的首脑，一个是意大利，另一个就是法国。”
那文化大国的文化部长没读过获诺贝尔奖的本国作家的作品，怎么就如此轻易被媒体和知识分子放过？原因很简单：诺贝尔奖在法国人眼里真没那么重要。一个法国人得了诺贝尔奖，远没有长棍面包涨了五分钱重要。法国人会因为涨价上街游行，却不会因为诺贝尔获奖名单上没有同胞的名字而抱怨（当然在那长长的名单上，三色旗飘扬的次数也不少）。
2012年大概是高密农民兄弟的人生集体转型的一年，因为莫言获得诺奖，种玉米的乡亲从此改种高粱，到此地来收购高粱的酒商络绎不绝；莫言旧居被开发商拟改造为“莫言文化体验区”；诺奖同样带来了媒体狂欢，忙着将这位以魔幻现实风格写作的作家获奖后的生活魔幻现实化，忙着与文学无关的各种事体嫁接八卦，忙着为所谓的民族荣誉感空前暴涨煽风点火。真忙。莫迪阿诺获奖后没人去他的家乡，因为他生来居无定所。记者问他获奖后有什么想法，一向沉默寡言的作家说：“我的女婿和小孙子是瑞典人，我就要去那里见他们了。”
法国应该是世界上最爱读书的国家之一，这也许正好可以说明为何法国人对作家和奖项淡漠。读书就是读书，写作就是写作，因一个奖项而呼啸而来各种不着边际的商业开发，估计只有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土地上才会发生。另一方面呢 ，是泱泱大国长期不被重视后滋生的文化自卑感，一旦被看在眼里，喜极继而失控。由此看来，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的完整建立尚需年份，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怕这等待太久，久到忘记初衷，才最凄凉。
而地球那边，法兰西式的文化自信心，却有逐渐走偏的趋势，在整个欧洲政治正确的影响下，文化传统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被冲击，短视的政客们把这当作“融合”的一种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哲学家、新晋法兰西院士阿兰·芬基尔克罗在新书《悲伤的身份》中非常担忧法国文化的未来：“在有些郊区的公立中学里，学生明确表示反对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卢梭的作品，或拒绝演绎拉辛的戏剧片段，因为这些违背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想当年卢梭为了言论自由捍卫人权四处逃亡，两百多年后他的作品却被法兰西的孩子们因为宗教原因公开抵制，不知他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阅读这件事，往小的说，是私人的、利己的某种趣味；往大的说呢，它事关整个民族的痛痒。（文/赵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