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30年代，绥远塞原社青年诗人章叶频、武达平、李穆女等响应左联的“新诗歌运动”，创作了一批反映劳动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为真理而斗争的新诗歌。日寇占领热河后，绥远地处抗日救亡的前线，在此形势下，绥远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学青年以文艺为武器，创作了许多抗战诗歌，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尤其是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绥远抗战取得胜利后，更加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绥远诗人的创作激情。
一
1933年冬，绥远中山学院学生、绥远反帝大同盟盟员武达平（中共党员）、任子良等，发起组织了绥远第一个文学团体——塞原社，在绥远新闻记者袁尘影、进步教师李穆女的帮助下，塞原社成为团结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有影响的文学团体。
塞原社着力介绍中国诗歌会领导人穆木天、蒲风、王亚平等著名诗人创作的现实主义诗歌，指导绥远新诗歌运动和新诗歌创作。青年诗人章叶频提出新诗歌运动的重要任务是：“在绥远写诗的和爱好诗歌的人们当中，宣传新诗歌运动的意义和当前诗人的战斗任务，以及诗歌大众化的方向。”塞原社还向诗人、诗歌爱好者推荐王亚平的诗集《都市的冬》、温流的诗集《我们的堡》、江岳浪的诗集《路工之歌》等优秀诗作和中国诗歌会和各地分会创办的《新诗歌》《诗歌新辑》《诗歌季刊》《现代诗刊》等左翼刊物。绥远文艺副刊《塞原》出版“新诗歌专号”“塞北诗草”，发表王亚平的《伟大的前夜——史诗〈十二月的风〉之一章》《虹》和温流的《凿石碑工人歌》引起文坛的注目，起到示范作用。
塞原社组织诗人积极参加新诗歌运动，使绥远诗坛活跃起来。各大报纸的副刊“新绥远”“塞风”“心波”“艺苑”“沙驼”“三家村”等也纷纷出版“新诗歌专号”，写新诗的作者多了起来。绥远新诗歌运动与中国诗歌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针对性地指导本地区的诗歌创作。新诗歌的内容着力揭露绥远地区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当局统治下的战乱、兵燹、匪患等给人民大众所带来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痛苦。
二
1936年6月，塞原社成立了探讨新诗歌创作的“诗歌研究会”，以《塞北诗草》旬刊为园地，发表会员的诗作、新诗歌理论和评论文章，章叶频连续发表诗论，深入阐述新诗歌运动的方向和任务。诗歌研究会还制定和公布了《诗歌研究大纲》，发表了璧光的《我们要作什么样的诗》、伊宁的《一年来诗歌的新动向》等等，或评论绥远诗坛存在的问题，或介绍国内新诗歌创作发展的形势，或阐述对诗歌的本质、真实性、内容与形式问题，观点鲜明，见解新颖，使不少文学青年受益匪浅。
1936年6月23日，塞原社诗歌研究会由章叶频任主编，在《绥远社会日报》创办了当时绥远唯一的文艺旬刊《塞北诗草》，得到诗人王亚平、温流、江岳浪等的大力支持。《塞北诗草》的创刊在诗歌爱好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吸引了不少文学青年参加诗歌研究会，许多初学写诗的青年踊跃为其写诗投稿，得到广大爱国学生的追捧，被誉为“绥远文坛的巨星”，成为新诗歌呼唤抗日救亡的旗帜。
文学评论家郭根在《绥远西北日报·副刊》“三家村”“诗特刊”上发表了《谈新诗的韵律》。认为：诗，一要讲“音乐的成分”（即音乐性）；二要 “短小”； 三要“必须融合中西的旧的诗之艺术”。章叶频发表了《关于郭根先生〈谈新诗的韵律〉》，提出质疑，主张：不能像“纯形式主义的追求者”那样去“死押韵脚”，要用“伟大的史诗”来表现他们。
这场争论虽然自始至终只是在这两个人之间进行，但是对文艺理论的郑重探讨，在绥远文坛并不多见。由于绥远地处国防前线，开展新诗歌运动有其特殊意义，所以围绕诗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这场论争，在当时备受作家的瞩目。这场论争无论是对于新诗歌的健康发展，还是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
上世纪30年代，日本觊觎绥远已久，绥远成为国防前线。为配合绥远抗战，绥远诗歌研究会创刊了《绥远抗战日报》及其副刊“国防前线”，创作和发表大量号召全民参加绥远抗战和援绥抗战的诗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新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诗人章叶频、李穆女、武达平、袁尘影等带头学习新诗歌理论和左翼作家的优秀诗作，帮助诗歌爱好者创作修改新诗。1934年12月1日，《塞原》第22期刊出版的第一个“新诗歌专号”宣布：“出刊这个新诗歌专号，我们大胆地尝试创作大众的诗歌，一方面努力于新的内容、题材的采用，同时也注意新的形式（语言）的试验、关于技巧和韵律方面，……选用劳动人民日常平凡的材料，为大众生活所熟悉者，而以极通俗的文字，为大众所能了解者，来表现创作这种大众所需要的诗歌。”“在目前，内有天灾人祸及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外来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支配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诗歌是该如何急迫地成为一种强烈的、有力的、作为民众呼声的喉舌了。”可以说这是塞北新诗歌运动的“宣言”。在“宣言”的指导之下，通过绥远塞原社成员的实践，转变诗风，扩大诗歌创作队伍，特别是创作紧密配合绥远抗战和全国援绥抗日运动的诗歌，使新诗歌成为抗战的号角、斗争的武器。
在新诗歌运动的旗帜下，绥远作家马映光、章叶频、武达平、杨植霖、刘映元、刘洪河、袁烙、李穆女、何润清等以诗歌为武器，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不做亡国奴”的呐喊。韩燕如把他写的诗《杀回三岛去》谱成歌曲，献给绥远抗战前线的战士。《塞北诗草》还向读者推荐已出版的《中国呼声集》里收集的《义勇军进行曲》《民族解放进行曲》《杀回老家去》《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救国军歌》《毕业歌》等抗日歌曲，号召人们“运用这些现成的战斗性很强的歌曲，来唤醒民族意识，激起人们的爱国心，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因《绥远西北日报·副刊》编辑杨令德被撤职，《塞原》《塞北诗草》也都被迫停刊。《塞北诗草》的出版，使绥远新诗歌运动发展到极盛时期，特别是在绥远抗战期间，发表的诗歌战斗性更强了，诗人们拿起笔做刀枪，在抗日救亡的文化战线向敌人冲锋，对于唤醒人民、组织各民族人民奋起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