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4年开始，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刚上班没几天，就听说县委宣传部有位叫季华的年轻人很会写小说，在《草原》发表一篇小说就得稿费100多元呢！乖乖，我当时的月工资才43.5元呀。这就使从小喜欢听人讲故事、爱看小说、也曾经试着写过小说的我激动起来，提笔写起小说。洋洋洒洒千万言，短时间内就写出了好多，有两个短篇自我感觉挺不错，想投稿试试，不会投；怀着惴惴不安的心试着给季华打电话咨询一下。那时候没有手机，大多数单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我趁办公室无人之际悄悄拨通了宣传部办公室的电话：“喂，你好，我叫杨勇，在推广站上班，请找季华老师。”对方说：“你好，我是季华。”我一下激动得浑身发颤、声音发抖：“季老师，我想给《草原》投稿……”季华很认真地告诉了《草原》的投稿地址、邮政编码，并告诉我投稿不用贴邮票，将信封一角剪下就行。放下电话，感慨万千的我逢人便说：“看人家季华，都是大作家了，没一点儿架子……”
话说我把两篇得意之作寄给了《草原》编辑部。翘首期盼着，心里好像长了草似的，一天又一天，大约1个月后，我收到了《草原》的大信封，脸热心跳地匆忙打开，里边是两篇退稿和一封编辑部统一打印的退稿信。我没有灰心，没有失望，更加勤奋地写小说，有时整个晚上都不睡觉，蜗牛似地爬格子。闲时，也很大方地去新华书店买文学刊物和小说集。仔细阅读、揣摩人家是怎么写的。
写小说何其一个难字了得，但是无数次的失败并没有打败我。我在痴痴地希望着、坚信着就差那么一两步了，成功的女神就在明天等我。季华的《罪鹰》上了《草原》头条，我激动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王晓舟的中篇《爷史初探》上了湖北的《当代小说》期刊，赵春红的微型小说频频发表……我很羡慕他们，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激动，更为自己的不争气而着急。
为了鼓励自己、缓解小说发表不了的沮丧和难堪，我抽时间开始写新闻报道，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稿倒是挺顺利的。后来，因为我的新闻报道写得好，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与崇拜的偶像季华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我心花怒放，暗想守着这位大作家，我的梦想不成真都难，胜利已经在望。自此，我的拙作可以随时能请作家当面指导了。一写出自鸣得意的小说，就急急忙忙去文化局、到季华家里请教。反正离得都不远，推门就进，毫不客气。有好几次，因为去他家太晚，人家都睡下了，他看到我猴急的样子，只好笑着披衣下炕，全神贯注地在台灯下细细看我的小说，我毕恭毕敬地守在跟前，等着他的评判。
屡败屡战的我直到1989年底，2000余字的小说《十元钱的故事》终于发表在《内蒙古工人》杂志第11期。那可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呀！朋友们，为此我整整奋斗了5年，5年的辛苦、5年的汗水终于迎来成功女神的第一次微笑，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
春去春又归，时光如流水。我一直在写小说，现在仍然在写，尽管小说、故事在《草原》《民间文学》《故事会》等报刊发表了好多，但都感觉挺平常、很平淡、没啥大惊小怪的。最难忘、最激动、最铭心刻骨的还是那些年起早贪黑的写作历程；那篇小说处女作的发表让我激动一辈子、高兴一辈子、骄傲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