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负高效”真能实现吗
“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实现高效的教学。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
王健：我认为“轻负高效”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想真正实现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
首先，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目前还是唯分数论，没有真正摒弃教育GDP。不管出多少减负红头文件，只要政府官员心目中那个升学率在，真正意义上的“轻负”就很难实现。
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放弃追逐教育GDP，老百姓内心深处答不答应？当大多数人都焦虑着的时候，“轻负”也容易成为口号。有的家长嘴上喊着“轻负”，实际却通过辅导机构或者主动加压来强化孩子的应试训练，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最好别人都去减负，自己孩子就可以超然而出。
第三，教师队伍的素养也制约了“轻负高效”的实现。目前，大多数教师没有受过专业的命题和作业设计训练。师范院校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这都是空白和薄弱环节。没有这样的训练，布置的作业怎么能有精准的指向、适切的匹配、合理的梯度、可以选择的多种形式？
所以，要减负，必须要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让教师的教学能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而要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需要优化教师教育体系，更需要增强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高政：“轻负高效”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做到精准作业，有的放矢，针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特点和知识掌握基础布置作业，避免无意义的重复。
另一个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高效。在课堂上就把大部分问题都讲清楚讲透，学生自然不需要做很多作业来加深理解。
王捷：“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实现高效的教学。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
最极端的情况是，所有的孩子都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比拼，就是智力和学习时间。真要“轻负”，要么把时间交给学校，并严格监管学校的教学安排；要么就是社会分配能够实现全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也就是劳动分工虽然不同，但这种不同不会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我想，前者是近期方法，后者是远期方法。
张敏：在学校教学一线确实有个别“轻负高效”的老师，这是基于老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良知，但对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来说，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真正的“轻负高效”。
他们面临的挑战有教育的顶层设计、教育的评价、整个国家的用人导向、中高考制度的优化、学校及班级规模的适度、教师素质的提升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改进，“轻负高效”就是一个高调的口号。
马海燕：我觉得现实中实现“轻负高效”很难。现在的基础教育，整体就是超负荷学习。只要能学，所有学生都在拼了命地往死里学，全社会对“高质”的理解，都简化为要考高分。那些“轻负高效”的典型，很容易被“高负高效”的群体超越或淹没而不被发现。
其次，“轻负高效”，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要对知识融会贯通，有整体的学科知识框架，能对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方法做出判断，再把知识转换成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教学。他们还得懂学生心理，善于调动学生，让学生能投入到学习中来。
现实中这种老师有，但坚持不易。相比较而言，“高负高效”的教师，还会因为负责任、肯投入等师德因素，更被社会认可和传颂。
家长为何要“抵制”减负
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这些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去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
王健：家长“抵制”减负，实际上折射的是家长对减负政策稳定性、持久性、落实性、成效性的不信任。
过去各类减负政策朝令夕改的教训都在，没有让真正守规则的家长有获得感，反倒是偷跑、抢跑的人得益，所以家长内心深处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通过升学评价制度的综合改革，让真正守规矩的家长有获得感、让盲目训练的家长没有机会钻空子，这是我们教育政策设计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高政：学业负担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根据我的研究发现，社会分层、基尼系数、社会保障、文化传统等等社会现实因素，才是学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教育除了培养人，还承担着筛选和选拔的功能。
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教育系统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去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有些北欧国家学生学习负担之所以低，和高福利社会、低社会分化高度相关。
但凡学业负担较重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的国家。所以家长“抵制”减负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
王捷：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不仅是中国，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文凭是一种硬通货，我们用它来获得工作机会，获得社会地位，形成社会分层。
我国的文凭是通过考试取得。考试成绩主要取决于智力水平、教和学的方法，还有学习时间。如果智力水平、教学方法相同，学习成绩就取决于学习时间。
我们讨论的学业负担，主要就是学习时间的问题。只要基于文凭社会的考试制度还存在，我们就很难苛责家长希望延长学习时间是不合理不必要的。
因为，文凭的供给是有限的，需要筛选，需要竞争。到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充分，干任何工作都能过上体面生活时，为了孩子所谓的将来逼孩子长时间学习的家长会大大减少。
面对文凭社会，“抵制”减负是家长的理性选择。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焦虑是担心别的孩子“抢跑”，别的学校“抢跑”，是一种囚徒困境。
我不认为仅靠家长和学校就能减负，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均衡的学校、均衡的师资、相同的学习时间，让家长、学校不担心别的孩子“抢跑”，就能减负，就能缓解焦虑。当然，最终还是要靠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向更为公平均衡的社会。
张敏：在实际的操作中，家长成了减负最大的阻力。最爱孩子的家长，为啥要“抵制”本为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减负，使得越减负负担越重，陷入一个死循环，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高校改革不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实质性的提升，社会的用人导向不扭转，家长的“抵制”会愈来愈强烈。
马海燕：过去，全社会认为学生负担重、作业多、起得早、睡得晚，认为学校教得太难学得太多，于是从学校开始减负，减作业、保睡眠。当学校开始三点半放学，开始少留或不留作业时，学生的负担还是重，他们还得完成大量家长布置的作业和培训班的作业。当家长不得不费神费钱把孩子送去培训班时，便又希望学校能恢复部分负担。我想这就是这一轮减负背后家长“反对”的心声。
体育为何在减负中加码
减负过程中体育的加码是好事，但也要保证公平。特别是如果体育要进入考试的话。要考篮球，就要让所有孩子都有免费学习打篮球的机会。要考高尔夫，就要让所有孩子免费获得学高尔夫的机会，拥有练高尔夫的装备
王捷：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学习时间进行控制，因为这涉及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教育政策需要防止大家过分看重短期利益。保证孩子的睡眠、体育锻炼和社交时间，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时间。
因此，减负过程中体育的加码是好事，但也要保证公平。特别是如果体育要进入考试的话。
要考篮球，就要让所有孩子都有免费学习打篮球的机会。要考高尔夫，就要让所有孩子免费获得学高尔夫的机会，拥有练高尔夫的装备。
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考试手段以及公平的评价标准。当然，这些技术问题在当今时代其实都比较好解决。比如引入人工智能作为考官，就是一个有趣但可行的方向。
张敏：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6到12岁，是脑缘系统发育的关键期，与人的情绪、运动、血压、血糖相关的神经系统主要在这个期间发育。很显然，中国小学阶段惨烈的分数淘汰、过量的作业、差生等侮辱性命名，对脑缘系统的发育造成了干扰。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统计：中国与芬兰的学生成绩相近，但是中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长比芬兰学生多20多个小时；与此同时，中国和芬兰分别是校外学习时间最长和最短的国家。
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相当低，学生的多余学习时间，可能“恶补”了很多知识性东西，但是并没有转换成学业综合能力。保障孩子的睡眠和更多的户外活动很重要，但在学业压力下，似乎目前口号大于行动。
现在大家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体育，这是好事。但目前除了用体测、中考来推动体育，别无他法。体育一旦进入应试化的通道，很可能也会成为伤害孩子的工具。
比如，现在有的学校非常重视跳绳，但如果强制要求孩子必须每分钟跳到多少下，他们就很难从运动中感受到愉悦，更多的是痛苦。
当前的体育加码，可以先从让孩子们下课能走出教室做起。体育应该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学科。学校要多管齐下，上好每节体育课，开设各种体育社团，举行各种体育赛事，科学评价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
马海燕：身体第一，道理都懂，但执行无力，所以体育还得加码，在中高考的分值可以加大，全员能够参与体育的项目还可以增加。
虽然用应试来推动体育的发展很无奈，但至少可以让孩子从教室走出，走向操场，走向球场。
高政：体育加码是好事，素质教育的核心要义就是全面发展。除了懂知识，会学习，擅考试，更要身强体壮，心理健康，有审美品味与现实情怀。
体育教育发展要从加强建设和重视评价两个方面来推进。
加强建设包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硬件设施建设等。重视评价就是体育在中高考等升学考试中的分量应该充分凸显。
整个社会也要营造一种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氛围和政策，比如学校和政府机关的体育场馆应该向社会大众开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