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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诗首先应该是最好的诗

每一次童诗的写作,都意味着一个成年人要复活记忆中的童年。人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拥有有限的生命时光,同时也拥有自己的语言。这就如同一个囚徒手心里握着打开镣铐的一把秘密钥匙,我们说话,写诗,使用语言:这一既属于我们自己又同时属于他者、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的、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当一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开始说话、识字、阅读,她将如诗人惠特曼所言:“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那一天的一部分/或者连绵很多年。”时光在一个人身上聚集并流逝,赋予她所经历的一切成为意义。她的语言向她要求着那种让时间停滞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便是失败的力量,也让书写和诗篇成为一次拯救。这样的冲动曾无数次支撑一个写作者度过人生的危难时刻,同样也支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度过2020年突然爆发的、席卷全球的一场恐怖疫情。

《我和毛毛》这本童诗集,由发表在《十月少年文学》的一组童诗《礼物》衍生而来。“礼物”这个题目,来自本雅明的一句话:“礼物必须是令人震惊的东西。”也来自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随笔《一篮枞果》。这篇随笔里,他记录了作曲家格里格和一个捡枞果的小姑娘的故事。彼时,口袋空荡荡的音乐家,对着充满期待的小姑娘许诺,等她长到18岁,他将送给她一件礼物。十年后,她收到了这件珍贵的礼物——一部深情动人的乐曲。在2020年疫情封闭在家的半年时间中,我将这组包含了16首童诗的“礼物”,扩展成一本六十余首诗的童诗集,它是对所有馈赠于我生命和心灵滋养的人与事及大自然的一次小小回赠和敬礼。它帮助我抵御了病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焦虑,这不仅仅是因为童年、亲人、友谊和大自然的启示,用他们(它们)的爱赋予我这终有一死的生命以意义和勇气,还因为一个人可以使用语言的自由和欢乐,这也是一个诗人终极的欢乐。诗歌并非要为世界增加某样东西,而是拂去覆盖在真实生活、真实情感之上一切的遮蔽之物,呈现出它本来的样子,一个人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生活:穷孩子的歌,一只小狗的忠诚,死于愚昧的冤魂,智障者闪光的人性良知、老祖母温暖的怀抱、老树的庇佑、漏雨的屋顶下锅碗瓢盆奏响的贫苦人家的交响曲……而我期待着,在此之中,在诗的言语显影剂里,生命的意义慢慢显现。作为常年写抒情诗的人,在《我和毛毛》这本童诗集中,我增加了叙事性以便孩子们理解,有相当多的篇幅采用对话的方式,并力求保持一种内在的节奏感,再现我童年时代真实的生活情景。

我深深知道,时间是人类的悲伤之源,复活逝去的时间,大概是所有人的梦想。在一个年过半百之人身上,复活一个曾经的孩子,那样的时刻,就是写童诗和童话的时刻。我也知道,复原童年记忆并非回到时间的河流之中,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而是用灼热的心解冻那些被遗忘冰封的瞬间,将它们变成一个个节日,变成让时间消失的存在,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无限的此刻与现在。

尽管我并非专事童诗和童话的写作者,但在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我曾经写过五本童话、两本童诗集,以及一部七幕童话剧;我还编写过一部童话解析读本《童话里的世界》和一部《给孩子的100堂童诗课》,并为喜马拉雅平台录制了100条讲解童诗的音频。为孩子们写作,在我的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更为认真和谨慎。因为我大多数时间所写的作品,都曾经由我的诗人同行和批评家、成年读者审阅,这使我在写童诗的时候,会多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笔下的童诗。我时常在想,好的童诗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编写《给孩子的100堂童诗课》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童诗,我的大女儿因为翻译过一些当代最活跃的外国诗人的童诗,也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我看来,怎样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童诗和童话,才能尽到写作者的责任,无愧于心,这是伴随创作冲动而来的对自我的基本要求。

好童诗的参照,不仅仅是国内当下的童诗创作,也应该具有世界范围内童诗创作情况的视野,同样也应该了解当代最前卫、最有成就的成人诗歌创作的文体类型。纵观中国诗歌文体流变,自古到今从二言诗开始,到三四言、五七言,楚辞、乐府、大小赋,律诗、宋词等等,直至“五四”之后的自由体诗——当代诗的风格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丰富多样,对于整个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生态大有裨益。白话诗刚出现的时候,也曾遭到一些人激烈的反对;七十年代末的“朦胧诗”同样也曾被诟病,但随时间而来的文明教化不可阻挡,创造即意味着旧有的观念和审美禁锢被打破,而所谓传统也须创作者以崭新的个人方式加入,才能真正具有活力:一片宽容的文化土壤,有助于产生丰富多彩的文学成果,对于儿童诗来说尤是如此。

童诗写作分孩子们写的童诗和成年人写的童诗两部分,孩子们的童诗由童心童趣和无限的想象力生发,他们会在诗中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也会让存在的事物变形。大多数的儿童写出诗后,他们无从判断这些诗歌的好坏,好坏的判断基本是由有文学修养的成年人给定,他们中有专业批评家和诗人,受过很好的语言写作训练。由此看来,儿童写的诗歌更显得自由,没有太多内容和形式的严格禁锢。但成年人却是要带着她的全部经历、生活经验和美学价值判断投入童诗写作,且要求这些作品能够让儿童读懂,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并理解其中的含义。

安徒生曾强调:“每一个童话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反过来说,腐朽的观念和平庸的童诗语言亦是对儿童心智的污染和贬低。写童诗并非易事,盖因童诗不仅仅关涉童年,也因为童诗首先是诗,一切对诗歌语言的严苛精确的要求和衡量标准,毫无疑问也是对童诗的要求和标准——对陈词滥调的反抗,对真实和良知的追求,以及对语言的创造和更新。这是一场在儿童理解力之内的创造,是一次又一次对以往童诗形式的突破和探索实践。并不是说,给孩子们写童诗要“屈就”“降格以求”,此大谬也。对于在人生的开端之年,初次接触文字、接触诗歌的儿童,成年人有责任给予他们最好的诗歌语言,因为这些作品必将参与对一个生命和灵魂的塑造。和所有重要的基础学科一样,诗歌的教育影响着儿童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未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所带来的后果远远比对一个成年读者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远。因此,一个成熟的诗人如果能够为儿童写作,一定是对人类文明最确切无疑的建设。据我所知,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就因写过大量童诗而被誉为“国民诗人”,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更是以《天真与经验之歌》,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伟大诗人之一。至于其他卓越的作家、思想家参与到儿童教育之中,还能举几个例子,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到乡村担任小学教师,文学大师托尔斯泰曾为孩子们编《启蒙课本》。2017年我参加德国柏林首届儿童诗国际诗歌节时,意外地遇到了大名鼎鼎的卡罗尔·安·达菲,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那时我才知道,她为儿童们写了很多童诗,并出版了很多童诗集。

所有进入教科书的文字,都应该代表着一个语种最优秀的文本,每一首童诗,也首先应该是一首被“诗”所定义的好诗,这是我对于好童诗标准的认定。我期待有更多优秀的诗人加入童诗的写作,为孩子们创作更多杰出的诗篇。(蓝蓝)

[责任编辑:孙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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