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源回忆录：以文会友》
（日）吴清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父亲22岁时，我们一家迁居北京城，当时正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下，与革命政权完全无关，本质上依然延续着革命前的旧时状态。父亲对此心知肚明，但为了在北京落户，他前往相当于司法部的平政院就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街市的一角安顿下来。住宅很宽敞，包括堂屋和距离堂屋稍远的厢房。堂屋中间有个大客厅，客厅两边各有两个房间，那里是家人们的起居室。离开堂屋略远处有两间厢房，每间都有三个房间，左边的三间是书库、书斋、会客间，右边的三间是休息室、棋牌室、餐厅。家中的佣人有门房、厨师、车夫、奶妈、女佣等十余人，每人都有各自的小房间。我们一家的生活是当时北京中产阶级的普通水平，并非特别奢侈。
为了让我们三兄弟参加文官考试，父亲没送我们去念小学，而是很早就聘请了家庭教师，施行严格的私塾教育。这种教育的本质，其实等同于从前应对科举的备考。从简单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到《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再加上《唐诗选》、《古文选》、《左传》，基本都要全文背诵。
4周岁后，我就和哥哥们一起坐在桌前，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晚上甚至要学到将近12点，任务非常繁重。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每天如果不完成布置的背诵任务，就会用竹板打手心，然后让我们继续背诵，直至深更半夜。母亲非常担心，有时会对父亲说：“已经很晚了，算了吧。”但父亲却不会罢休。
或许父亲终于发现，在这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动荡年代，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无济于事，所以他辞去了教授传统学问的老师，为大哥聘请了英语、数学等课程的家庭教师，让他准备中学考试。而对于我，即使完全不学习，他也不会说什么。
这段时期开始，他也跟我们几个孩子下军棋。那时，父亲即便去上班也无大事可做，所以他时去时不去，把时间都花在军棋上，创出了很多新下法。后来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教孩子们围棋，之后发现三兄弟里我对围棋的记性最好，便逐渐只花精力教我一人。
父亲首先教我规则，然后取出自己收藏的围棋书，每天都让我摆棋谱。此后我显示出对围棋的巨大兴趣，开始进一步学围棋，父亲于是腾出很多时间，从旁看着我研究棋谱。其实连我也觉得自己对围棋的记忆力不可思议，定式等等只要摆一次就全部记住，即使非常复杂也一样，从来都是过目不忘。这段时期里，我每天早晨九点开始摆棋谱，一直摆到将近夜里12点。因为我实在太热衷于此，母亲很担心我的身体，曾经偷偷地把棋盘藏起来。
父亲刚开始给我看的是中国的棋谱，不久他拿出了从日本带回来的棋谱。后来，他还专门订购了日本方圆社的月刊《围棋新报》，书非常沉，第二、第三册尤其重，我每天都用单手托着书摆棋谱，久而久之，双手支撑重量的中指都被压弯了，至今还有些弯曲。父亲虽然把棋谱给我看，但并不像现在的老师那样细心而认真地传授。对日本的棋谱，也不过是把日语的解说翻译出来，让我能听懂而已。实战对局时，父亲会做我的对手，也会让我和他的围棋同好一起下棋。不知为何，只要一学围棋，我就会沉浸其中，完全忘我。学到第三年时我九岁，已然可以和父亲对局较量。父亲的围棋其实并不很强，比以前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一些。
1925年，父亲得了奔马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咳血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便撒手人寰。父亲去世时才33岁，当时我11岁。
去世前几天，父亲将我们三兄弟召唤到枕边分配遗物。他把习字的拓本给了大哥吴浣，小说给了二哥吴炎，棋谱则都给了我。这也是遗言。习字的拓本和小说都是父亲极为钟爱的东西，多年来收集了很多，此前都保管在大行李箱中。
后来大哥从政，二哥从文，我成了棋士。兄弟三人都走上了父亲期许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