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郊区榆林乡陶卜齐村是我的故乡。
村子在大青山南，距“大窑文化遗址”不到5公里。村子南面是大黑河，儿时放牛过了大黑河，顺着羊群沟就到了大南山。山上既有村民起名的“红照壁”“雕窝洼”“荞麦棱”等形象山貌，也有“连二洞”“吸风洞”等自然岩岫。京包线从村中东西方向穿过，我上小学路过铁路时总要摸一下用水泥做成的小白桩，桩上有“628”三个数字。张锐英老师教我们说，小白桩叫“里程碑”，上面的“628”是指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距离我们村628公里。村西北面是大、小西梁。梁上有解放战争期间挖下的战壕。老辈人说，当年打仗，死了不少人，一辆牛车只能拉五个阵亡者。
故乡是呼市郊区第一个大村，人口近三千。勤劳的村民以种地为生，民风纯朴，热情好客。从我记事起，上岁数的人开口就谈大南山如何有宝、大黑河发洪水如何厉害。而我见到的大南山阳坡光秃秃的，背阴才有花草胡荆；大黑河有时洪水暴涨，有时也断流。老辈人还说，收成好能填饱肚子，收成不好只能半年糠莱半年粮，民国十八年，三颗黑豆也能压一压饥。至于念书，全村也没有几个。
解放前村里大多数人不识字，能到外地上大学的仅有两位，一位叫王凯，一位叫段德茂。但与邻村相比，我村已是有文化的村了。解放后，村里办起了六年制小学，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兴高采烈地背起书包上了小学，七十年代末上了大学。当时小学、中学已经基本普及，但上大学的不多。
我对大南山情有独钟，一是在我朦胧懂事时，父亲为哄我高兴说大南山有盘羊，角有好几道弯，要逮一只羔子回来让我喂。二是我系红领巾的时候，一位解放军叔叔指着大南山说在军事上叫马鬃山，并打开携带的地图让我看，上面用铅笔写着漂亮的仿宋体，在手绘的图形上标明“马鬃山”。这三个仿宋体字深深印在我脑子里，对我以后爱好书法有很大关系。三是我在山上放牛、砍柴时，背会了《汉语成语小词典》《新华字典》。参加工作后，“思乡雨滴心”，做梦都梦见大南山。
故地重游，心旷神怡。如今的大南山阳坡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背阴草木葳蕤，或许真会有盘羊出没。从山上俯瞰村庄，村中的京包线由单线建设成复线，又由复线转成电气化。线路两边全面封闭，上学摸桩已是童趣记忆。村北的京藏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村周围的各种庄稼长势茂盛，好似如椽大笔绘出的彩图，一百多座白色蔬菜大棚点缀其中。村南即将竣工的呼（呼和浩特）—张（张家口）高铁通车后，从呼和浩特到北京只用三个小时。北京知青曾经告诉我，夜里差一分十二点从永定门乘火车出发，第二天下午五点才能够到达陶卜齐火车站。
大黑河不再断流，水也清了，有益无害。这得益于治理工程的不断扩大。这条发源于卓资县坝顶村，流经故里，在托县境内注入黄河的大河，养育了我村多少代人。但发洪水时也带来灾难，解放后开始逐步治理主要是治害。综合治理工程是近几年提出的事，综合治理包括景观工程，距我村下游5里的口可板村已动工。今年呼和浩特市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的景观工程将为城区增添水域美景。试想，陶卜齐段综合治理后，故土将是多么美丽。
在村里，九十多岁的老人和我说“这会儿（现在）好”。脸上洋溢着笑容。村里硬化了坑坑洼洼的土路，家家住上了高大的砖瓦房，告别了低矮的土坯房。以前有自行车就引以为荣，现在几乎家家有了小卧车。记得刚免除农业税那年，上过学又参加过工作的村主任王志成曾对我说“‘种地纳粮，养儿当差’，千古不变的道理，如今不但取消了农业税，还给补贴。谁能想到。”如果说减轻农民负担是政府的职责，不算什么大事，那么取消了几千年种地纳粮的税赋的确是件大事了。科学种田，收益倍增，承包养殖大棚专业户则喜出望外地告诉我“经济作物收入大多了。”看病难是农村的大问题，现在村里得过病的人既体会到村卫生所的方便，又感慨报销的容易。专业户、个体户更是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干脆在春联上直接写着“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
现在我们村里出的大学生比比皆是，博士生，留学生也屡见不鲜。最惹我感兴趣的是六七十岁的人能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读书看报。我的好友禹云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居然能出版长篇小说《九股泉》。这批人都是解放后上了小学，大多数还是张锐英教出来的学生。凡此种种，这在我小时候是想都不会想的事情。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现象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发展教育确实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郊区”已行政区划为“赛罕区”，意味着“美丽富饶”，自治区的几所高等院校在辖区之内。榆林乡也撤“乡”建“镇”，这一字之改，不仅仅是向城镇化迈进，而且也包含了村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可爱的家乡，耳闻目睹你变化惊人，亲历感觉你发展迅速。
老家是一个自然村，村中的大黑河注入黄河。家乡这朵奇芭也像大黑河注入黄河一样，绽放在美丽富饶的赛罕区，开放在日新月异的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