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美] 彼得·盖伊　王皖强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近日，被誉为“文化史领域的弗洛伊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名著 《启蒙时代》下卷“自由的科学”中文版面世，与去年推出的中文版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以完整的面貌，向中文读者阐述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

对于启蒙运动，有学者曾说：“今天有不少人怀疑以至于批判启蒙的历史与现实功能，但无论对启蒙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认识它，盖伊的经典之作为我们认识启蒙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梁。”

作为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史的经典之作，盖伊的《启蒙时代》上下册虽然分别完稿于1966年和1969年，但近三四十年来，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日新月异，却始终未能出现一套系统新解足以取代此书。

绕不过的著作

《启蒙时代》是犹太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成名作，曾在国际学界掀起重新评价启蒙运动的热潮，上卷甫一出版，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启蒙时代》中文版上下两卷，以百万字篇幅，为读者呈现了18世纪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如何相互交往、影响、融合，并形成合力，塑造了与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场被后世概括为“人的觉醒”的大思潮，便是广为人知的“启蒙运动”。

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包含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卢梭、亚当·斯密、伏尔泰、狄德罗等，也包含了很多伟大的政治家，如普鲁士君王腓特烈大帝、美国国父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如音乐家海顿、画家格勒兹等。

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狄德罗的戏剧、伏尔泰的小说、休谟的认识论、莱辛的论辩、康德的批判……思想家们披荆斩棘，在思想文化领域为拉开这场运动铺垫基石。

在下卷“自由的科学”中，启蒙思想已经获得了撼动现实的力量。盖伊从医学的进步讲起，详细生动地描画了在自然科学、人性观、艺术、社会科学、政治、教育等领域，启蒙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革。死亡率的降低，医疗技术的改善，让启蒙时代的中上阶层拥有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对于自身生命和创造力量充满了自信。“天道酬勤”取代“听天由命”，成为启蒙时代的科学家、商人、政府官员以及哲学家普遍的信念。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启蒙哲人着手改造社会，设计出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的种种纲领，尽管具体的观点各异，但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即为一种世俗、合理、人道、和平、开放、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声。比如，莱辛等人竭力倡导的宗教宽容、孟德斯鸠对奴隶贸易的讽刺、伏尔泰对于司法正义的大声疾呼。启蒙哲人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最终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

2015年去世的彼得·盖伊，享年91岁，被誉为“文化史领域的弗洛伊德”，他爬梳丰富的文献，还启蒙时代一个血肉之躯。读《启蒙时代》，“启蒙运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空洞的命题，而是让人进到了历史记忆的深处，仿佛听到启蒙哲人的思想融入我们的血液中的汩汩声。

关于启蒙运动，盖伊的《启蒙时代》是一部绕不过的著作。

　论辩的产物

《启蒙时代》是论辩的产物。

“二战”之后，伴随着极权主义的政治悲剧，学界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也出现了升温和耐人寻味的分化。一些西方学者对启蒙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启蒙运动不过是用理性的乌托邦取代宗教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变形在当代仍在重演，比如法西斯主义，而源头正是启蒙运动的异化、蜕变和局限。

但是，作为纳粹种族政策受害者的盖伊，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他用整个前半生的人生经验和学术关照，用洋洋百万言为启蒙运动正名，明确把启蒙运动与当时学术界热议的“现代性”正面联系起来。他认为，启蒙哲人发扬光大了古代的理性、批判精神，提出和阐释了丰富的新思想，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均有筚路蓝缕之功。

简言之，就是现代文明始自18世纪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革命。

回顾成书经过，亦可见盖伊的这番用心。

1923年，盖伊出生于德国柏林，原名彼得·尤阿希姆·弗罗利希，是犹太人。1939年，盖伊的父亲、老弗罗利希决定全家移民去美国，因为当时德国出现了反犹浪潮。他们原定乘坐圣路易斯号移民船，经古巴转美国。但老弗罗利希临时决定提早一周出发，改坐了伊比利亚号，顺利到达了美国。但晚一周开出的圣路易斯号没那么幸运，因无法登岸古巴而不得不回到欧洲，船上的人，只有少部分在战后幸存了下来。

这种命运的叵测，让盖伊终生难忘，即使他在24岁那年，改名换姓，变成了美国味十足的“彼得·盖伊”，他仍不忘怀自己的欧洲人身份。“二战”期间，因为美国远离欧洲战场，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十分了解欧洲，而许多从欧洲逃来美国的知识分子，则纷纷著书立说，诉说纳粹暴行，痛斥欧洲怎么会出现像希特勒这样的人。这导致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启蒙运动应为欧洲的战乱负责，因为正是它企图打破传统、推翻现状，这种危险的思维导致了惨烈的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世界大战。

正是这股思潮，促使盖伊着手写作《启蒙时代》。通过这本书，他想告诉美国：你们不要觉得可以自外于欧洲，启蒙运动是有问题，但贡献巨大，美国恰恰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受益者，美国的独立，首功之臣就是欧洲启蒙运动。

中国社会同样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因为启蒙思想包含着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而只要是人类文明，无论具体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大致都要经历这样的转型。启蒙运动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思想价值的基础，尤其是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基础。启蒙思想具有多元性，在欧洲各国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形态，中国主要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中国第一波启蒙思想，发生在晚清立宪时期，之后才接续到俄国革命主义的激进逻辑。

启蒙的遗产

对于大众来说，“启蒙运动”一直是个“熟悉的陌生人”。为了便于理解，人们常常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模式去“套”启蒙运动，而盖伊的《启蒙时代》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角度的启蒙画卷，使我们对源头意义上的启蒙有了一个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盖伊的《启蒙时代》首次明确阐释了西方的政治现代化形成自启蒙运动，因为，民主的价值、民主体制以及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创生，均来自这场运动。从写作《启蒙时代》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盖伊的这一观点，已经在英语学界广被接受，并不断被巩固。

启蒙运动留给今天的遗产是丰厚的，在启蒙运动的大主题下，有很多细节可以谈，启蒙哲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把他们的问题意识集中到一个点上，就是要建立良序社会。因为他们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最终考虑的都是：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尊重和宽容是启蒙的产物之一，跟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认为，世间存在着客观真理，但人不是上帝，不可能直接把握真理，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出错。可错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有了可错论，尊重和宽容才有了生长的土壤。

伏尔泰扔下了启蒙运动的第一颗炸弹，他要把神拉下神坛，认为教权、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应该结束了。人们往往在这一点上对启蒙运动多有误解，以为这些哲人不了解宗教的作用，而有着僭越的疯狂，因此而夸大启蒙运动的激进性。事实上，这些哲人生下来就生活在宗教的传统中，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是无神论者，伏尔泰就不是无神论者，不仅如此，他还跟霍尔巴赫有过一场辩论，认为人们不能放弃宗教，完全由人类自己来搞出一套秩序是不行的。启蒙哲人不是要取消宗教，而是要给宗教重新定位，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不能把世俗社会所有的一切纳入宗教的秩序，放进神学的框架。

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传统的宗教不仅关乎社会秩序，也关乎社会道德和政治。若把它仅仅安置为修身养性的一部分，就会出现宗教对于这种重新定位的反抗。但通过反复协调与振荡，启蒙运动使得基督教基本实现了政教分离，但其他宗教则未必。这也是今天欧洲内部存在各种紧张的源头，这种紧张实则是启蒙运动内含的世俗化在当下遭遇的困境。

因为人们始终需要面对三件事——真假、对错和善恶。真假关乎世界认知，是科学问题；对错关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规范或法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存在着比较统一的标准，但善恶问题关乎信念、关乎人生哲学，即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信仰、宗教或人生哲学彼此不同，存在很大的分歧，这是现代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也是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一神论的宗教是整全性的，面对外部的异端和异教，要么收编进来，要么就是斗争。这是启蒙运动未能解决的问题。启蒙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狂热和迷信。迷信的特征之一就是独断，自己永远是对的，因为神在我这一边。启蒙运动让基督教停下内部各种教派的斗争，实现求同存异，但不能让所有有教派斗争的宗教都停下来。

今天的我们，仍处于思想的启蒙与生长过程之中，启蒙思想留给我们的遗产，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但启蒙思想内部的分裂与冲突，在今天这个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也越来越突出，比如认同问题。现代性在科学与富强层面，所向披靡，但一旦涉及精神、灵魂这些认同问题，不同宗教和民族就有了很大的分歧。这是启蒙的分裂，也是灵与肉的分裂。(张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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