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小麦是秋收中劳动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活。那时我们村（察右中旗上西河）小麦的种植面积占了粮食作物的百分之七八十，拔小麦就成了生产队秋收的重头戏。
历年拔小麦动员会上，队长们的经典词是“八月秋忙，绣女下房”“战天斗地，龙口夺粮”，将拔麦的气氛渲染的拔刃张弩。
妇女们忙开了，缝制家人拔麦用的手套。单指、双指直到满手的，各种规格准备齐全。裹小脚的大娘大婶们只能跪在地上拔麦，还要缝制保护膝盖用的护套。细心的妇女们平时缝衣做鞋留下来的边角料，此时派上了用场，都是用它们缝制成花花绿绿的手套、膝套。
随着队长一嗓子“拔麦子了”的喊声，人们三三两两来到麦地，自由组成若干组，每组由拔得快的人领头，称作“豁垄”人。从地头一边开始，领头人留好两边跟随人员的麦垄数，率先引领开拔，将拔好的麦子按照一定距离放“把”。两边分别跟随三四个人，按拔的快慢依次排开。大人一般拔三垄，个别体弱的拔两垄。男人光着脚蹲在地上，手脚密切配合，依靠小腿和双脚的力量向前挪动，左右手一伸一收，伸出去将小麦抓到手里，收回时握住小麦将其连根拔起。两手交替把拔下的两把麦子对磕几下磕净泥土，然后合到一起投到麦把上。姑娘们、大嫂们也是蹲着拔，只是不光脚。大娘大婶们是跪着拔麦的，当然更加辛劳些。小孩只拔一垄，弯了腰双手抓住小麦，顺着麦垄向后倾斜再向上拔起，美其名曰“野马揪鬃”。
拔麦时常会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后面的人追上来，前面的让位，调换位置。拔得快的人常常给在后面紧挨着关系亲近的人捎带拔几把，或者拔到地头后，从地头相向拔起，迎接没有拔到地头的亲朋好友。整块地里拔的最慢的人，被讥讽为“打狼”者，然而不少拔到地头的人会蜂拥而至向其伸出援手，亲情、友情在这里弥漫，“打狼”者的自卑感也会一扫而光。到了地头，大家休息一会儿，或闲聊或抽锅旱烟。
二姐夫王有谦身高力大，农活干的像模像样，拔麦更是身手不凡，别人拔三垄，他常拔四垄或五垄。手大臂长，每次抓住的麦子多，而拔的却十分干净利索，虽然拔的垄数多，但速度并不慢，总能处在中上游，自然是全村拔麦的佼佼者。
上世纪70年代初，与我同龄的张跃、樊有才与桂花、粉梅正是热恋阶段，两对情侣平时关系不错，拔麦也常在相邻两组里。张、樊都是豁垄人，恋人紧跟其后。大概是爱情的力量吧，每次一到麦地认开麦垄后，他们就奋力前进，走在麦地的最前头，一直保持始终。不一会儿我就与他们拉开一大段距离，常常自叹不如。
每组后面跟有捆麦人，他们将麦把从后到前抱放在一起，够一个捆子时。抓一把小麦将头部拧一圈，再将其一分为二，就成了捆麦的“要子”，用它将麦把从中间掳裹起来，用膝盖压住麦把，双手用力将“要子”拽紧，再把分开的“要子”拧在一起，麦子就捆好了。捆好的麦子要码在地里，待干透后拉回场院碾打。
在一块田里往往有五六组拔麦人，每组好似“人”字图形，人字的顶部就是豁垄人，下部是本组成员。一块麦田里若干“人”在金黄的麦浪中缓缓向前涌动。拔过小麦的空地上，是一排排麦把及捆好的麦捆，一堆堆码好的麦捆也整齐有序地竖立在地上，数量和状态又在不断地变化着。如果俯瞰，场面想必很是壮观。
这一时期，母亲是最为忙碌和艰辛的人，除了拔麦，还要做一大堆家务：烧饭、喂猪、喂鸡等，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也是酸酸的。
社员们按拔的垄数记工分，捆麦子较为轻松，工分取拔麦者均值偏上。
拔小麦开始几天累得人骨头像散了架，一星期后方可适应，疼痛也渐渐缓解。手套边破损边修补，不少人手上还是有了裂口或水泡，有人用医用胶布包住伤口再戴上手套，也有人靠止痛片来提神止痛。
为了激发社员们的积极性，也是对人们的奖励，有时生产队按工分值给社员发放面粉，面粉是生产队秋收前磨好的，不算口粮。
1970年秋天，20来天的拔麦让人们筋疲力尽，出勤下降，效率低下，田里40亩小麦的收获成了问题。于是队里决定，未收的小麦，每拔一亩补面1斤。物质奖励有了效果，第二天上午，出勤的人很多，半天就将这块小麦收获完毕。
如今小麦收割已经机械化，很难看到拔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