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龙湾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盆湾里，东面的略低一点儿，丘陵而已，一条崎岖小路通向外面的世界；西面的山上有一个更小的村子叫宋家山。山上和湾里相距二三里地，一条羊肠小道沟通上下，另有一条简易的盘山道，勉强供牛马车行走。
两个村子合办小学
记得七十年代初的一次，山上有个人生命垂危，从外面的世界来了一辆怪车，满身白，脑门上有个大红十字。“呜哇呜哇”一路呜叫，穿过了补龙湾，直奔宋家山。包括我在内的村童们震惊了，世上还有这样的怪物：有轱辘子能飞快地跑却不需牛马去拉，居然还能发出“呜哇呜哇”的怪叫声。惊讶之余就是拼命地追。人的脚力本来是不可能追上它的，好在一出补龙湾就没有像样的路了。怪物也就慢下来，尽管它还在不停地“呜哇、呜哇”，但速度和牛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庆幸的是，怪物一过村西的水沟便无路可走，不再“呜哇”了。我们也就上气不接下气地终于赶上了它，那个好奇，那个惊喜，无异于外星人突然降临你的面前。接下来便是山上的人用门板抬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下来，然后就是手忙脚乱地将那个人塞进了怪物的肚子里，然后怪物就掉头“呜哇呜哇”地向东跑去，尽管我们还是拼命地追，却再也没有刚才的好运气了，怪物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黑烟，溅起两行尘土，眨眼不见了踪影，我们也只好带着一种莫名的欣喜，夹着一种无名的遗憾，回村里“呜哇呜哇”去了。
就是这样闭塞的山上与湾里，却是最近的两个邻村，湾里的鸡鸣就会引发山上发的回音，山上的狗叫自然也会引起湾里的共鸣。于是两个村子合办了一所学校。说是一所，其实只是两间土屋外加一个一亩见方的院子而已。里面一小间是办公室兼卧室、食堂、库房，外面一大间便是容纳两个村子一年级二十来名小学生的教室，教师便是我父亲乔子贤。
身兼数职的乔老师
父亲不但是这所学校一至三年级所有学科的教师，还兼任校长、教导、工勤乃至邻村上下的账房先生、书法家，甚至还是一个免费起名公司的经理。那时，山上湾里所有孩子的学名都是我父亲在其入学拜师之初命名的。命名仪式极为简单：衣衫褴褛的大人拉着衣不蔽体且鼻涕垂在胸前的孩子来到学堂，极恭敬地说道：“乔老师，孩子大了，不能再叫狗不理了，您给起个官名吧。”父亲便极为认真地询问一番孩子的出生年月，仔细端详一番孩子的相貌，然后极为郑重地说：“叫郝启东吧！”于是大人就极为谦恭地微笑着：“好，好！”然后掉转头对着躲在身后的孩子极为严厉地说：“听见了吗？从今个儿起就叫郝、郝、郝甚啦，乔老师？”大人又掉过头露出了笑脸。父亲微笑着：“郝启东。”“对，郝启东。”大人又掉转头恶狠狠地说：“听见了吗？听老师的话，不听话操心打断你的腿。”孩子赶忙用袖子擦擦快要过河的鼻涕，赶忙点点头。看见孩子点头，大人又转过头微笑着：“那我就走了，乔老师。”父亲微笑着：“好、好，你忙你的。”衣衫褴褛的大人提着放在门外的粪筐忙他的去了，衣不蔽体且鼻涕又要过河的孩子留下了。一场拜师命名的仪式也就结束了。
偏僻闭塞的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祖祖辈辈喝一口井里的水，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大知识分子。村民们是讲实惠的，有的人家可以不求大小队干部，但家家都有求于我父亲。且不说你家的孩子念书需要受我父亲这样的“圣人”指点，不念书也需我父亲给起个官名，既不念书也不起官名的人家还是用得着我父亲的：他家的孩子当兵了，来了信，谁来念？我父亲；大人要给孩子回封信，谁来写？我父亲。当然并非人人家里都当兵，也并非人人家里都要念信，写信，但是家家都是要过大年的，“有钱没钱，贴副对子过年”是老祖宗留下的风俗，那时没有专门卖对联的，即使有，村民们也买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请人写，请谁写？当然是请我父亲了。所以每年大年三十，每家都会有一位大人，拿着一张半张红纸来求父亲。村民们见了父亲都要点点头，叫一声“乔老师”，父亲则微笑着，点点头以示同敬。久而久之，“乔老师”就成了父亲的名字
记忆中美好的儿童乐园
父亲虽然平时也受人尊敬，但最受人尊敬之时莫过于每年开学之初；村童们最规矩之时也莫过于入学拜师之际。尽管我父亲始终面带微笑，但来念书的孩子还是躲在大人身后连大气也不敢出，直到钻进原本就熟悉的师兄师姐们中问才又恢复了灵气。我这个生于学校，长于学校，且一生都与学校有缘的人也不例外。未念书的我每天都是被父亲或拉着或背着去学校的。父亲在教室里讲得天花乱坠，我在教室外耍得天昏地暗。有时也装模作样地跟着念书的大哥，坐在教室里跟着父亲悠长的声调，摇头晃脑地诵唱：“一二二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从来都没有害怕的感觉。但直到有一天，父亲说：“你念书罢。”不知怎的，我突然紧张起来，惴惴地跟在父亲背后，来到了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学校。
一个一脚能把足球踢到庄稼地里的操场，两间低矮破旧的土屋，十几个破烂不堪的桌凳，一块父亲用自家的旧木板拼凑起的黑板，构成了乡村小学的全部。在今天人的眼里，这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学校，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却是比天堂都要美好的儿童乐园；有幸能上学念书的孩子就是天堂中的神仙，既有老师的照顾管理，又无需参加繁重的劳动。当然，上学前、放学后还是要帮父母干些诸如喂鸡喂猪照看弟妹，搂柴拾粪割草拔菜之类的活儿的。那时候是不搞计划生育的，家家户户的孩子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大人们不分春夏秋冬，没日没夜地战斗在农村广阔的田地里，孩子们稍一懂事儿，就得帮着干活儿：早上一筐粪，晚上一筐菜是不须安顿的，如果没完成，对不起，轻则挨打受骂，重则没有饭吃。尽管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但念书的孩子还是有盼头的，那就是到了上学的时间去上学，这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逃避劳务了。
尽管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尽管天天都有辍学的可能，但是一旦背着书包上学堂，那就意味着上天堂。冬天的早晨，迎接孩子们的是一炉通红的炭火和一间温暖的教室，那温暖是全村任何一家都没有的，因为全村唯一能生的起炉子的只有学校（生产队每年给学校买几百斤煤供冬天取暖）；夏天的中午，等待孩子们的是一锅甘甜的凉开水，那甘甜是全村任何一户都找不到的，因为只有孩子们在割草拔菜之际挖些儿甜草苗（中医学上称之为甘草的）交给老师熬甜水喝，村民们忙于生计，连开水都顾不上烧，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孩子们能在学校喝上甜水，大人们也就甜在心里了。对于山村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且不说念书可以逃避家中无尽的劳务，单说夏天有甜水喝，冬天有炉火烤，你不想念书还想干什么？难道你愿意烈日下拔菜割草口干舌燥，或者寒风中搂柴拾粪瑟瑟发抖吗？
父亲是这所山村小学的校长、教师、工勤，一身兼着一所学校的所有工作。早晨，迎着朝霞，提着一只破旧的闹钟，昂首阔步走向学校，生炉子，打扫教室及校园，然后备课，孩子们也就陆陆续续地来了，一天的教学活动也就开始了；傍晚，披着暮霭，提着那只破旧的闹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做饭、喂猪，等待着劳动归来的母亲及孩子们，然后批改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只破旧的闹钟陪伴着父亲迎来了多少朝霞，送走了多少暮霭。
虽然上什么课，什么时候上都由父亲说了算，但是父亲却严格地按照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有家庭作业的烦恼，所有的知识全部在教室内消化，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能念完初小已属不易，能到生产大队念高小的更是凤毛麟角。孩子们心里都清楚，一生中能念一年半载的书确实是很幸运的了，因而就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涯。
40年过去了，我儿时的同学也有五十来岁了，其中也有几个在县城小有名气的人物。而今我才明白，正是遇上了父亲这样的人，乡村的孩子们才有机会得以念书，甚至才能走出山湾，走向精彩的世界，成为有出息的人。
文/乔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