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走近钱学森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内容简介：

被美国海军部次长称为“抵得上五个师”的中国人绝无仅有，何况他还不止“抵得上五个师”，他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实现强国之梦，钱学森功不可没。

本书是关于钱学森传奇一生的生动写照。纪实名家叶永烈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多次采访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及多位钱学森的同事、秘书等，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明白流畅的语言，还原一个真实的钱学森：

◆出身杭州华丽家族的他，如何一跃成为美国航天业界最杰出的火箭动力专家？

◆他和蒋英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大半生，当初经历了怎样的恋爱过程？

◆一度能出入五角大楼的钱学森，为什么会被美国当局怀疑是间谍？钱学森归国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

◆关于钱学森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传闻，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如何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成功研制出导弹？

◆“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钱学森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 胡乔木》《钱学森》等。新著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

【试读连载】

　　第五章 一将难求

　　“钱先生，请坐车”

1955年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上午，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到达香港；

中午，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

晚，到达广州。

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

周恩来总理说：“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后来，钱学森在回忆周恩来时，这么说道：“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正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要好好待钱学森”的指示，在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的时候，在罗湖桥深圳一侧迎接钱学森一家的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朱兆祥，是从北京专程赶来的。朱兆祥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来迎接钱学森，并在钱学森回国之初，陪同钱学森走访全国各地。

朱兆祥先生在50年后回忆说：

当我到广州时，陈毅副总理已有电报来请省府关照。地方上很支持，派了一位副处长陪同我前往深圳协同工作。

1955年10月8日深圳罗湖桥头动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难忘怀的。当时我们已经从中国旅行社探知，钱先生等30位离美归国人员所乘邮轮将在九龙靠岸，当时的港英当局屈从美国的压力，对钱先生等一行将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屈辱名义来对待。近中午时分，罗湖桥门打开了，这支光荣的爱国者队伍踏上界桥，面向祖国，步行过来了。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虽然原来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却被看作伟大祖国的代表了。我也极为感动。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激动的泪痕跨入国门——我终于接到了钱学森先生一家。永刚和永真两个天真的孩子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Uncle Zhu，Uncle Zhu”（引者注：即“朱叔叔，朱叔叔”），他们也和父母一样沉浸在回到祖国的幸福之中。同时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帕萨迪纳出发，和钱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正武、孙湘教授一家。进入深圳车站休息室坐定后，我把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和院学术秘书钱三强先生的欢迎函面交给他们。钱学森先生站了起来，再次和我们握手，并走到李教授跟前说：“正武兄，这下我们真的到了中国了。恭喜！恭喜！”两个人又激动地握手。孙湘教授把怀中的孩儿递给丈夫，从手提包里取出他们随身带来的离美那天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给我看，上面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

这天，钱先生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开始了生活上崭新的一页。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杭州加急发给中国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

“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

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

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在钱学森到达广州的当晚，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郑天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华南医学院副院长梁伯强等到火车站欢迎，这充分表明祖国对钱学森归来的高度重视。

在到达广州的翌日，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游览广州，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也参观了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讲课的地方——农民运动讲习所。

晚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广州分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这是钱学森回到祖国之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钱学森受到热烈的欢迎。

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从广州前往上海。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钱学森抵达广州的新闻。

那时候的沪穗之间交通还很不方便，要乘火车，速度甚慢。尽管乘坐的是快车，火车直至10月12日上午，才抵达上海。

从1947年秋钱学森与新婚妻子蒋英告别父亲钱均夫离开上海，如今已经整整8年，钱学森和蒋英带着7岁的儿子钱永刚和5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74岁的钱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吃面，表示庆贺。唯一的遗憾是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不幸病逝，未能亲眼一见孙子和孙女。

钱永刚生日那天，钱家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家中拍摄了团圆照。照片的右侧是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

据钱月华告诉笔者，她自从1930年来到杭州方谷园钱家，在那里住了7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均夫和钱月华逃难到浙江富阳，从此离开了方谷园。虽说方谷园的屋主一直是钱均夫，但是那么大的房子一直空关，钱家的一些亲戚就搬进去住。解放后，方谷园的产权属于钱学森，而钱学森又表示自己已经加入无产阶级政党，这房子捐献给国家，但是杭州又不接收。那时候，方谷园由房管所管理，搬进几十户人家，成了大杂院。如今，那几十户人家都已经迁走，方谷园整修一新。偌大的方谷园作为钱学森故居对外开放。可是，哪个房间原先是谁住的，放了什么家具，院子当年是什么样的，人们只能求教于钱月华，因为唯有她才能说清楚内中的种种细节，按照她的回忆恢复方谷园的原貌。

钱月华说，1937年钱均夫逃难，先是从杭州逃到浙江富阳，借住在学生蒋伯泉家中。后来，辗转到上海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

岐山村迄今仍在，位于上海长宁区东部，安西路与江苏路之间。岐山村在当时是上海一个中高档居民住宅区，有75幢楼房，在民国十四年至十九年（即1925年至1930年）兴建，占地2.2公顷。

钱月华说，岐山村111号是一幢三层楼房，是章兰娟的哥哥用金条“顶”下来的房子（即房主典当的房子）。钱均夫跟章家亲戚一起住在那里。底楼是客厅。钱均夫最初住在二楼的亭子间，显得有点局促，与杭州的方谷园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能够在上海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没有想到，钱均夫在这里一住就是19年。

岐山村111号二楼的亭子间终究太小，后来钱均夫和钱月华搬到一楼客厅旁边的一套房子里住。

钱均夫由于失去了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每况愈下。钱学森向来孝顺，在美国开始工作之后便接济父亲。其中有一年多因太平洋战争，钱学森无法从美国汇钱给父亲，钱均夫不得不向亲友借款，直至钱学森的汇款寄到，赶紧还给亲友。

在钱学森1947年回国之前，钱均夫一度因十二指肠穿孔住进上海同孚路的中美医院（今石门一路82号），全靠钱月华细心照料，才得以康复。

“森哥”非常感谢钱月华对钱均夫的照料。他说，如果没有干妹妹钱月华，他无法在美国求学，也无法在美国工作，因为他是父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早逝，他必须挑起照料父亲的重担。有了干妹妹钱月华长期无微不至照料父亲，他才得以在美国安心学习和工作。“森哥”称赞钱月华是家里的“大功臣”。

令钱学森非常感动的是，在他被美国当局软禁的5年之中，由于不能如常给父亲汇款，杭州市政府民政局从钱学森堂妹钱学仁那里获得这一情况，向上反映，据说周恩来总理知道之后，批准每月给钱学森父亲钱均夫100元人民币的补助。在当时，每月100元人民币维持钱均夫和钱月华两人的生活绰绰有余。

钱永刚和钱永真当时一口英语，讲起汉语来反而不利索。

父亲钱均夫为了欢迎钱学森归来，特地买了一套钱学森喜爱的复制的“中国历代名画”送给他。

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与父亲团聚。

回到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道：“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10月15日，钱学森一家前往杭州。又见西湖，又见方谷园，只是母亲已经故去11年，钱学森率全家祭扫母亲章兰娟的墓，不胜唏嘘。

钱学森在杭州重游西湖，会晤亲友。钱学森看望了伯父钱泽夫。当时，钱泽夫卧病在床，见到钱学森甚为高兴，说道：“学森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学榘呢？”钱学森说，我回国前曾经问过钱学榘，他说将继续留在美国工作。翌年，钱泽夫病逝，终年74岁。

他还来到浙江大学参观。当时，《人民日报》这样报道：

在杭州浙江大学参观的时候，他被学生们热情地包围起来，他看到新中国青年学生们充满着学习求知的热情，看到学生们美好的学习环境，这一切都使他非常感动。在上海和杭州的工厂参观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祖国工人的幸福生活和高度的工作热情，看到了中国工人自己亲手制造的各种机器，这是他多少年来就梦想着实现的。

在杭州停留5天后，于10月20日返回上海。

在上海，钱学森两度前往母校交通大学，看望师友，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10月22日，钱学森来母校交通大学参观。钱学森在彭康校长、陈石英副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学生宿舍及实验室。

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举行茶话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0月25日，钱学森又应邀再度回母校交通大学与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30余人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由陈石英副校长主持。会上钱学森谈及亲身经历及回到祖国的感受，认为祖国科技发展有无限广阔的前途，还介绍了他近期正在从事的科研工作。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10月28日上午，火车抵达北京。在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热烈欢迎钱学森一家。

钱学森一家入住北京饭店256、257号房间。北京饭店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10月29日清早，钱学森来到天安门广场。作为“老北京”，钱学森曾经多次来到这里，然而如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天安门城楼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画像。钱学森满怀深情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10月29日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稼夫和吴有训。

钱学森非常怀念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度过的6年。10月29日下午，他回到母校，看望当年培育过他的老师们。

北京饭店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仅一箭之遥，钱学森带着全家步行去逛东安市场。当他回到北京饭店，又接到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变得非常忙碌，各种各样的行程排得满满的。钱学森在北京参观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单位，参观首都高等学校。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宴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1月3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记者柏生的长篇报道《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这篇报道记述了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钱学森归国之初的感想和表态：

钱学森博士在上海、北京看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同学，他发现他们都在朝气蓬勃地工作和学习。一九四七年暑假他曾回国住过一个多月，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他看到曾和他一起在美国留学的植物学家殷宏章的苦闷情形。那时殷宏章连科学研究工作也无法进行。但是这次回国，他看到殷宏章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紧张地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饱满的工作精神，使他异常感动。他参观了一些研究所，使他感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关怀和重视。这些都是他过去所没有看到过的情景。当他看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兴盛起来的时候，他很自然地连想起现在美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和美国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走着没落道路。美国现在除了一些同战争有关的科学部门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发展外，许多科学部门都得不到发展。一些正义的科学家由于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用来残害人类，宁肯离开研究室去种花或修饰房屋，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钱学森博士看到祖国的各种新气象，对比着他在美国所看到的那些事实，格外使他感到祖国有无限美好的前途。在他到北京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观看他们曾经在美国日夜想念过的那个伟大的地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在那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巍峨的天安门。站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他越发感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

钱学森博士谦虚地表示，自己刚刚回国，许多东西都还要学习，他愿意把自己二十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完全贡献出来，并为祖国培养年青的科学研究人才。能为祖国服务他感到光荣和骄傲。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聘请，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11月4日，钱学森出席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主持的座谈会，就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学者的回国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钱学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钱学森归来。

 

陈赓大将专程飞往哈尔滨

接见，宴会，会友，讲座，参观——钱学森回国之初，从深圳、广州，到上海、杭州，到北京，始终处于兴奋和忙碌之中。

1955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最近从美国回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半月以来在北京连续进行了参观、访问等活动》。报道中写道：

十一月五日晚，钱学森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纪念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回国后的短短时间中，已经感觉到祖国的重大变化，看到了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科学事业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迅速进步。他指出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和苏联的帮助分不开的。

钱学森到北京后，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单位，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在北京大学参观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举行了欢迎宴会。

钱学森还去参观了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他在仔细看了工厂车间以后，又看了职工的宿舍和食堂，以及职工子弟小学、托儿所等福利设施。他还参观了“治理黄河展览会”等，他对治理黄河的伟大规划甚为感动。

钱学森告诉记者说，通过半月来的参观、访问等活动，第一，他已经看到了祖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这一事业的规模之大，是他过去所没有想到的；第二，他所参观过的部门，几乎每一单位的负责人都对他谈到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因此他深感到今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他说同时应该争取在国外的留学生都尽快回到祖国来参加建设事业。

钱学森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还将去东北进行参观、访问等活动。

回国不久的钱学森，脱下已经穿了20年的西装，换上了咔叽布的中山装。看上去，跟国内普通的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睿智的目光，那宽阔的前额，那非同一般的气质，透露出他的博士风采、教授风度。

他一口流利的京腔，从不说着说着就蹦出几句英语。他回国之际，正值中国大陆开始推行简体字，钱学森很认真地学写简体字。很快地，写惯繁体字的他能够写一手简体字，而且几乎没有间杂一个繁体字。

钱学森一过罗湖桥，就是由中国科学院派人接待，表明要安排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1955年11月21日，钱学森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讲究要有“单位”，钱学森回国之后的“单位”就是中国科学院，尽管在当时还没有落实到中国科学院的哪个单位。

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在北京各处参观之后，开始到外地参观，为的是让他这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洋博士尽快熟悉中国的国情。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建议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他说“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钱学森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朱兆祥的陪同之下，从1955年11月22日启程，在东北地区整整参观、访问了一个月的时间。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东北最漂亮的城市，绿树丛中散落着一幢幢米黄、湖绿、天蓝色的俄式建筑。钱学森是第一次来到这座东北的莫斯科城。

中共黑龙江省委事先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通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到来。那时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眼里，钱学森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钱学森一到哈尔滨，就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接待，并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尔滨。

钱学森作为贵宾，住进火车站广场的大和旅馆。这是一座建于1903年的豪华建筑，当年曾是俄国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所在地。在伪满洲国时进行重新装修之后，成为哈尔滨首屈一指的宾馆——大和旅馆。

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的安排，11月24日钱学森在哈尔滨开始参观，行程的第一站，就是前往南岗区一曼街的东北烈士纪念馆。这座白色欧式建筑在日伪时期是伪满警察厅旧址，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曾在此被关押和刑讯，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曾在这里受到酷刑摧残。1948年10月10日，这里改建为东北烈士纪念馆，成为全国最早的革命博物馆之一。

在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之前，钱学森就向陪同参观的朱兆祥提出来，听说有两个老朋友在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里工作，希望能见到他们。

钱学森所说的两个老朋友，就是罗时钧和庄逢甘。罗时钧是钱学森的学生，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罗时钧乘坐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回国。由于受钱学森案的牵连，罗时钧在途经日本横滨的时候，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追捕，关押在日本达三个月之久。经过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交涉，这才终于回到祖国。庄逢甘是空气动力学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时，正值钱学森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得到钱学森的许多指导和帮助。庄逢甘在1950年回国，先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然后调往“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工作。

这“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由于学院设在哈尔滨，人们通常称之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由于这是一所保密度很高的学校，所以钱学森当时只知道是“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连学校的正式名称也不知道。不过，钱学森既然到了哈尔滨，理所当然希望一晤罗时钧和庄逢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选址哈尔滨，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学院建立之初，聘请了许多苏联军官担任教师，哈尔滨离苏联很近。另外，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设在远离北京的哈尔滨，也是为了便于保密。“哈军工”于1952年开始筹建，1953年4月25日基建破土动工，9月1日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1955年初具规模，设有五个系和一个预科。

朱兆祥其实预料到钱学森会提出看望罗时钧和庄逢甘的要求，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干部才能进入“哈军工”参观。钱学森当时刚从美国归来，连工作单位都没有定下来，能否让钱学森进入这所学院，朱兆祥没有把握，所以在与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商谈钱学森在哈尔滨的行程时，没有把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列入。现在，既然钱学森正式提出来了，朱兆祥马上通过陪同参观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向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这件事，就连中共黑龙江省委也无法做主，于是赶紧打电话向正在北京的陈赓大将请示。陈赓是“哈军工”的首任院长兼政委，同时也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所以陈赓平常大都在北京。陈赓当场就在电话中表示同意，欢迎钱学森参观“哈军工”。

这样，当钱学森结束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参观，一回到大和旅馆，朱兆祥就告诉他，那个“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正式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明天到那里参观，并会晤罗时钧和庄逢甘。

第二天——11月25日上午8时多，朱兆祥陪同钱学森来到哈尔滨文庙街，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轿车停在王字形的主楼前，钱学森刚刚下车，一群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军人就朝他走了过来。这是曾经进出于美国五角大楼、曾经身穿美国上校军服的钱学森，第一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们握手。为首的是中等个子的军人，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说：“欢迎你钱先生，我是陈赓。”

陈赓？昨天还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室，今天怎么一早就出现在“哈军工”？在交通不便的1955年，可谓“神速”！陈赓解释说，为了迎接钱学森先生的到来，他今天起了个大早，乘坐专机赶到哈尔滨！

陈赓，中国人民解放军富有传奇色彩的将领。陈赓原名陈庶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身陷重围，陈赓冒死相救，帮助他突围。然而，他却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主持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师长。1932年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向鲁迅详细介绍了红军。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毕竟他曾经救蒋介石一命，蒋介石以礼相待，愿委以重任。陈赓坚决不从，经中共和宋庆龄等营救，终于脱险。此后，陈赓参加长征，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勋。1950年2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2年6月奉调回国，毛泽东点名要他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陈赓从零开始，选址哈尔滨，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兴建起36幢教学、科研、宿舍大楼，从全国各地调集人才，办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和庄逢甘，就是他“挖”来的。

大约由于陈赓主持过情报工作，大约由于陈赓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所以他很早就关注钱学森的动向，深知钱学森的学识和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在钱学森回国之后，陈赓就立即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建议：应当请钱学森先生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听取这位著名的火箭专家对于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彭德怀随即把这一意见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就在彭德怀转告陈赓，可以邀请钱学森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的安排下，已经来到哈尔滨！

正因为这样，陈赓不仅在电话中告诉中共黑龙江省委马上安排钱学森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向来做事干脆、风风火火的他当即从北京赶来。

 

在大和旅馆密谈导弹

陈赓跟钱学森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深受感动。陈赓向钱学森介绍了站在他身后的几位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领导班子刘居英、徐立行、张衍等。内中的刘居英，少将军衔，“哈军工”副院长。他的哥哥刘志贤，即陆平。后来，当刘居英接替陈赓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时，陆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兄弟俩同时执掌中国两所重要大学，一时间传为佳话。

陈赓快人快语，对钱学森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

陈赓的一番话，充满了对于钱学森的信任感。

陈赓花费一天时间，陪同钱学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钱学森来到空军工程系，系主任唐铎少将带领许多教授、教师跟钱学森见面。钱学森见到了罗时钧、庄逢甘，非常开心。不过，他俩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给钱学森面目一新的感觉。

出乎钱学森的意料，他还见到老同学、老朋友梁守槃、马明德、岳劼毅。他们怎么也会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执教呢？

原来，这批航空工程专家都是陈赓“挖”来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曾经在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羊场坝一个叫乌鸦洞的山洞里，创建了一家航空发动机厂。当年这家工厂的技术骨干、研究课课长梁守槃（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设计课工程师马明德、机工课欧阳昌宇，都被“挖”来了。

1949年11月9日，原属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史称“两航起义”。内中的航空技术专家董绍庸、凌之巩、蒋志扬、李纬文、严汝群，也被“挖”去。

岳劼毅，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担任空气动力学教授，成为钱学森的“同行中的同行”，同样被“挖”去。

岳劼毅担任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学教授会（当时的“教授会”，相当于教研室）的主任，马明德为副主任。

看到有那么多同行云集建院才几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钱学森被陈赓求贤若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深深感动。钱学森说：“地球真小，我没想到在军事工程学院会见到这些老同学和老朋友。”

到处“挖”人的陈赓，当时还曾打算把钱学森从中国科学院“挖”过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呢。

岳劼毅教授请钱学森参观风洞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风洞实验室，拥有两座实验段直径为1.5米的回流低速风洞，一座是开口的，编号为一号风洞；另一座是闭口的，编号为二号风洞。他们正在建设一座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超音速风洞，编号为三号风洞。风洞是由岳劼毅、马明德、庄逢甘、罗时钧四位教授共同设计的，马明德为风洞建设总指挥。

钱学森看了之后非常欣喜，说道：“了不起啊，你们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下午，陈赓等陪同钱学森参观炮兵工程系，在那里钱学森第一次见到了任新民，后来任新民成了钱学森的左右手。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宁国县。1929年10月，年仅14岁的任新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1940年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1949年8月，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他从美国回国。9月，任新民在陈赓领导的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8月，当陈赓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时，任新民就是八位筹备委员之一。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之后，陈赓任院长，任新民任教务处副处长。任新民希望能够到教学第一线工作，陈赓任命他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会主任。1955年任新民被授予上校军衔。在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之前，任新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研究火箭的专家。

任新民后来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5年10月被国际宇航科学院接纳为院士。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任新民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及一件重要的事：就在钱学森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前几天，他和周曼殊、金家骏三位教员给陈赓院长写了一个报告，并请陈赓院长转交中央军委。这个报告提出了我国应当重视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

任新民回忆说，当时只叫“火箭武器”，其实就是导弹。在当时，导弹有不同的中译名，有的称“可控火箭”，海外大都译作“飞弹”，是钱学森提出译作“导弹”。细细考究，“可控火箭”只是说明可以控制飞行的火箭，并没有说明火箭上装有弹头（爆炸物）；“飞弹”则只说明那“弹”会“飞”，并没有表达可控的意思；钱学森提出的“导弹”一词，两个字说明了两层含义，即既表达了可控的意思，又表明是一枚炸弹。钱学森对于科学名词的中译名总是反复推敲，相当严谨。所以钱学森所译的“导弹”一词，已经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只有海外的华人仍用“飞弹”一词。

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三人的建议，是在钱学森到来的前夕发给陈赓院长转中央军委的。不早不晚，钱学森恰恰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所以跟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这三位火箭专家谈得非常投入。

在火箭教授会的实验室里，任新民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试验，钱学森这才得知，中国也已经在着手火箭研究。任新民指着一个10多米高的铁架子，谦虚地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们做比冲试验，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弹测曲线，也是笨办法上马。”

钱学森称赞说：“不容易。你们的研究工作已有相当的深度，尽管条件有限，已经干起来了嘛。迈出这一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钱学森对陈赓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陈赓马上抓住这一话题，问钱学森道：“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陈赓听罢，笑道：“钱先生，我就要您的这句话！”

其实，陈赓专程从北京赶来，就是要听钱学森的这句话！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

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从这位领导人讲的这些话里头，我慢慢悟出来，他们不是说一个简单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伟大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战争那个时候已经结束，他们想到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要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我们必须认真对付敌人的核威慑。所以中国搞两弹、发射卫星，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我们国家不受外国人的核威慑，能够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当天晚上，陈赓大将在大和旅馆最好的包房里举行一个小型的晚宴，宴请钱学森。除了钱学森和朱兆祥一身便衣之外，其余的出席者一色军服。陈赓请任新民作主陪，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与航空、火箭相关的教授。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庄逢甘也都在座。不过，考虑到谈话的内容涉及高度机密，陈赓连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的部长都没有请。

那个夜晚，他们边吃边谈，谈话的主题就是导弹。

钱学森告诉陈赓，依照他的估计，中国如果着手研制射程为300千米至500千米的短程火箭，弹体及燃料用两年时间可望解决，但是关键问题是自动控制技术。相对于火箭而言，研制导弹的工作量百分之八十在于自动控制技术。

陈赓说：“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自己的导弹。我可以表个态，我们‘哈军工’将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钱先生只要开口，我们义不容辞！”

在1955年，导弹还只是刚刚冒出军事地平线的新生事物。然而，作为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注意到最新的武器导弹，注意到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

整整54年之后，新中国60大庆阅兵式上所展示的庞大的导弹部队，充分证实了陈赓的远见卓识。

这支导弹部队包括：陆军的反坦克导弹方队、防空导弹方队，海军的舰对空导弹方队、反舰导弹方队、岸舰导弹方队，空军的“红旗-9”型地对空导弹方队、“红旗-12”型地对空导弹方队。

作为“导弹专业户”的是第二炮兵导弹方队，是整个受阅方队中的“压轴”巨阵。

“第二炮兵”很容易使人以为是炮兵部队，其实第二炮兵就是“战略导弹部队”。当年为了保密，由周恩来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

第二炮兵参阅的5个导弹装备方队由6支导弹劲旅组成，108枚参阅导弹全部是最新型号。其中有“东风-15B”型常规导弹方队、“东风-21C”型常规导弹方队、“东风-11”型常规导弹方队、远程精确制导的“长剑-10”型陆基巡航导弹方队、“东风-31A”型洲际核导弹方队。其中的巡航导弹是航空母舰的克星，而洲际核导弹是“核威慑”的王牌。

这么多型号的导弹，这么多的导弹部队，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导弹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所有这些导弹，100%是国产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化”的起点，就是哈尔滨大和宾馆的那个夜晚，就是始于陈赓大将与钱学森的促膝深谈。

就在这一个夜晚，回国只有一个多月的钱学森，从美国的导弹专家演变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就在这一个夜晚，中国“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工程，提到日程上来了。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钱学森还说：“陈赓大将很直爽，他想干什么，让人一下就明白。‘君子坦荡荡’，他的心是火热的，他的品质透亮，像水晶一样。”

陈赓大将是一个高度忙碌的人，第二天清早，他就乘坐专机返回北京。陈赓请钱学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再考察一天，让钱学森对当时中国的航空、火箭研究水平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并与任新民等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住在大和旅馆，也有一件事令钱学森很看不惯：那里进进出出，有许多苏联专家。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院之初，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讲课。陈赓院长向周恩来总理递交报告，请求把大和旅馆作为“哈军工”的苏联顾问团专用宿舍。钱学森来哈尔滨，中共黑龙江省委把他安排住在这座苏联顾问团专用宿舍里。钱学森不解，干吗要请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呢？

在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之后，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从哈尔滨南下访问了长春、吉林、沈阳、抚顺、鞍山，最后来到旅大市。钱学森在东北广泛考察工厂、矿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在东北的研究所。钱学森所到之处，都受到盛情的接待。

不过，在一个月的东北之行中，钱学森最重要的行程，还是与陈赓大将的历史性会面。

事隔多年，钱学森才获知，当时陈赓奉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部长的指示，专程赶往哈尔滨，就中国发展火箭、导弹等问题专门请教钱学森。

这是因为早在钱学森归国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向周恩来总理问起：“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在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告诉毛泽东主席，在美国有一位“在‘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钱学森那封写给陈叔通的信，是周恩来总理阅后指示立即送交日内瓦，请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作为证据出示……

周恩来理所当然关切着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周恩来深知，遭到美国“驱逐出境”的钱学森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在归来之后必定为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竭尽全力。

 

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关注

在东北参观、考察了一个月后，钱学森回到了北京。

陪同钱学森参观的朱兆祥当即回到中国科学院院部，汇报钱学森的东北之行。这时，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办事员告诉朱兆祥：“彭老总的办公室来了几次电话，叫你回到北京之后，赶快到这个地方去一趟。”

办事员说着，交给朱兆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他根据彭老总的办公室电话记录下的地址。

朱兆祥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按照小纸条的地址来到中南海不远处的灵境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四合院门口，有穿军装的门卫，表明这里是部队机关。朱兆祥说明来意之后，门卫似乎已知道此事，请朱兆祥到客厅坐下，进内通报去了。

主人未到，熟悉的笑声先到，原来是陈赓大将，原来这里就是陈赓的家。

“欢迎科学院的同志光临！”陈赓一边跟朱兆祥亲切握手，一边问起了钱学森的近况。

据朱兆祥后来回忆：

陈赓大将问我：“钱先生对我们哈军工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我说：“钱先生对我们新中国有这样装备新颖和管理井井有条的军事工程学院非常高兴。但他对学校里请了这么多苏联专家来教书，很不以为然。他说，难道我们中国人不会教书啊，请了这么多外国人来做什么！哈军工的教师好像事事都要听从苏联专家，显得很被动。这对学校发展很不利。”

陈赓一听，就兴奋地站了起来说：“哎呀，钱先生民族自尊心这么强，多么可贵啊！”

陈将军随即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科学院的同志，可真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很想及早会见他请教请教，就有人告诉我：科学院早已派人到深圳去迎接了。等钱学森到了北京，我们很想请他到部队来发挥专长，就有人告诉我，人家科学院早已请妥他创办力学研究所啦，房子、班子都准备好了。所以我说你们科学院同志，想得早，干得快，真厉害。”

他的玩笑中隐含着一股迫切的心情。

朱兆祥还回忆说，当他说出钱学森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请那么多苏联专家而提出异议时，担心身为院长的陈赓大将会不高兴，因为当时正处于中苏友好的“蜜月期”，这样的话会被说成“反对苏联”，那可是近乎“反动言论”。没想到，陈赓大将反而称赞了钱学森，这使朱兆祥感到陈赓大将的直率和大度。

陈赓大将跟国防部长彭德怀过从甚密。在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陈赓是副司令员。陈赓说起他跟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感受，那就是痛切地感到中国与美国在国防科技上的巨大差距，而在打蒋介石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种感受。如今，美国军队已经用导弹武装起来了，中国军队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导弹绝对不行。

陈赓在哈尔滨见了钱学森之后，一回到北京，立即向彭德怀部长作了汇报。陈赓向彭德怀部长介绍说，钱学森是在美国搞了十几年的空气动力学、飞行器飞行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很有信心，中国一定能造出火箭和导弹。

彭德怀则对陈赓说，“哈军工”任新民等三位教师在1955年11月关于发展火箭武器给国防部的建议书他已经看过了，并已批给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阅办。

陈赓请朱兆祥向钱学森转达彭德怀部长的意思：“彭老总知道钱先生是火箭专家，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你们还在东北的时候，他就问过几次了，问你们回来没有？可惜现在他患病住院了。等我跟他约好了时间，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彭老总怎样？麻烦你把这个意思转达给钱先生。这件事，我们一定请科学院的同志支持啊！”

陈赓还说：“请你跟钱先生说，我们想请他吃顿饭，表示我们部队同志欢迎钱先生回国之意，你和他一块儿来。”

在钱学森回国之初，陈赓成为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钱学森联络的第一人。

1955年12月26日下午，在陈赓的陪同下，钱学森来到北京东单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在那里会见了心仪已久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出身贫寒，种过田，拣过煤，只念过两年书。彭德怀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不论是在井冈山上还是长征途中，不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朝鲜战争，他指挥若定，建立奇勋。毛泽东主席曾经赋诗称赞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见到“洋博士”钱学森，一点也不见外，当作自己人。彭德怀说自己文化粗浅，要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的方方面面。

彭德怀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既然人家有了导弹，我们也应该有导弹。我们先易后难，从试制短程导弹开始。

钱学森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钱学森认为，应当建立一支研制导弹的专业队伍。美国军方从着手研制导弹，到试制成功第一枚导弹，大约花费了10年时间。中国可以比他们快，花费5年时间，就可以试制成功第一枚导弹。当然，导弹从短程到中程到洲际，需要时间，需要逐步提高研制水平。

彭德怀高兴地对钱学森说，有你这样的导弹专家，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够研制出导弹。

彭德怀发出惊人之语：“就是当掉裤子，也要上导弹！”这句话体现了彭德怀一定要研制导弹的决心，体现了这位国防部长对导弹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

彭德怀对陈赓说，可以请钱学森先生给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讲课，让我们的高层指挥员都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用导弹武装起来。

在会晤彭德怀元帅的那天晚上，钱学森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欢迎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举行的晚宴。1955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设宴招待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教授和全体团员。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院士、国务院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林科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张稼夫、吴有训，在北京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侯德榜、王淦昌、赵忠尧、周培源、钱伟长、陈凤桐、白希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跟大将、上将、中将研究导弹

在会见彭德怀元帅之后，陈赓代表国防部在北京高干俱乐部宴请钱学森。

出席宴会的除了朱兆祥之外，还有两位钱学森不认识的穿军服的人。陈赓介绍说，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另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陈赓笑道，这两位都是对钱学森先生格外敬仰、对火箭和导弹特别感兴趣的人。

王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数不清的战斗，但是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领导359旅在延安南泥湾垦荒。

万毅，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当年是张学良东北军的中校团副，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军中的中共特别党员。1941年被捕，1942年8月在蒋介石密令处决的前夕逃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三位大将、上将、中将出席宴会，宴会又一次成了导弹研讨会。

陈赓大将说起了1954年9月随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故事。

他们应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邀请，参观原子弹爆炸实兵对抗军事演习。参观苏联核试验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还有陈赓，总共10人。

9月13日，中国军事代表团来到苏联核基地达托斯克，被安置在离核爆炸区不远的一个营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几个“兄弟国家”的军事代表团也在那里。苏军参加此次试验演习的有4.5万人。

原子弹爆炸时，冲击波引起的狂风把彭德怀的军帽都吹掉了。

演习结束之后，苏联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把原子弹的钥匙——起爆的钥匙，赠给了彭德怀。

陈赓说：“光给一把象征性的钥匙，不给原子弹，有什么用？”彭德怀听了，说道：“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可以组织班子研制嘛！”

陈赓讲完这个故事，对钱学森说，“现在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而且要搞导弹！”

钱学森当即表态，要为发展中国的导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万毅中将是一个喜欢钻研的人。他向钱学森请教，国外的华文媒体常常把导弹译成“飞弹”，而我国的媒体有的译为“导弹”，有的译为“弹道导弹”，到底是译成“飞弹”好还是“导弹”“弹道导弹”好？

钱学森回答说，在他看来，以“导弹”这译名为好，因为“导”字体现了制导系统，导弹是在制导系统，也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才能精确地命中目标。“弹道导弹”是指导弹沿着一条预定的弹道飞行，攻击地面固定目标，也就是导弹，不如导弹一词简洁、易懂。

钱学森一锤定音，从此中国一直称“导弹”，而至今海外华文媒体仍把导弹称为“飞弹”。

万毅中将还围绕导弹的性能和原理向钱学森提问，钱学森用通俗的语言一一作了回答。

陈赓见到此情此景，对钱学森说，彭老总今天下午对钱先生说，可以请他给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讲课，我看，钱先生你就像刚才那样用很通俗的语言，给在京的解放军高级军官作演讲，你看好不好？

钱学森答应了下来。

第一个提出组建“火箭军”

在陈赓大将的大力推动下，钱学森与军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北京军队高层出现了“导弹热”。陈赓大将前往中国科学院，正式代表国防部邀请钱学森讲课。

1955年12月27日，万毅中将根据彭德怀元帅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的指示，拿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三位教员关于研制我国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书，当面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的元旦到来了。

对于新中国来说，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钱学森在这个年月出现在北京，格外受到重视，也格外受到欢迎。

1956年1月l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的以知识分子问题为主题的全国性大型会议。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到会讲了话，他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当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就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背景下，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的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连讲三场，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对于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身经百战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在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钱学森提议组建“火箭军”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导弹，更没有导弹部队。60年后——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曾经回忆当时听钱学森讲座的情形：

1956年元旦的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昆叫进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三点总政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规格很高，你去听听！

北京城郭一片雪白。李旭阁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大厅路并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将军，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蓦然回首，满堂高级将领，唯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记下的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什么导弹结构用途，美国、苏联导弹发展现状等等。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箭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和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应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钱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2004年4月份，李旭阁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打开一看，竟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他记了厚厚一个本子。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展出。

后来，钱学森是这样谈起讲座的体会：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知道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本事不行。美国的科研人员要争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就要参加董事会的会议，向董事们做10到15分钟的讲解，在限定的时间内把他要报告的事情讲清楚，要不他就得不到经费。这就是一个社会要求，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在美国，中学里就有辩论会，培养人的口才。我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有一次，系里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这方面事的，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作科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开了，于是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声速；他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这就像超声速。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实也没完全懂，只是这个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我回国后发现中国的科技人员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差，往往是讲了十几分钟还没到正题，扯得老远，有些简直就让人听不懂，不会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好专业科学知识。从前我问一些听科学报告的党政干部，他们就常常说没听懂，他们欢迎我去讲，说听我讲能懂得差不多。我回到祖国接受搞导弹的任务后，在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厅作报告，讲高速飞行问题，当时陈赓大将和许多军队高级将领都在座。讲完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这次算听懂一点了。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不在行、不懂行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在那里连听三场钱学森演讲的朱兆祥，后来是这么回忆的：

陈赓大将亲自陪同钱先生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望彭德怀同志。这次会见很特别，彭老总开门见山就提出问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去打人家。但我们一定要把部队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落后了要挨打。我很想知道，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来？需要多少时间？双方就这个问题讨论很久，谈得很投机。看来彭老总心情很急，简直就像交代任务一样。钱先生对导弹原理和国际情况都了然于胸，陈赓就提出请钱先生为部队的校级以上干部作个普及导弹知识的报告。这个计划不久就实现了。在总政排演场礼堂，钱先生连讲了三天。以上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使我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

朱兆祥所说的“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方借助于钱学森回国，刮起了钱学森旋风、导弹旋风。

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导弹概论》讲座。在听众之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导弹事业即将腾飞。在美国经过5年的艰难抗争终于回到新中国，值！

其实，新中国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导弹这一“弹”研制工作的时候，已经启动了另一“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那是在1955年１月15日，也是在中南海，当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邀请了两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作关于原子弹的讲座，列席会议的有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毛泽东在听了钱三强和李四光的讲座之后说：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从这一天起，中国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为了保密，把研制原子弹称为“原子能事业”。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７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工作，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此后三个月，钱学森归来了，中国研制导弹的工作随之也启动了。

“两弹”提到工作日程上了，“红色中国”朝着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迅跑。

 

毛泽东要钱学森坐在他身边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新增119位委员。从美国归来才三个多月的钱学森名列新增委员之中，应邀出席这次大会。这是钱学森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

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44次之多。此外，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作了《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作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钱学森也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在二届二次会议期间，1956年2月1日晚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钩到了第一桌。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钱学森在毛泽东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宴会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着钱学森，笑着对大家说：“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

毛泽东主席伸出五个手指头，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回国才三个来月，就被毛泽东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国的领袖深知钱学森的不凡。毛泽东对于钱学森在美国的情况相当熟悉，了解钱学森的归来对于新中国的重要价值。

记者拍下了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的照片。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脸上漾着微笑。这张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的经典照片，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钱学森，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看重。

叶剑英的宴请与周恩来的看重

中国导弹事业的穿针引线人，确非陈赓大将莫属。在安排钱学森在北京作了多场导弹讲座之后，1956年2月4日，陈赓又陪同钱学森夫妇到北京西海之滨的叶剑英元帅家中做客。叶剑英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特设家宴款待钱学森。这次见面，话题依然是导弹。

关于钱学森来到叶剑英元帅家，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叶剑英的干女儿戴晴（即傅小庆），后来在《我的义父——叶剑英》一文中，寥寥数语道及钱学森的来访，倒是颇有意思：

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引者注：指叶剑英二女儿叶向真）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钱学森所说的这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引起叶剑英的极大兴趣，以致1960年戴晴中学毕业之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学习。

叶剑英元帅是一员儒将，问得很仔细，问及研制导弹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设置怎样的研究机构，制订怎样的计划。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

听了钱学森的周详的研制导弹的构思，仿佛勾勒出中国导弹的发展蓝图，陈赓认为应当抓紧时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陈赓此人，是一个“工作狂”，做什么事都全身心投入。当年，在筹办“哈军工”的时候，他为了从各地调集几位重量级的教授，需要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正忙，在接待一大批客人。陈赓在外面耐心等待，终于等到周恩来出来上厕所，就上前截住周恩来，要周恩来当场在他的报告上签字，然后高高兴兴走了。

像陈赓这样敢于在门外截周恩来签字的，数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没有第二人。这是因为陈赓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深得周恩来看重。后来，陈赓曾经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副官。1925年夏，周恩来与邓颖超经组织同意准备结婚。当时，周恩来在广州，邓颖超乘坐轮船从天津来广州，周恩来事忙，不能亲自到码头接邓颖超，就派陈赓手持邓颖超照片去码头迎接……

正因为陈赓跟周恩来的关系这么“铁”，而且他又熟知周恩来的行踪，这时他听了钱学森关于发展中国导弹的种种设想之后说：钱先生的设想很好，我们赶紧到三座门请周恩来拍板！

三座门，是坐落在北京景山西侧大高玄殿外的三座牌坊，北京人习惯于把牌楼叫作“门”，所以那里也就叫三座门。当年那里是中央军委大院所在地，所以三座门也就成了中央军委的代称。那时候，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和三座门（中央军委）在周末常有舞会。陈赓知道周恩来总理在忙碌了一星期之后，往往在周末到三座门去跳舞。于是，陈赓跟叶剑英、钱学森乘坐一辆轿车，直奔三座门。

陈赓到底是中央特科出身，果真在那里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如同钱学森后来所回忆的那样：

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钱学森所说的“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就是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递交给国务院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钱学森就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钱学森指出，为了发展“国防航空工业”，需要设置专门的科研机构、试验场以及制造工厂，要培养大批年轻力量，要制订长远的规划。

钱学森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建议：

1.“领导机构应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的人员。这个机构设在国防部内”。

2. 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探索新方向”。这种单位“组织上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同时也归上述机构领导”。如“现在科学院内的力学研究所”，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等；将来很可能再设空气动力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等”。“估计这个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在整个系统完成时有600人，其中副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员120人至150人。”

3. 作设计研究单位，其任务是“生产新型产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这是一个“很大的复杂的机构，在整个系统完成时应有技术人员6000人，其中博士水平以上的人员500人至600人”。它应该包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结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机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计算局……”，共12个研究单位。

4. 生产工厂“是航空生产的一系列工厂”，“包括金属及非金属原料工厂，各种零件制造厂，电器制造厂，燃料工厂，最后才是飞机及飞弹制造厂”。

钱学森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分析了当时国内航空工业十分落后的现状以后指出：问题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他建议：

1. 立即在国防部成立航空局，实施全面的规划和领导；

2. 从全国调配力量，组建队伍。《意见书》开列了从1956至1967年，逐年调来各有关专业毕业生人数；

3. 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还开列了一批国内21位导弹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

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

 

中央决策研制导弹

1956年2月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了意见书，作了一些修改，并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标题下面署上“钱学森”三个字。

2月22日，周恩来嘱秘书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周恩来在送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审阅的那份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所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那天晚上，要“两弹”一起研究了！

正在这时，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研究制定《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担任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的第37项是“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

在钱学森作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说明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深受鼓舞，当即挥毫，赋诗一首：

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

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

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

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

跨箭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很喜欢郭沫若的这首诗，裱好之后，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

1956年3月14日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说道：“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这时，对钱学森的称呼，由“钱先生”改为“钱学森同志”，使钱学森感到无比亲切。

钱学森依照《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内容，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

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

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讨论结果，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在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安东任航委会委员兼秘书长。

1956年４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指出：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仔细研究、征求钱学森等人的意见后，于1956年5月10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第71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会议做出了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决策。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国发展导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针。”

会议决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两个机构于10月成立，任命钟夫翔为国防部五局局长，钱学森为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也就是说，钱学森被任命为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同时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新中国把研制导弹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肩上。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了“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摇篮”。

公开的身份——力学家

钱学森回国之后，他那一系列频繁的关于研制导弹的活动、讲座、计划，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部是在“幕后”进行的。

钱学森也常常在媒体上露面。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电视台，媒体主要是报纸。《人民日报》一次又一次报道钱学森，加在他的名字前的头衔，往往是“力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笼统的“科学家”，避讳“火箭专家”“导弹专家”之类敏感字眼。

早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钱学森遭到美国政府扣留时，称之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

1955年10月10日以及3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钱学森到达广州、北京时，称之为“刚从美国回来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195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记者柏生对钱学森的长篇专访《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内中第一次透露钱学森回国之后的动向：

钱学森博士谦虚地表示，自己刚刚回国，许多东西都还要学习，他愿意把自己二十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完全贡献出来，并为祖国培养年青的科学研究人才。能为祖国服务他感到光荣和骄傲。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聘请，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据说，钱学森归来之后，中国高层对钱学森进行了双重工作安排：理所当然，中国高层要钱学森主持导弹研制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又安排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工作，便于钱学森以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这一公开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记者透露钱学森“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实，钱学森一回国，中国科学院就安排钱学森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朱兆祥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我们希望钱学森先到科学院来，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请你跟钱学森委婉地谈一谈。”

吴有训所说的“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只有一部分照办了。由于陈赓大将的积极争取，钱学森还是到国防部门去了，只是钱学森在国防部门的活动完全处于保密状态。

1955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归国的留美学生大部走上工作岗位》，称“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现在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力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这句话把钱学森回国之后的“单位”说得清清楚楚，即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在原有的力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力学研究室设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之下，成立于1951年，钱伟长担任力学研究室主任。由于当时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工作，这个力学研究室也就落脚在清华大学。

在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之后，便与钱伟长、吴仲华、胡海昌、朱兆祥、郑哲敏等共同筹划成立力学研究所。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当年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院长主持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成立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提出了建立力学研究所的方案，即准备建立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自动控制、运筹学等7个研究室。会议通过了成立力学研究所的决定。

1月6日，力学所筹备组召开了全所人员大会。会上，钱学森作了题为“关于力学研究方法”的讲话。钱学森指出：

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挑选课题应结合国家工业推进方向。

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很快弄清哪些是主要之点，这样可以暂时忽略其中非主要之点。

研究工作一定要注意一般性原则，要有判断能力，哪些问题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

要开诚布公进行讨论。

1月7日，中国科学院将《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呈报国务院。

1月16日，陈毅副总理亲笔签署批复了科学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随后，中国科学院发文，任命钱学森任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任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在建所初期，力学研究所确定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运筹学五个研究方向，同时任命了各研究室的负责人：弹性力学研究室，负责人郑哲敏；塑性力学研究室，负责人李敏华；流体力学研究室，负责人林同骥；化学流体力学研究室，负责人林鸿荪；物理力学研究室，负责人钱学森；运筹学研究室，负责人许国志。

1956年3月2日，《人民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中国科学院今年要新设一批研究机构。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已经在北京成立。这个研究所正在进行同国家建设有重要关系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介绍力学的文章——《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似乎在向世界宣告，钱学森归来之后，他的职务就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他的工作就是研究力学：

我们所要谈的这门学科是力学。力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就是不谈古代的发展，专说现代科学中的力学，那也是自牛顿发现了他那出名的三定律以后就有了的，所以力学至少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三百年中，力学从一个质点的力学发展到刚体、流体、弹性和塑性力学等等。这也是由于生产实践对力学有广泛的需要。可是如果拿力学和新兴的科学——半导体，或电子学，或电子计算机等来比，那么力学又的确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了。

……

力学既然是介乎基本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的一门学问，要在力学领域里工作，就必须在力学本门学识之外，也了解一些基本科学，也知道理论科学中严密论证的方法。另一方面，力学工作者也须要了解工程技术的观点和在工程技术中的问题。这样说来，学习力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求广阔的面，从基本科学一直到工程技术都要有一定的知识。所以直到现在，无论在苏联也好，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好，有成就的力学家，不是先学习基本科学的，就是先学习工程技术的学生，然后转入力学，最后还要深入实际工作，累积经验。经过这样漫长的学习过程，才能“炉火纯青”，达到力学工作者所必须具有的能力：灵活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一面能用高深的理论来解决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一面能从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中抽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对象。这也就是说，优秀的力学工作者不但要有广泛丰富的学识，而且要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真正灵活地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所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流力学家都是自发的辩证论者，只不过他们运用辩证法不可避免地局限于他们的专业业务工作。这样看来，这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得到它发扬滋长的环境。

新中国对力学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从1952年起，高等教育部就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设立了力学专业，专门培养力学干部。去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力学研究所。今年八月，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也将召开全国力学会议。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需要而也必定会涌现出大批力学专家，他们将会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在力学发展上，胜利也是属于我们的。

钱学森在担任力学研究所的所长之后，曾经主讲《工程控制论》。据他当时的学生戴汝为回忆，钱学森的讲学风格是这样的：

他给我们讲《工程控制论》的课，有一点大家非常吃惊，他讲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没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他在美国待了二十年，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最年轻的教授职称，回国的时候43岁。我知道他在语言上是花了很大工夫的。他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random”这个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random”在国内叫“随机”，他为这个单词问了好些人。最后他讲课的时候一个英文也没有，令大家都很感动。当时我在北大、清华也听过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课，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他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讲课就是拿着支粉笔，不带书，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

 

走进力学研究所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大门口，左边挂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牌子，右边挂着“中国力学学会”的牌子，这里就是钱学森回国之后第一个工作单位，他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也是第一任中国力学学会会长。

关于钱学森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他的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弗兰克·E.马勃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时，这样论及钱学森创建力学所理念的来源：

为了追寻钱学森创建力学所理念的来源，我们得回顾一下历史。在庆贺钱学森诞辰九十周年的研讨会上我说过，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钱学森在冯·卡门直接指导下工作，我称之为是他做“学徒”的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钱学森逐渐确立了关于力学研究的观点。那么，人们要问，冯·卡门的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毫无疑问，这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冯·卡门在哥廷根大学从教。他有机会与当时的“科学大家”、应用数学的发明人克莱恩（Geheimrat Felix Klein）和纯粹数学的巨匠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切磋讨论。克莱恩强烈主张数学与实际工程要结合起来，并认为，所有伟大的数学家都知道应如何运用数学去解决实际问题，而这种观点又是希尔伯特和其他数学家所反对的。为了确保自己的这种想法能够实施，克莱恩在哥廷根大学设立了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讲座职位。

在哥廷根大学从教的这段时间内，克莱恩的观点对冯·卡门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他后来在亚琛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致力于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动力源泉。正当冯·卡门在美国大力宣传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观点的时候，钱学森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了冯·卡门的“学徒”。可以说，在建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时候，钱学森所秉持的也正是这种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的观点。

步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门之后，可以看见一幢红白相间的五层大楼，那就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办公楼，是在钱学森担任所长的时候兴建的。当年，钱学森就是在这幢楼三楼的所长办公室上班。

走进大楼，看到门厅两侧的墙上挂着“力学研究所院士风貌”照片，总共有24位院士。一个研究所先后拥有24名院士，足见这个研究所科研实力的强大。内中，既有钱学森、郭永怀的照片，也有钱伟长的照片。当年，钱伟长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郭永怀是继钱学森归国之后回国的。

1955年10月，钱学森在回国之前，给郭永怀和李佩写了一封信，希望郭永怀跟他一起回去。当时，郭永怀正好答应了威廉姆·西尔斯要做一项研究工作，要等一年才能完成，所以郭永怀给钱学森去信说，你们先回去，我和李佩明年一定回来。

1956年2月2日钱学森致信郭永怀，希望他“快来，快来”：

永怀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高兴。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计算机可以带来，如果要纳税，力学所可以代办。电冰箱也可带。北京夏天还是要冰箱，而现在冰块有不够的情形。

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绝不比您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另纸书名，请兄转大理石托他买，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此致

敬礼！嫂夫人均此！

钱学森

上

2月2日

我们有人出席世界力学会议（比国九月）。

这里提到的“比国”，即比利时。

信中所说托“大理石”买书一事，是请他们的好友Frank Marble办。“marble”一词意思是“大理石”。钱学森在信中不说英文“Marble”，而说中文“大理石”，有不给Marble引起意外麻烦的意思。

郭永怀说话算数。1956年9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途经深圳回到祖国。

1956年9月11日，钱学森致函郭永怀表示热烈欢迎：

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原因是：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青年大学毕业生等您来教导。此外力学所也负责讲授在清华大学中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是一百多人的班，由全国工科高等学校中的五年级优秀生组成，两年毕业，为力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人才来源）。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嫂夫人寄来的书，早已收到，请不必念念！

不多写了，见面详谈。即此再致

欢迎！

钱学森

1956年9月11日

附：力学所现有兄旧识如下：

钱伟长、郑哲敏、潘良儒

郭永怀回来了，回到北京，回到好友钱学森身边。

郭永怀回国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而所长就是钱学森。钱学森做事大刀阔斧，郭永怀则细致入微，他俩是绝佳拍档。

谈庆明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老人，详细叙述了在钱学森领导下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经过。

谈庆明教授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成了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教授的研究生，研究化学流体力学。当时，力学研究所从清华大学迁至数学研究所对面的一幢小楼里，然后开始建设力学研究所新大楼，这幢大楼一直沿用到现在。

谈庆明教授说，当时我们很多同事都很怕钱学森，因为钱学森批评人的时候不留情面，我就被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在会议上批评过。尽管我们有点怕他，但谁都佩服他的学问以及他的缜密的思维逻辑。

谈庆明教授说，我的研究室主任是郑哲敏先生。平时，钱学森对郑哲敏很客气。可是，有一回力学研究所办展览会，钱学森在审阅展板时，忽然令人把郑哲敏找来，指着展板很严肃地批评说，你看看，小数点后的有效数字怎么多达五六位？你的实验有那么精确吗？

郑哲敏一看，是自己在审稿时没有注意，当即表示改正。

在科学上，所谓“有效数字”，是实验精度的一种标志。如果有效数字的位数取多了，易使人误认为测量精度很高。小数点之后的有效数字多达五六位，表明实验精度达到10万分之一至100万分之一。通常，要按照实验的精度删除后面的几位数字。钱学森在科学上非常严格，所以会相当严厉地批评自己手下的研究室主任。

钱学森的学生樊蔚勋回忆了难忘的力学研究所“科学文献讨论班”，也就是钱学森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移植”过来的科学讨论会。樊蔚勋说，1956年3月他到力学所报到的当天下午就参加了“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的科学文献讨论班，起初是一头雾水，渐渐有门了，笔者的副导师、主持讨论班的李敏华学部委员鼓励我在讨论班上多发言。讨论班把这个学科分支在历史上的由来和发展都搞得清清楚楚。科学文献讨论班一定要有学术带头人，钱学森参加的讨论班学术带头人就是冯·卡门教授。冯·卡门能提出学科最前沿的问题，给与会年轻人以重大启发，从而使讨论热烈、深入，这是培养杰出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必需的。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等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都感谢恩师当年指引了重要的科研方向。力学研究所当时的“塑性应力应变关系”科学文献讨论班，李敏华学部委员、王仁学部委员每次必到，胡海昌学部委员、钱伟长学部委员有时参加，主持讨论班的李敏华学部委员定期向钱伟长副所长汇报。讨论班每周一个下午，讨论6篇文献，报告人由各位高级研究人员轮流担任，与会人员众多，一半以上是年轻人，即初、中级研究人员和北京中关村附近的大学里只有教学经验的讲师、助教。他们普遍感到听不懂、跟不上，李敏华学部委员为他们“开小灶”，每周增加一个下午的讨论班，只讨论一篇重要文献，指定樊蔚勋为报告人并启发主持讨论。樊蔚勋发言往往“一针见血”，鲜明地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对事不对人。一位好心人向樊蔚勋提出忠告：人家是讲师啊！发言要婉转曲折，不能直道其详，要给人家留面子。可是钱学森描述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讨论班中热烈到“卡门教授也参加争吵”的地步，“但不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力学研究所的科学文献讨论班学习加州理工学院科学讨论班的精神，参与者逐步更新观念，讨论班受到普遍欢迎。

据樊蔚勋回忆，钱学森在力学研究所虽然做过多次讲座，但是最具“轰动效应”的是主讲马克思主义。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科学家，在回国不到一年的日子里，居然要作马克思主义讲座。樊蔚勋说，“国务院系统几百人好奇地赶来听讲”，足见这次讲座引起诸多关注。钱学森怎么讲马克思主义呢？其实钱学森就是以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人的视角，来谈对马克思主义的感受。樊蔚勋回忆说，钱学森用充满感情的话语讲述道：“我在美国20年，把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上升到观点、方法来认识，回国后学了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些观点、方法，全都已经包含在毛泽东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里面了。”钱学森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深刻地体现在科学的本身。科学家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找出科学的规律。

王礼立也是在1956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大学毕业生之一。他回忆说，在钱学森所长主持下的力学研究所，有两个细节令他难忘：一是除普通的办公桌椅外，工作室里有一个带许多小抽斗的文献卡片柜。钱学森认为，做科学研究一定要大量阅读科学文献，而在阅读时一定要随手写好文献卡片，分门别类放入文献卡片柜；二是钱所长要求每一个工作室里挂一块小黑板，以便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写画画，三三两两在小黑板前讨论。

谈庆明则记得，在1960年，钱学森曾经在力学研究所的篮球场上，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表演——把一块小钢片放在碗状的钢的模具上，上面放置了雷管。随着一声爆炸，小钢片当即被炸成一只小钢碗。钱学森手持这只小钢碗，在篮球场上走了一圈，展示给来宾看。虽然那只小钢碗看上去凹凸不平，还只是“丑小鸭”，钱学森说，这将带来一场工艺上的革命。

钱学森的目光是深远的，他把爆炸时使钢片成形的力学命名为“爆炸力学”，这成为力学的新学科。这种工艺，叫作“爆炸成型”。果然，后来“爆炸成型”得到迅速的发展、普遍的应用。后来，就连导弹的关键部件——火箭喷管，由于形状复杂，难以机械加工，却用“爆炸成型”在瞬间完成了。

王克仁教授也是力学研究所的老人，他指出，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对于中国力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也是功不可没。在科学上，对于钱学森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导师冯·卡门。对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争议很少。

金银和女士在中国力学会工作多年。她说，钱学森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力学会的创始人。钱学森是中国力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任期从1957年直至1982年，达25年之久。1982年钱学森当选中国力学会名誉理事长。钱学森把全国力学家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国力学会之中。2007年7月20日，96岁高龄的钱学森还为中国力学会50周年发来贺信。

在中关村“海归楼”安家

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之后，在北京中关村安家。

钱学森与郭永怀的家相邻。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带领笔者去看当年钱学森在中关村所住的地方。

那里如今叫“科源社区”，是中关村最老的一批宿舍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其中有三幢三层高的青砖砌成的宿舍楼，即13、14、15号楼，设施最好，每套房子的面积也大，当时被称为“特楼”，是当时为了安置著名科学家和从海外归来的学者而建设的宿舍楼，所以今日也有人称之为“海归楼”。

钱学森当时就住在“特楼”中的14号楼的二楼，而郭永怀和李佩就住在旁边的13号楼。至今，李佩还是住在那里，已经住了半个多世纪。李佩家中客厅里的两个单人沙发和茶几是她回国时父母补送给她的嫁妆，硬木花格架、长条形茶几和钢琴是她和郭永怀一道买的。在“特楼”里，不仅住过钱学森和郭永怀，也住过贝时璋、钱三强、赵九章、杨嘉墀、童第周、顾准……2009年10月29日，106岁的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去世时，就住在跟他一样上了年纪的中关村“特楼”中。

钱学森一家入住中关村“特楼”之后，当时家具极其简单，是公家分配的。他家的旧家具上，有着“中国科学院”的红漆金属铭牌。后来这些家具折价给住户。钱学森使用多年的，就是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家具。

且不说这三居室的公寓无法跟钱学森在美国洛杉矶的花园洋房相比，就连当时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家用电器，诸如吸尘器、电冰箱、录音机，都是当时那一带公寓楼里的“稀有元素”。

钱学森在北京中关村“特楼”安家之后，就把父亲钱均夫从上海接来。

据钱月华回忆，当时，钱学森一家住在北京中关村的“特楼”，中国科学院又在北京东四六条南板桥胡同的第五宿舍，划拨5间平房安置钱学森父亲和蒋英母亲蒋左梅。钱月华记得，那5间平房是在中国科学院第五宿舍最后一排，独门独院，有一个小花园，核桃树亭亭如盖，闹中取静。这5间平房之中，第一间作为厨房，第二间是客厅，第三间是钱均夫卧室，第四间是她的卧室，第五间是蒋英母亲蒋左梅的卧室。虽说蒋英母亲是日本人，汉语不很流利，但很快就喜欢上钱月华，常跟月华一起上街，有说有笑。月华除了照料钱均夫之外，也照料蒋英母亲。

到了北京之后，经陈叔通推荐，周恩来总理指示，1956年4月，国务院聘任74岁的钱均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专聘有“德、才、望”的年长的文化名流担任馆员，每月发给工资，平常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史问题，文史馆会派专人上门请教，不用到馆上班。这样，钱均夫在晚年有了安定的又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

多年失业在家的钱均夫，如今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生活安定，心情非常舒畅。

这时，钱均夫要给钱月华办理终身大事。钱月华自从11岁到钱家，由于多年照料钱均夫，到了这时候已经37岁，尚待字闺中，已经是“大龄青年”。起初友人介绍了几位男子，都是丧偶或者离异的，年岁在50以上，钱月华不愿嫁。后来，跟钱家有那么点远亲关系的张德洛，一则对此人知根知底，二则比钱月华小1岁，是未婚“大龄青年”，钱月华倒是动心了。遗憾的是，张德洛在抗日战争中断了左腿，他一直没有成家就因为残疾。好在他装了假肢，照样上班下班，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钱月华选择了这位未婚“大龄青年”。

喜讯传出，钱均夫说，钱月华是他的干女儿，但是胜过亲闺女，一定要好好为她操办婚事。钱均夫送了金戒指给钱月华。钱学森送了200元人民币作为礼金。蒋英母亲蒋左梅说，她在东四北大街西侧的马大人胡同次31号（今育群胡同26号），有一座小院，她的第五个女儿蒋和住在那里，可以腾出一间耳房，给钱月华作为新房。

从此，钱月华搬到马大人胡同居住，但是每天仍去不远处的东四六条南板桥胡同照料钱均夫和蒋英的母亲。

 

举办《工程控制论》讲座

在北京中关村，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不远处，就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高高的大楼。

一身浅灰色的西装，一头浅灰色的头发，78岁的戴汝为院士作为“博导”还在带研究生，还在忙碌地工作。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向笔者叙述他的恩师钱学森——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之后，所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就是他。

戴汝为院士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一是就读于名校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二是毕业之后成为名师钱学森的研究生。这名校、名师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使他走上成功之路。

戴汝为是云南昆明人。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戴汝为有幸就读于西南联大附属小学、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受到很好的教育。1951年戴汝为高中毕业，无论如何要报考清华大学，与4位同学一起“上京赴考”。那时候交通艰难，他带着铺盖，花了22天时间才从昆明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无处落脚。天无绝人之路，正巧那时候北京市政府收押妓女，前门那一带的房子空着，他们就住了进去。然后去考试，5人居然全部考上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这也表明西南联大附属中学的教育质量很好。戴汝为考上清华大学，由于学的是理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往北京大学。

1955年，戴汝为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室，室主任是钱伟长。真是天赐良机，钱学森正在这时候回来，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戴汝为被“分配”到钱学森门下，成为钱学森的研究生。戴汝为知道钱学森是国际闻名的科学家，能够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非常兴奋。

戴汝为记得，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一次开全所大会时，不过10个人而已。当时，钱学森不过4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工作相当忙碌。

钱学森开始举办工程控制论讲座，每周讲一次。对于戴汝为来说，这是从未接触过的课题。戴汝为与另外一位研究生何善堉一起负责整理钱学森的讲课笔记。钱学森拿出一本从美国带回来的他写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作为教科书。何善堉在1949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英文较好，而戴汝为在北京大学当时学的是俄语，只在中学时学过英语，这时就下苦功夫学英语。

当时借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大厅举行讲座，听课者200多人，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在诸多听课者之中，最特殊也最感人的是天津大学的年轻教师周恒，他居然每周从天津赶来听课，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堂课。那时候，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能够使周恒不顾劳累往返于京津之间，这表明钱学森的讲课具有何等的魅力。如今，周恒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汝为说，钱学森备课非常充分，讲课只拿着一支粉笔，不带书，讲课层次分明，语言流畅。钱学森的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戴汝为说，听过钱学森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钱学森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

戴汝为把听课笔记整理好之后，交给钱学森。钱学森会很仔细进行修改，用红笔标记出不合适的地方，然后交给戴汝为刻蜡纸，印成讲义，发给听课者。

戴汝为还与何善堉一起，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把钱学森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译成中文。经过钱学森校阅之后，于1958年出版。戴汝为说，当时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只有2本。那时候没有复印机，为了便于翻译，只得把其中的一本拆成一页页。戴汝为向笔者出示了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的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当年除了钱学森自己保存一本英文版《工程控制论》之外，另外一本已经被拆掉，那么戴汝为手中的英文原版书是怎么来的呢？戴汝为说，那是他跟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教授王飞跃（FeiYue-Wang）谈起钱学森的名著《工程控制论》，王飞跃对钱学森深为敬佩。2004年2月，王飞跃教授从美国来北京，跟戴汝为见面时，送给戴汝为一件珍贵的礼物，那就是钱学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原来王飞跃从美国的旧书网搜索，居然发现有5本钱学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在那里拍卖，就悉数买下。在钱学森著英文版《工程控制论》出版50年之后，美国朋友为戴汝为送来1954年的原版书，作为钱学森的学生及《工程控制论》中文版译者，戴汝为深感欣慰。

戴汝为说，维纳的《控制论》出版之后，被苏联科学家斥为“伪科学”。解放初，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受苏联影响很大，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班人甚至专门写文章“批判”维纳的《控制论》。但是由于苏联方面重视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苏联A.A.费尔包姆教授主持翻译了《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并在1956年3月邀请钱学森访问苏联，中共中央宣传部那班“批判”维纳的人，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也就没有说三道四。

戴汝为注意到，钱学森在作《工程控制论》讲座时没有一句英语。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了20年，当时刚回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工程控制论是一门新的科学，很多科学名词还没有相应的中译名。钱学森在作讲座前，花费了很多精力把一些英语的科学专用名词译成中文，然后在讲座时第一次提到这一名词时，在黑板上写明英文原文以及相应的中译名。

戴汝为说，钱学森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在确定这些中文名时，总是反复琢磨，从好几个中译名中挑选最为妥切的。比如，laser这个术语是由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的第一个字母组成，有人意译为“激射光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显得冗长。也有人把laser音译为“莱塞”，令人不知所云。而钱学森译为“激光”，又简短又鲜明，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再比如说“random”这个词，有各种不同译名，钱学森最后选定了“随机”，也被普遍认可。

戴汝为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没有党组书记，党的负责人就是去罗湖桥迎接钱学森的朱兆祥先生。朱兆祥曾经说起一个故事：当钱学森出现在罗湖桥头时，记者们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钱学森就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那位香港记者解释说，他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说：“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钱学森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正因为这样，钱学森回国之后，在讲坛、在研究所，很注意只讲汉语，不讲英语。

《工程控制论》按计划讲十次，讲到第九次之后，钱学森因工作太忙，没有讲最后一课。

《工程控制论》中译本中的另一位译者何善堉很不幸，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虽然何善堉蒙受了政治灾难，但是他仍在复杂系统理论和控制理论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还以他名字设立了“何善堉奖”科学基金。

有什么说什么

钱学森很直率，有什么说什么。

钱学森的学生樊蔚勋回忆说，1956年3月他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报到不久，就听说钱学森所长出国去苏联访问。7月，钱学森回国，在力学所会议室开会，全所10多名高、中、初级研究人员全部到齐，钱伟长副所长也从清华过来参加了。钱学森做了访问苏联的观感报告说：

出国以前就听说苏联科学技术如何如何了不起，这次去了一看才知道，苏联的一流科学家确实比美国的二流科学家要强一些。

去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参观，经过苏方三次托词延期以后，进去一看，才知道是为我准备的，放在风洞里面的吹风模型都是二战时期的过时产品。

去了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很苦闷，原来到了高年级和研究生，学校把学生划分为保密班和公开班，所有外国留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一律都放在公开班，保密班的学生都到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等产业部门做研究，公开班的学生只能留在学校内做纯理论的数学力学研究。

当时，正处于中苏友好的“蜜月期”，钱学森敢于如此尖锐地批评苏联，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苏联的一流科学家确实比美国的二流科学家要强一些”这样的话，是毫不客气的。

据戴汝为回忆，在会议上有人问：“钱所长，你感觉社会主义的科研与资本主义的科研有什么区别？”钱学森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真正的科研只有一流还是三流的区别。做得好就是一流的科学，做得不好就是三、四流的科学。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两大阵营，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钱学森当时的言论，可以说是相当直率的。

戴汝为还记得，他在帮助钱学森整理《工程控制论》讲课笔记时，曾经问钱学森：“我不是学工程的，要补学点什么？”钱学森却回答说：“这样的问题，用不着我来回答。”戴汝为当时觉得非常难堪。戴汝为刚到力学研究所不久，有一天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遇到了正在看书的钱学森，请教他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学森又一次说：“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戴汝为脸红了，从此他明白，必须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戴汝为向钱学森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学森有时候会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有时候甚至批评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不过，大家被钱学森所长“刺”几下，难堪几次，倒是明白了自己的缺点，从此大有进步。

钱学森对戴汝为说，他从美国回来之后，最不习惯的是学生们老是说对，不敢提出相反的意见。在讲课的时候，钱学森甚至故意讲错，看看学生是否会指出老师讲错了。钱学森认为，在学术上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分职务的高低。戴汝为说：“我一直称呼钱学森为老师，但是他却把我看成工作搭档。”甚至在外人面前这样介绍戴汝为：“他是我的搭档。”钱学森说，师生在科学上是平等的。

钱学森当时虽然非常痛恨美国政府对他的迫害，但是怀念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民主空气。

戴汝为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几年，钱学森并没有把他留在力学研究所，而是建议他去自动化研究所。在钱学森看来，戴汝为把《工程控制论》译成中文，而且对工程控制论做了许多研究，更适合从事自动化研究。

这样，戴汝为离开恩师钱学森，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戴汝为解决了用极大值原理解最速控制、终值控制的数值计算问题。在70年代，戴汝为最早在国内开展模式识别研究，完成了信函分拣中的手写数字识别系统。

1979年8月，美国普渡大学的模式识别领域专家、美籍华人傅京孙教授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邀请，到中国进行模式识别方面的讲学，与戴汝为相识。1980年至1982年，戴汝为在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做访问学者。戴汝为与傅京孙合作，提出了“语义句法模式识别技术”，提出了语义、句法方法。这一成果获中国科学院1986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钱学森评价说：“我深感戴汝为同志是我国模式识别方面的权威之一，学术造诣深。”

从美国回来之后，戴汝为通过通信经常向钱学森请教，彼此就学术问题交换意见。戴汝为说，钱学森写给他的信，有200多封。

戴汝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了人工神经网络在知识工程中应用的研究；90年代初，进行智能控制及手写汉字识别的工作。他还通过知识系统及人工智能的途径，跨入对开放的复杂系统及其方法论的研究。

钱学森不仅是中国力学的学科带头人，他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者，也是中国自动化学科带头人。1957年，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在钱学森倡导下开展工作。1961年中国自动化学会在天津正式成立，钱学森当选为第一、二届理事长。此后，第三届理事长为宋健院士，第四届理事长为胡启恒院士，第五届理事长为胡启恒院士、杨嘉墀院士，第六届理事长为杨嘉墀院士、陈翰馥院士，戴汝为担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理事长至今。

经钱学森亲自推荐，1991年戴汝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至1998年戴汝为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女秘书眼中的“国宝”

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她会去做秘书工作，而且是给钱学森当秘书。

1947年，张可文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51年毕业之后，在北京工农速成中学当数学教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到校门，出了校门到机关门。

1956年7月，领导突然通知她，担任钱学森秘书。她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后来才明白，当时钱学森回国不久，正需要一位秘书，张可文的一位同班同学推荐了她，一来她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懂业务，二来她是中共党员。

就这样，29岁的张可文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成为钱学森第一任秘书。她记得见到这位大科学家时，喊他“钱先生”，而钱学森则直呼其名张可文。

张可文非常尊重钱学森。在她看来，钱学森是“国宝”，能够给“国宝”级的大科学家当秘书，非常荣幸。

在张可文看来，做钱学森的秘书相当轻松，无非就是给钱学森接个电话，收发文件，开会时做个记录。钱学森总是自己起草讲话稿，起草文件，亲笔给别人回信，不用秘书代劳。她原本以为大科学家一定很严肃，不苟言笑，接触时间长了，她发现钱学森讲话很幽默，也很亲切。那时候的她，没有出过国，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很想知道美国的情况，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态势。每当休息的时候，钱学森就讲国外的情况给她听，使她增长了不少见识。钱学森还说，要多看外国的科技杂志，从中获取科技信息以至科技情报。要多掌握几门外语。就连科技广告也要注意，比如从外国的风洞广告就可以大致了解他们的超音速飞机的发展水平。钱学森还教张可文做剪报工作，即把报刊上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放于不同的牛皮纸袋里。

张可文说，在星期六，钱学森甚至给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作音乐讲座。钱学森主张，科学家要有广泛的兴趣，不能总是待在研究室里。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楼刚造好，所长办公室安排在三楼。那是一个套间，外间是张可文的办公室，里屋是钱学森的办公室。钱学森问张可文，办公桌该怎么安放？张可文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来。钱学森告诉张可文，办公桌都应该放在办公室左侧靠窗的地方，这样一抬头就看见房门，尤其是钱学森坐在里屋，一抬头可以看见两间办公室的门。钱学森还关照，他的办公室里的门，门锁要朝里，这样只有他从屋里开门，门才能打开，外面的人打不开他的办公室的门。张可文一听，钱学森这样安排办公桌的位置，确实很有道理，她非常佩服钱学森的细心，连办公桌怎么放、房门的锁怎么安装，都有一番讲究。

在钱学森办公室隔壁，是副所长办公室。当时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是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

张可文回忆说，在1956年，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力学研究所差不多都是三时段上班，即除了上午、下午上班之外，晚上仍然开会，所以力学研究所入夜仍灯火通明，食堂通常供应夜宵。钱学森总是回家吃饭，从研究所到家大约要走十几分钟，每天来回走三趟。当时中关村尚在初创时期，从研究所到家要路过一大片田野。那时候张可文住在中关村宿舍10号楼，钱学森住在14号楼，钱学森在夜间回家时，总是跟张可文一起回去。

张可文说，钱学森生活很朴素，穿普通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北京圆口布鞋。

跟钱学森接触多了，张可文对这位大科学家也就敢说敢言了。

张可文记得，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钱学森，一股“外国作风”，讲话直来直去，不讲情面。有一回，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见钱学森。进了钱学森办公室，可能是钱学森对他有看法，也可能钱学森当时没有注意，尽管办公室里有椅子，也没有叫人家坐下来。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学森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跟钱学森谈话，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那位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

当时坐在外屋的张可文，清清楚楚看见这一幕。当时，张可文不便说什么。过了些时候，张可文向钱学森说，“树有皮，人有脸”，人家到底还是一个副教授，不能那样对待他。

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响。

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事情过去20多年，1980年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及，我的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

这话传到张可文的耳朵里，她感到茫然，不知钱学森所说的对他帮助很大是指什么事。

1987年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开会，张可文也去了。在会上，钱学森当着大家的面，指着张可文说，她曾经是我的秘书，对我帮助很大。

张可文依然不知所云，又不便于问钱学森。

直到2005年纪念钱学森回国50周年时，力学研究所的老人谈庆明研究员遇到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问起此事，方知钱学森说的是张可文“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对他触动很大。其实，张可文早就忘掉此事，经钱永刚重提，她才记起往事。

张可文说，钱学森如此虚心接受意见，错了就改，很令她感动。

在张可文担任钱学森秘书之后，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之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在“大鸣大放”中，要响应号召，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冲破美国的重重罗网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于是，张可文给钱学森贴大字报，说钱学森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为了响应号召，钱学森也不能不写大字报。钱学森给张可文写大字报，说她“太孩子气”。

钱学森平日在政治上出言谨慎，而且当时他正在争取入党，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受到冲击。

在钱学森入党时，入党介绍人有两位，一位是“天线”，即上面的领导，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另一位是“地线”，即钱学森所在单位的党员，最初指定张可文为“地线”。后来，“地线”改为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

张可文说，钱学森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是很真挚的。钱学森作为著名科学家，有很强的自尊心。在美国遭受那样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是极大的污辱。正因为这样，他回到祖国，他非常佩服毛泽东主席，因为毛泽东敢摸美国的“老虎屁股”，敢于与美国这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抗衡。所以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急切地要为祖国作出贡献。

从1956年7月张可文担任钱学森秘书，至1959年3月调离，前后两年半多时间。

张可文说及，“三钱”之中的另一“钱”——钱伟长，命运就大不相同。钱伟长当时虽然兼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但是主要工作在清华大学担任副校长。钱伟长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划入另册，撤销一切职务，命运乖戾。

聂帅挂帅“两弹”

自从钱学森从美国归来之后，不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关注钱学森在中国的一举一动，美国媒体记者也关注着钱学森。他们知道，找到了钱学森的轨迹，等于找到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动向。很遗憾，自从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钱学森如同掉进了“黑洞”，除了偶尔有关于“力学家钱学森”的报道之外，在中国媒体上找不到钱学森跟研制导弹相关的任何报道……

其实，自从钱学森归来，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在进行着。

也就在195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文章《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前半个月，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五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亦即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导弹研究院院长。关于这一重要的任命，《人民日报》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只见诸于中央军委与国防部的绝密文件之中。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属于保密单位，当时的代号为“0038部队”。

钱学森面临着当年陈赓大将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一样的处境，即从零开始。

钱学森的当务之急，就是从全国各地调集导弹研究人才。周恩来总理给了钱学森“尚方宝剑”，他作出指示，只要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校和军队中抽调。后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委指定组织部长亲自负责挑选审查，迅速调齐。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通知，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此前，在1955年７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工作。这样，聂荣臻挑起了“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和“航空工业委员会”（研制导弹）这“两弹”的领导重任。1957年，“两弹”之外又加一“星”，指挥这支特殊部队的司令官一直是聂荣臻元帅。据聂荣臻秘书柳鸣回忆说，得知钱学森回国，聂荣臻指示陈赓与钱学森接触，确定中国要搞导弹。

聂荣臻，1899年出生于四川江津（现属重庆市），字福骈。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0月，聂荣臻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回国，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

此后，聂荣臻身经百战：1927年作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八一起义；1931年12月，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与军团长林彪一起率红一军团屡建奇功；在抗日战争中与林彪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解放战争中，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与林彪、罗荣桓一起指挥平津战役，和平改编国民党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进军北平城……

解放后，聂荣臻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北京市市长。

聂荣臻是一个严肃的人。据聂荣臻秘书刘振杰回忆说，他在总参谋部与聂荣臻一起工作了3年，在办公室里只听他笑过一回。那是1950年的一天，刘伯承从南京来到北京，就住在聂荣臻的家里。刘伯承进城时，聂荣臻已经到总参谋部上班了。刘伯承就打来一个电话，开玩笑说：“总参谋长，我到北京来了，向你报到。”聂荣臻说：“你来了？缴枪没有？我这个北京市长是不许带枪进北京的。”说完，聂荣臻自己就笑了。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队武器装备工作。这时，聂荣臻工作的重心开始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转移到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成为十大元帅之一。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聂荣臻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聂荣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

聂荣臻戎马生涯半辈子，转为“两弹一星”总指挥，成为钱学森的“顶头上司”。其实，“两弹一星”工程相当于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调动知识界的千军万马。

“两弹一星”最初是“两弹”，因为当时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尚未上天，中国还没有开展对于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也就是说，在国防科研上，研制导弹和原子弹放在“先行”的地位，而在“两弹”之中，放在第一位的是导弹。

聂荣臻为人谦和，尤其是对科学家格外尊重，钱学森称之为良师，在他开列的曾经给予他深刻影响的17人名单之中，就有聂荣臻。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法国等都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

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

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研制成功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导弹。

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统一管理导弹研制工作的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等研究所，加速建立电子元器件研究所。

1956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聂荣臻《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等。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

一、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

二、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

三、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

四、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

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责成聂荣臻全权落实这个方案。

1956年5月29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聂荣臻元帅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专门的会议，商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选调技术骨干。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共33人出席会议。

聂荣臻作了主旨发言：“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国际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尽管困难很多，但中央下了决心。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诸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出席者谁都明白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事关重大，但是毕竟当时的人才分属于各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而要调走的往往又是业务上第一流的骨干。

就在许多“单位”的主管面有难色之际，陈赓大将的“大将风度”感动了所有的与会者。把钱学森推到导弹研究院院长的位置，陈赓是出了大力的，然而如今导弹研究院即将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首当其冲，业务骨干的第一供应大户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陈赓大将非常爽气，照顾大局。他说：“四年前‘哈军工’筹建时，全国、全军支援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回报国家的时候了。聂总，五院的筹建，我们学院将义不容辞，全力配合。”陈赓表示，“哈军工”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可以抽调6名教授，支援国防部五院。

陈赓大将思索了一下，又补充说，“哈军工”还可以增加3至4名专家、教授，支援五院。

陈赓大将这么一带头，别的单位也纷纷响应。很快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了许多业务骨干。

聂荣臻把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这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为中国研制导弹的骨干队伍。屠守锷、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都先后调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从“哈军工”调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第一批业务骨干是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这4位教授。接着，又抽调刘有光、卢庆骏等教授到五院。其中，任新民和庄逢甘正出差北京，陈赓叫他们别回哈尔滨，马上到钱学森那里报到。正因为这样，任新民回忆说，他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报到时，除了院长钱学森之外，只有他和庄逢甘两个人！

聂荣臻曾先后18次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

为了培养研制导弹的后备军，聂荣臻建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

聂荣臻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黄带子坟”的绝密研究院

有人还要有地方。紧接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院址。

聂荣臻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中央军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安东、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一起开会研究。

笔者在访问任新民时，他说安东曾经担任聂荣臻元帅秘书，精明强干，办事雷厉风行。安东原名安振威，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51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1952年6月兼任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协助代总长聂荣臻安排和处理日常工作。后来担任聂荣臻元帅秘书。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6年5月，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作委员会成立，安东为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

安东积极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寻找院址。

导弹研制部门是需严格保密的单位，设在北京城区显然不合适。经过中央军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安东的多方联络，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都表示可以腾出地方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位于车道沟的北京空军466医院、位于黄带子坟的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和位于西钓鱼台的解放军124疗养院作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址。

“黄带子坟”是一个老北京才知道的地方。“黄”，即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北京的紫禁城就叫作“黄圈圈”。清朝宗室叫作“黄带子”。所谓“黄带子坟”，也就是清朝宗室的安葬之处。

谁都没有想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在“黄带子坟”安营扎寨。钱学森就在这里摆开研制导弹的阵势。

很早就到“黄带子坟”上班的，是任新民和庄逢甘。他们当时出差北京，奉院长陈赓之命就赶到这里。他俩垒起一摞砖头，撂上几块木板，就开始工作。晚上就在那里睡地铺。聂荣臻和钱学森知道之后，都深受感动。有了这样一支铁打的队伍，中国的导弹事业就有希望了。

有了地方有了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从无到有了。

1956年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是一个值得两重纪念的日子：第一，这是钱学森回国正好1周年的日子；第二，这是钱学森所领导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的日子。就在钱学森跨过罗湖桥整整一年的日子里，这位导弹专家走上新中国导弹研究院院长的岗位。

车道沟北京军区空军466医院的食堂，变成了礼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这一天，成了新中国导弹事业奠基的日子。

200多人出席了大会。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聂荣臻、钱学森、李强、安东、钟夫翔等。

出席者大都穿着绿色的军装，而钱学森则穿着便衣——回国不久的他，当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

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仪式，宣布钱学森任院长，白学光为副院长。

聂荣臻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边学习边研究，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要下定决心，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我愿意同你们一起，当你们的“后勤部长”。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设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组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

100多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进入导弹专业训练班。钱学森开始为他们主讲《导弹概论》。

钱学森非常重视培养新生力量。他再三说，导弹靠一两个人是做不成的，导弹需要一大群人去做，需要培养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因为这样，他坚持亲自给新来的大学生讲课。

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成功的。

后来，钱学森在回忆往事时，感叹道：“那时中央军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军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军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

1957年2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一个不穿军装、没有军衔的人，领导着那么多军人，内中少将、大校、上校比比皆是，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由于钱学森具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军人们都佩服他的学问，服从他的领导。

建院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确定的建院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就。”

内中提及的“外援”，不言而喻是指苏联。

1957年3月，为了减少层次，国防部第五局与第五研究院合并。8月，任命谷景生为第五研究院政委，刘秉彦任副院长。11月16日，刘有光接替谷景生任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不久王诤任副院长。

就在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不久，一条来自台湾的消息在第五研究院引起热议：5月7日，美国宣布将在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美国空军部队。翌日，美国驻台军事指挥官宣布，导弹部队的先头部队已进驻台湾。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国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表示极大的愤慨。外交部的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必须对它的侵略行径负完全的责任。

美国在台湾部署导弹，形势逼人，要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尽快研制出自己的导弹，以对付美国的导弹威胁。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1957年11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两个分院。一分院，负责地对地导弹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包括总设计师、空气动力、结构强度、发动机和推进剂五个研究室；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包括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五个研究室。1961年成立了三分院，承担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液体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研究试验及全弹试车等任务。1964年成立了四分院，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

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

195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所属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为了加强对“两弹”研制工作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科学小组，聂荣臻为组长。

三个月后，聂荣臻向彭德怀汇报：鉴于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已经在军队和地方的研究机构、院校、工业部门广泛展开，单靠航委领导，已难以胜任，建议在航委的基础上，充实力量，改组为统一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

彭德怀表示赞成，要聂荣臻代军委起草向中央的报告。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958年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任命聂荣臻为国防科委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安东任国防科委秘书长。后来，又增加了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为副主任。国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拥有四个分院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为中国导弹的分工细致、学科完备的研制机构，成为中国导弹起飞的坚实基础。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据钱学森的学术秘书刘兆世回忆，当时进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必须持通行证。通行证分甲、乙、丙三种，每一种通行证又分为有没有圆圈。刘兆世所持是甲字带圆圈的通行证，可以在全院各部门进出。钱学森所持的代字加圆圈的红色通行证，不仅可以在全院各部门进出，而且可以带没有通行证的人一起进出。这种红色通行证，只限于几位院领导持有。

有一回，刘兆世陪同钱学森前往空气动力所，警卫战士看了刘兆世的通行证，放行了。可是警卫战士却把钱学森挡在门外，因为他没有见过代字加圆圈的红色通行证。刘兆世赶紧进去，把庄逢甘所长请出来，这才使钱学森得以进门。庄逢甘所长要批评那位警卫战士，钱学森说警卫战士没有错，错误在领导，没有把各种通行证说清楚。

钱学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倾斜，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的日子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每周六天之中（当时每周只休息一天），周一至周五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上班，只有周六才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上班。不过，在种种对外的报道中，钱学森总是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出现。

关于“中将”军衔的传说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客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这是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专机。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副团长是第三机械工业部长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

这个代表团总共31人，大多数团员身穿军装。虽然名为“工业代表团”，实际上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两弹”代表团，就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研制“两弹”进行谈判。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出现在代表团之中，不言而喻，他代表“两弹”之中的导弹。

第三机械工业部长宋任穷出现在代表团之中，则代表“两弹”之中的另一弹——原子弹。

1956年11月，成立了由宋任穷任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其实就是原子能工业部。在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称二机部。

那个年月，中苏两国的关系不错，作为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苏联给中国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在“两弹”技术方面，也积极争取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先下手为强，把以冯·布劳恩为首的大批导弹专家带回美国，还把大批德国制造的导弹以及相关设备运往美国。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之下，美国很快就掌握了导弹技术。

苏联虽然晚了一步，但是德国两大导弹基地——佩内明德和诺德豪森，都在苏占区的版图之内。苏联尽量寻找剩余的德国火箭、导弹专家，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他是德国佩内明德火箭中心制导控制系统的专家。苏联搜寻了3500名德国工程师、技工和他们的家属，集中到莫斯科以北200千米的格罗多姆利娅岛上，在那里建立了第88研究所。苏联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以德国V-2火箭为蓝本，仿制成功第一枚国产P-1导弹，在1947年10月18日试射成功。从此，苏联掌握了制造导弹的技术。

美国和苏联都是在德国导弹专家的帮助下，以德国V-2火箭为蓝本，加以改进，试制成功导弹的。那么，中国能不能以苏联的导弹为蓝本，仿制出自己的近程导弹呢？

1956年1月12日，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陈赓大将在接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德鲁瑟夫斯基时，征询苏联方面对中国发展火箭、导弹的建议，并提出请苏联提供导弹图纸、资料及有关技术援助的问题。

1956年8月，聂荣臻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出面，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请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于中国的导弹技术方面的援助只限于培训，他们可以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还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另外，可以为中国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P-1型地对地导弹模型。这表明，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给予中国的帮助是有限的。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为了镇压匈牙利的反对派，赫鲁晓夫派出苏联军队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街头响起苏军坦克的轰鸣声——20万苏军长驱直入匈牙利。顿时，世界上响起一片谴责声，苏联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此后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把政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等赶下台，独揽苏联党政大权，但是赫鲁晓夫立足未稳，又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于是，苏联显示出对于中国的“格外友好”，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聂荣臻认为时机到了，请示周恩来总理可否再向苏联提出给予国防新技术上的援助。所谓“国防新技术”，也就是“两弹”。

周恩来指示，可以找阿尔希波夫一谈。

伊·瓦·阿尔希波夫就住在北京。1950年，他受斯大林的派遣来到中国，出任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58年。回国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晚年，作为中国的友好人士，阿尔希波夫担任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6月18日傍晚，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来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拐角处的小楼，拜访住在那里的阿尔希波夫，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在“国防新技术”上给予帮助。

阿尔希波夫当即表示，马上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

7月20日，聂荣臻和李强应邀再一次来到东交民巷那幢小楼。阿尔希波夫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聂荣臻副总理开始组建代表团，准备赴苏联谈判。

关于钱学森访问苏联，曾经有过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苏联国防部提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属于高度保密的单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中，只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在代表团成员之中，钱学森是最资深的中国导弹专家，他是必定要去参观苏联那些高度保密的单位。然而，钱学森没有军衔，更谈不上“高级军衔”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建议中央军委马上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幽默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毛泽东得知此事，说道，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中央军委很快就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于是，钱学森佩中将军衔，出现在苏联。

虽然这一传说有鼻子有眼，但是有三个明显的漏洞：

一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里面查不到钱学森；

二是从未见到钱学森佩中将肩章或者领章的照片；

三是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没有查到相关的记录。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这纯属讹传，他说：“造谣都造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头上去了！”

钱学森本人也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说过：“这是误传。”

钱学森是在1970年6月12日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时入伍的。从那时起，钱学森才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在此之前，钱学森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怎么可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

关于钱学森本人否认曾经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事，韦锡新给笔者寄来他的文章，讲得最为清楚。钱学森称，关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小道消息”，不要相信：

1985年11月7日，我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的王建新同志，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汇报工作。当时，钱老除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等职务。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当面问他回国后是否被授予军衔一事，钱学森直截了当地说：“我回国后没有被授予军衔。在（国防部）笫五研究院工作时，我这个院长没有穿过军装，后来调到国防科委，穿上军装，已取消军衔制了。”我又问，有次您去苏联访问，为了便于工作，被授予中将军衔，有这回事吗？钱学森说，根本没这回事，我是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去的。最后钱学森对我说，不要轻信小道消息。

钱老讲这些事情时，在场的有我和王建新两个人。如今王建新可以证明。

在钱学森1970年6月入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军衔。1965年5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军衔制。

当时，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苏联方面对他格外注意，因为苏联方面知道钱学森的学识和阅历，知道在1945年钱学森曾经作为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上校考察了德国的导弹基地，审讯了德国导弹专家。钱学森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当时的苏联导弹尚处于仿制德国导弹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在参观苏联导弹基地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请钱学森去给大学作讲座，或者安排与苏联科学家见面。苏联方面对钱学森解释说，那些导弹你在德国、美国都看过，不值得去参观，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你，不值得费时去参观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

在访苏期间，苏联科学院邀请钱学森作讲座。钱学森就工程控制论作了讲座，因为一年前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刚在苏联出版。钱学森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引起苏联科学家们的莫大兴趣。

钱学森先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考察德国导弹基地，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苏联的导弹专家进行了交流。丰富的阅历，使他在领导新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中视野开阔，经验丰富。

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这次访问苏联，正处于苏联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的时候，所以受到高规格、友好的接待。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1957年9月7日飞抵莫斯科之后，从9月9日开始谈判，分为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苏联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共五章二十二条。

根据这一协定，苏联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应中国四种导弹（P-2，C-75，C-2，K-5M）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外，还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允诺在1960—1961年间供给P-2导弹的技术资料。在1959年4月前，苏联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

在苏联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聂荣臻作出这样的判断：“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

聂荣臻和钱学森考虑到苏联方面愿意提供关于研制导弹的有限的技术帮助，决定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的步骤：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美苏争霸太空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争。

人类是在1957年10月4日，首次叩开宇宙的大门。这一天，苏联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开创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纪元。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是火箭专家谢尔盖·科罗廖夫。1954年5月27日，谢尔盖·科罗廖夫向日后担任苏联国防部部长的乌斯季诺夫提出发展人造卫星计划。

1955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发布新闻：美国将于1957年即国际地球物理年（IGY），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来自美国的消息，大大刺激了苏联政府。一个多星期之后——1955年8月8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科罗廖夫关于发射苏联人造卫星的计划。

1956年1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立案，为了保密，以“D”为代号，计划于1957至1958年发射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但是由于运载火箭以及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科学仪器未能如期达到设计要求，“D”不得不推迟到1958年4月发射。

然而来自美国的情报表明，美国正在加紧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准备工作。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抢在美国之前发射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加快了“D”的进程。

为了抢得“世界第一”，谢尔盖·科罗廖夫简化了设计中的人造地球卫星，以求加快进程。只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制成一颗简易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代号改为“PS”。

“斯普特尼克1号”原定于1957年10月6日发射，但是苏联情报部门突然获悉，美国可能会在1957年10月5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谢尔盖·科罗廖夫匆忙改变计划，决定提前到1957年10月4日发射。

1957年10月4日格林尼治时间19：28：34（莫斯科时间22：28：34），苏联从当时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草原上的拜科努尔太空中心，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造成全球轰动，尤其是极大地冲击和刺激了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与苏联对于德国火箭、导弹专家和设备的你争我夺，就已经显现出激烈竞争的端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竞争的格局确立，两大阵营逐步形成。美国向来自以为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而这一回却落后于苏联。美国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宣布为“国耻日”，也有人称为“斯普特尼克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甚至要“查一查美国的小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苏联精心选择了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时机，即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前夕。

“斯普特尼克1号”其实是一颗非常简单的人造地球卫星，球形，铝合金，有两个雷达发射器和4根天线，能够向地球发出信号报告太空中的气压和温度变化。

作为苏联最大的同盟国中国，对于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表现出欢欣鼓舞之情。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中国婴儿，成千上万地取名为“卫星”“星宇”“征宇”“征空”之类。

作为中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予高度评价。钱学森指出：

苏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今年10月4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一个球形体，它的重量是83.6千克，它的直径是58厘米，卫星的轨道高度平均是900千米，周期是96分钟……

钱学森毕竟是火箭专家，他从火箭技术的角度评论道：

这一颗卫星的重量和体积看来并不惊人，但是，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发射这颗卫星的工具上去。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发射卫星的工具是一个三级火箭……

因此，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标志着科学工作者在火箭研制上的高度成就。用三级火箭连续将卫星送入近于圆形的轨道，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工作要求非常精确的控制和遥测系统。所以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标志着苏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自动控制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高度成就。

就像杂技场上，观众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在大力士肩上表演的身材小巧的小姐，而钱学森关注的是底下的大力士。钱学森以为，苏联能够把“小姐”——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关键还是在于底下的“大力士”——火箭。这充分显示，苏联的火箭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确如钱学森所分析的，苏联从1954年就开始研制P-7洲际弹道式战略导弹。1957年8月21日，P-7首次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并获得了成功。接着，苏联在P-7战略导弹所用的运载器基础上改装成卫星号运载火箭。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是用卫星号运载火箭送上太空的。

钱学森推测，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用“三级火箭”送上太空。对于当时的火箭技术而言，“三级火箭”可以说是最高水平了。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终于透露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内幕，当时苏联还没有掌握“三级火箭”技术，所用的卫星号运载火箭，只是一枚一级半型的火箭！所谓“一级半”，也就是芯级是一枚单级火箭，四周捆绑4个助推火箭。卫星号运载火箭全长29.167米，起飞时总重267.3吨，起飞推力达3904.4千牛顿。芯级火箭是液体火箭，采用液氧和煤油做推进剂。4个助推器采用的也是液体火箭，同样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起飞时，中间的芯级火箭与4个助推器同时点火；飞行120秒后，助推器的发动机关机，并同芯级火箭分离；芯级火箭继续工作180秒，当火箭达到卫星入轨速度后，芯级火箭的发动机关机，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钱学森还指出，苏联的这一成就预示着可以用火箭推动飞机高速飞行——这是他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设想：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级星际航行的先锋。但是，它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意义并不限于此，它对地球表面本身的交通也指出了新的可能：就是用火箭来推进弹道式的飞机，因而创造出超高速的交通工具……

钱学森也指出，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意味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苏联并不是第一个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国家，第一个制成现代大型计算机的是美国。但是美国先有了这个有力的工具，却不会好好使用它；真正使用了计算机的是苏联。这是什么缘故？我看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他们充满了个人主义，争权夺利，因而做实验的看不起做理论的，做理论的也看不起做实验的。两方面的人，合作不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有效地使用计算方法是等于用理论的方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理论工作者必须和实践工作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做不到的。而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决不是一种机械的连接，而是辩证唯物的。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光辉领导下，科学技术工作者才能普遍地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把这一项宝贵的原则灵活地运用到所有的问题上去，从而取得卓越的成就。

钱学森把苏联的成功归结为“社会主义优越性”：

苏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最近在人造地球卫星上，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科学领域上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是由于有党领导的科学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钱学森的这番讲话，马上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美国的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写道：

钱学森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表了洋洋万言的长篇评论，以致对美国造成无比的冲击。美国知识界人士抱怨美国政府逼走了钱学森，以致钱学森个人价值、钱学森的科学知识为中国大陆共产党所利用……

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引发一场热火朝天的太空竞赛。

苏联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不到一个月，1957年11月2日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2号”。“斯普特尼克2号”要比“斯普特尼克1号”大得多，因为运载了一只名叫“莱依卡”的小狗，又一次轰动了世界。莱依卡成了第一个飞上太空的动物明星。

不过，那时候苏联还没有掌握卫星的回收技术，所以莱依卡在太空中飞行了4天之后因氧气耗尽而悲惨地死去。“斯普特尼克2号”在太空中绕地球2570圈之后，于1958年4月14日坠落，在进入大气层时销毁，莱依卡的遗体也随之“火化”。

美国急起直追，终于在1958年2月1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量仅为8.3千克，形状为圆柱体。

这样，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在太空中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谁都明白，这场角逐并不仅仅只是表现各自在太空中的“绝招”，更重要的是，卫星是用火箭推上太空的，而火箭是军事力量的重要象征，因为火箭可以装载卫星，当然也就可以运载导弹；火箭可以把卫星送上太空，也就意味着可以把导弹运载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人造地球卫星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火箭技术的竞争。

手心上的神机妙算

1958年1月5日，钱学森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作为中国的专家，协助寻找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残骸。

“斯普特尼克1号”自从1957年10月4日发射成功之后，在太空运行了22天，由于卫星上的电池电能耗尽（那时候还没有配备太阳能电池），失去了工作能力。“斯普特尼克1号”围绕地球运转了6000万千米，于1958年1月4日从太空向地球坠落。

在“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中国政府，宣称“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的地点很可能在东亚，其中落在中国领土上的可能性最大。对于苏联来说，“斯普特尼克1号”不论是进入大气层之后烧焦或者是坠落地面时撞成一团碎片，残骸都极具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当时，中苏关系良好，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答应尽力帮助苏联寻找“斯普特尼克1号”残骸。这一紧急而又特殊的寻找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当即把这一紧急情报通报各军区，逐级下达。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通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请钱学森院长关注此事。

没几天，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报告，说是一位战士在值夜班时，看见一团火从天而降，划过夜空。会不会是“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很重视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的报告，决定从北京调一架专机飞往那里调查。王尚荣把任务交给了林有声，并请钱学森作为专家前去调查。

林有声，1938年9月入伍，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参谋、训练队长、军分区作战股长、参谋、主任、团参谋长、副团长、31师副参谋长、12军参谋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在朝鲜作战时，在上甘岭采用坑道战术，建树功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林有声曾经听过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的讲座。但是与钱学森共同执行任务，还是第一次。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林有声回忆当年，讲述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关于钱学森的故事：

这次前往实地考察的总共只有七八个人，除了空军派来保障飞行的一位干部，以及总参谋部派来的我外，其他的都是专家。钱学森和其他专家一样都是身穿中山装，穿着很朴素，个子也不高，中等身材，但绝对是一表人才。

那架专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苏联飞机，最多也就只能坐十几个人，飞机里面的噪音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没多说话。飞机飞得很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的时候是上午9点多钟。旅大警备区的司令员曾绍山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安排了吃住。曾绍山说，已经派了大队人马按照那位士兵所说的方位去找那颗卫星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等有消息了就带专家一起过去看。

钱学森不住地问问题，问得很详细。等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后，钱学森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于是就跟曾绍山商量，让他们也一起去现场找找看。这时已经11点多，曾绍山就说要不等吃过饭再去。但钱学森不同意，说哪怕晚点儿吃饭或者不吃，也要尽快去核实一下。曾绍山经不住再三要求，于是就带专家们一同前往现场了。

到了现场后，钱学森请部队同志把那位发现卫星降落的士兵叫来，让士兵把当时看到的情况再详细描述一遍，又让士兵回忆当时所站立的具体位置，然后又问他当时头摆在什么方位时看到火光的，火光从哪里划到哪里，成什么角度。钱学森一边让士兵模拟还原现场，一边就用笔在左手手心里写写画画。

因为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要带纸笔给专家备用，所以当时钱学森就只好拿钢笔在自己的左手心里画。我当时就站在钱学森的旁边，看到他手心里画着一条抛物线，下面是一些阿拉伯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外行可就看不懂了。

就这样，钱学森不停地写写画画，不一会儿他对我和其他专家说：“从士兵所描述的轨迹来看，不像是苏联卫星的轨迹。就算是那颗卫星的轨迹，按照这个火光飞行的角度，落在这里的可能性也不大，起码落在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不在中国。”

钱学森得出结果后，就让曾绍山通知大家不用再找这颗卫星的遗骸了，这样会浪费大家的精力。这时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大家赶回市里，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就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了。

下了飞机后，这时北京的街边路灯已经亮起，专家们都各自回家了，而我还要赶回单位汇报工作。到了单位，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钱学森计算得没错，卫星确实不在我们国家，苏联大使馆发来最新通报，卫星好像落到了阿拉斯加了。我听后，对钱学森敬佩不已。

没有仪器，没有电脑，连一张纸也没有，钱学森凭借在手心划划算算，就准确地判断，苏联卫星“起码落在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不仅亲历者林有声将军对钱学森敬佩不已，所有的本书的读者也会对钱学森敬佩不已。

钱学森那划划算算，除了他深谙火箭、导弹、卫星技术之外，还有他那从小培养的数学才能。难怪在美国的时候，连冯·卡门都一再夸奖：“钱的数学能力极强。”“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钱学森手心上的神机妙算，从一个小小的事例，折射出他的深厚的科学功底。

在钱学森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之后，每当苏联在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方面有了新的进展，钱学森总是应邀发表谈话、文章、评论。钱学森的身份，也总是“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力学家”，从不涉及钱学森的“秘密身份”，诸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例如：

1958年5月17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话，“谈苏联第三个卫星发射成功的意义”；

1958年10月5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话，“纪念苏联红月亮上天一周年”；

1959年１月８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北京作了一次关于苏联宇宙火箭问题的报告。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谈宇宙火箭和星际飞行》。

 

满洲里车站的庞然大物

满洲里，中国北端的边境小城。这里原名“霍勒津布拉格”，蒙语的意思为“旺盛的泉水”。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这里建成中东铁路西部线的火车站，成为从俄国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首站。由于当时俄国惯称东北为“满洲”，于是就把这首站称为“满洲里站”，沿用至今。

满洲里的冬日天寒地冻。1957年12月20日，从苏联开来的2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

这趟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客，中间是载货，所有的货物都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从列车上下来的，清一色是苏联军人，其中军官37名、士兵65名，总共102人。

月台上，一位身穿上校军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带领一群中国官兵对于远方来客表示热烈欢迎。列车上的货物的秘密交接仪式在满洲里举行。那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在交接书上用中文签下“任新民”三个字。在出发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对任新民和随行人员说：“这次任务是一次重要的秘密行动，谁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任新民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很多随行人员只知道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但是并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更不知道从苏联运来的“大家伙”是什么东西。

这是根据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向中国提供的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琴科少将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将于12月下旬用火车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苏军火箭营102人随同前来中国执行教学任务，教学时间为3个月。

任新民告诉笔者，当时的苏联P-2型地对地导弹，实际上就是对德国的V-2型地对地导弹稍加改进。

任新民所带领的那支部队，是为了迎接从苏联运来的导弹而刚刚组建的中国的“火箭军”——导弹部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1958年8月21日改名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教导大队），属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这支部队最初由两部分人所组成，一部分是从全军选调的一批政治素质好、年富力强的各类专业干部和学员，另一部分是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选调的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大多数是1956年和1957年大专毕业生，共计570人。这支部队的大队长是孙式性上校，政治委员为宋杲上校。炮兵教导大队人员从12月9日才开始集中。12月中旬，由大队长孙式性上校率领50人组成的接装组，跟随任新民上校前往满洲里接收苏军装备和迎接苏军。

苏联铁路用的是宽轨，中国铁路用的是窄轨，苏联列车无法驶入中国，列车上的货物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卸下，装上中国的列车。

为了保密，卸货、装货都在夜间进行。车上载有庞然大物——两枚苏制P-2型地对地教学导弹，一个导弹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

转运到中国列车之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专列在沿途不做停留，直奔北京。这两枚苏制P-2型导弹到达北京之后，一枚运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解剖”研究用；另一枚运往长辛店中央马列学院。把导弹运到中央马列学院干什么？原来，中央马列学院亦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刚从那里搬到北京颐和园附近，而旧校址成了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营房。

苏联导弹成了中国的“过继儿子”

1957年12月24日，苏制P-2型导弹运抵长辛店，同期到达的还有以布里奥·波列任斯基中校为首的苏军火箭营官兵102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营房，举行了欢迎仪式。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和钱学森出席了仪式，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说了一句深刻的话：“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钱学森则对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批学员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是苏军战斗序列中退役的装备，所以叫作“教学导弹”，是供教学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

炮兵教导大队经过一夜奋战，在25日晨把P-2型导弹全套技术装备卸装入库。

在苏军火箭营官兵的帮助下，炮兵教导大队开始组装P-2型导弹。苏制P-2型导弹弹长17.68米，直径1.652米。炮兵教导大队官兵很快就发现，把导弹竖起来之后，目标就暴露了。学院只有一幢四层楼房，无法遮住导弹。于是，官兵们就在导弹四周搭起一个高高的席棚，把导弹围了起来。

P-2型导弹起飞重量20.5吨，射程600千米。全弹由头部、稳定裙、酒精贮箱、液氧贮箱、中段壳体、仪器舱、尾段和发动机等几大部分组成，尾部装有4个梯形尾翼。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弹头采用常规装药。

就连任新民都没有看见过导弹，更不用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那些科技人员——其中的例外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差一点被德国导弹炸死的黄纬禄。任新民回忆说，当时见过导弹的，只有钱学森和黄纬禄。大家兴奋地在席棚里参观这个来自苏联的“过继儿子”。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们听说这枚导弹的最大射程为600千米，都非常惊讶：这么大这么重的家伙，能够“飞”起来命中600千米处的目标？

黄纬禄说，解剖P-2型导弹的过程中，不时地牵起他对伦敦博物馆V-2火箭实体的回忆。那虽是不到两小时的参观，却留下了大致的印象，跟眼前P-2导弹比照，他感觉构造大同小异，没特别之处。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导弹训练班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钱学森说，对火箭导弹武器装备来说，我们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是刚刚起步，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启蒙老师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

导弹训练班采取严格的保密制度。学员听课时，笔记一律记在保密本上，下课、吃饭时交到保密室保管。外出时不许带听课笔记。

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3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第二期、第三期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导弹训练班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建立中国的导弹部队打下扎实的基础。

1958年3月15日，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陈锡联上将、杨成武上将前来炮兵教导大队参观导弹，钱学森陪同并作了讲解。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经历过无数战斗的将帅，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导弹。他们鼓励钱学森，尽快把中国的导弹造出来！

有了导弹，还要建设导弹靶场。在苏制导弹运抵中国的同时，1957年８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

1957年9月25日，按照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指示，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并授予“0029部队”代号。

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在1957年派遣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前来中国，帮助选择并修建导弹试验靶场。导弹飞越的距离大，必须选择开阔而又人烟稀少的地方。

1958年初，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苏联盖杜柯夫少将等人组成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乘坐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又从上海飞到青岛一带的海滩，再到大西南崇山峻岭。最后，苏联专家选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而且人口不多。苏联专家盖杜柯夫说：“我看这里就很好，也便于保密。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也是建在这种地方的。”

当时参加勘察的孙继先中将表示不同意，认为这里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将会增加人力、物力消耗。再说这里离边境太近，靶场地形开阔，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到达这里用不了两小时。如果选择在银川一带建立靶场，那里有山有滩，附近就是黄河，建设成本比较小。

苏联专家反对在银川建场，认为那一带地质条件不好，区域也不够宽阔等。

中央军委开会反复比较额济纳方案和银川方案，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

1958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完勘察选场报告后，批示交中央书记处处理。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审核后，最后确定以西北部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陆上靶场的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以孙继先中将、栗在山少将为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

经过中央军委同意，开始在那里建设导弹试验靶场。

由于额济纳地区邻近甘肃酒泉附近，所以后来被人们称为“酒泉基地”——其实，如今的酒泉航天城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

“酒泉基地”的代号为“20基地”。

这里原本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荒芜绝人烟，风吹石头跑”。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秘密回国，10万将士在陈士榘上将指挥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60年8月在额济纳地区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导弹试验靶场，并通了火车，建成后移交二十兵团使用，所以从此代号叫“20基地”。另外，还建设了鼎新军用机场（空军清水14号）。鼎新军用机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以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南75千米。

起初，酒泉基地只是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后来随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那里发射，演变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配套设施的鼎新军用机场经过多次扩建，成为亚洲最大的军用机场。

另外，中国还逐步建设起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五试验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第六试验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第七试验部）等发射试验基地。

 

　“响尾蛇”与“萨姆”导弹的较量

苏制P-2型导弹属于“地对地导弹”，用于陆地作战。中国从苏联引进P-2型导弹的同时，还引进“萨姆-2”型导弹（又称“C-75”型导弹）。“萨姆-2”型导弹属于地对空导弹，用于防空。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引进“萨姆-2”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

世界上最早的地对空导弹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研制的，称为“莱茵女儿”和“瀑布”等。其中“瀑布”地对空导弹的技术相当成熟。在德国地对空导弹技术的基础上，苏联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制成了地对空导弹。其中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叫“萨姆”，即英文缩写词“SAM”的音译名，意为“地对空导弹”。从1955年开始，苏联已经用“萨姆”武装部队。苏联的“萨姆”导弹有十几个系列，当时已经生产了上万枚。

中国很在意苏联的“萨姆”导弹。这是因为从1955年8月，由美国出钱出机、国民党空军出人，在台湾建立了一支专门搜集大陆情报的高空侦察机中队。起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用苏制“米格-17”“米格-19”歼击机击落多架台湾高空侦察机。然而，到了1958年，台湾用美制改进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侦察，飞行高度达1.8万至2万米，机上装配有4部航空相机，能对长约4000千米、宽约70千米的地面目标进行侦察照相。“米格-17”“米格-19”歼击机飞不了那样的高度，只得“望高兴叹”，无可奈何。

以1959年1月至3月为例，蒋军用美制改进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对大陆高空侦察了10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米格-19”歼击机起飞109批202架次，其中106架次发现了敌机，但敌机飞得太高，当时的“米格-19”歼击机实际升限不足1.8万米，无法歼击敌机。

什么武器能够对付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呢？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率团参观苏联在远东军区组织的军事演习时，被一种新式的防空武器吸引住了，那就是“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这种地对空导弹是高空侦察机的克星。

1950年以来，苏联不断受到北约高空侦察机的骚扰，斯大林下命令研制地对空导弹。苏联终于制成了“萨姆”防空导弹。

面对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的一次次深入中国腹地侦察，中国急于从苏联引进“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中国从苏联进口“萨姆”防空导弹。

1958年7月，中央军委作出组建地对空导弹部队的决定。

1958年9月，中国空军建立了导弹学校，聘请12名苏联专家授课，以培训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

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对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

1958年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4套“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两套装备空军部队，1套给钱学森所领导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进行仿制，1套给20基地（酒泉发射基地）做试验用。

苏联派出一个导弹营帮助中国进行战斗训练。中国组织了两个导弹营，一个营参与训练，另外一个营不直接参加，在一旁观看。

打靶训练在宁夏贺兰山以西进行。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

从此，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地对空导弹部队。1959年8月6日，国防科委下达了实弹演习任务。从8月22日至9月4日，共发射6发“萨姆-2”型导弹，其中3发命中目标。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的日子，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就在这一重要节日到来的前前后后，在中国上空发生了激烈的“导弹较量战”。

1959年9月11日，组建不久的三个导弹营奉命抵达北京，参加保卫首都庆祝国庆10周年战备任务。这支导弹部队把攻击的目标，锁定那横行霸道多日的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决心要把RB-57D揍下来。

然而，就在国庆10周年前夕——195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电讯稿《美国侵略者指使蒋机使用“响尾蛇”导弹》，随文还刊登了5幅“响尾蛇”导弹残骸照片。

那是在9月24日上午，24架蒋介石空军F－86战斗机分两批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直扑温州地区上空。

9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罗烈达中队与24架蒋介石空军战机在温州地区上空遭遇。解放军空军王自重所驾米格战机在战斗中掉队，被12架敌F－86战斗机包围。王自重在击落两架F－86飞机之后，被蒋介石空军战机发射的“秘密武器”击中，机毁人亡。

蒋介石空军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来自美国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这是世界空战史上第一次使用空对空导弹。

“响尾蛇”导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被冠以响尾蛇之名，源于它是仿照响尾蛇的原理制成的。响尾蛇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小动物，是由于响尾蛇两只眼睛的前下方各有一个漏斗状的小窝，这对小窝是一种极强的“热感受器”，能“看见”红外线，人们称之为“热眼”。仿照这一原理，在导弹上安装了人造的“热眼”，使导弹自动跟踪敌机的喷火口，就能准确地击中对方的飞机。

1953年，美国研制成功“响尾蛇”空对空导弹。1955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响尾蛇”导弹代号AIM－9B，是世界上第一种被动式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弹长2.84米，重70千克，发射距离1—7.6千米，最大射程11千米，内装4.8千克烈性炸药。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坠落在温州的导弹残骸，得知蒋介石空军使用了美国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这一空战发生在国庆10周年前夕，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加强了北京的空中戒备。

受成功使用“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鼓舞，台湾方面计划在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派出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进行骚扰。可是，那天北京有薄云，不利于高空拍照。台湾方面只得推迟计划。北京一连数日都有薄云，直到10月6日多云转晴。

于是，在10月7日9时，一架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以19500米的高度进入中国大陆。像往常一样，这架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大摇大摆，毫无顾忌，深信在那样的高度无敌手，肆无忌惮地直扑北京。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营进入战斗状态，等待着空中猎物的到来。

距离越来越近。

12时4分，飞机进入导弹二营火力范围。在敌机距离只有125千米的时候，营长岳振华命令：“导弹三发！”三枚“萨姆-2”型导弹腾空而起，从高空传来了火光和爆炸声——击中目标！

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的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18千米的田野上，上尉飞行员王英钦也当场毙命。

这次战斗，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因为虽然当时美、苏、英、法等国都研制了地对空导弹并装备了部队，但是从未用于实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用“萨姆-2”型导弹击落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成为世界上在实战中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第一例。

新华社低调地报道了这一胜利，只是说在华北上空击落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是用什么新式武器打下的。

台湾和美国深为震惊。从此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再也不敢旁若无人地在中国大陆上空侦察。

从1959年9月24日到10月7日，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不论是“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打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米格战机，还是“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击落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这两个“首次”，都充分说明了导弹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中共高层认识到导弹的厉害，加快了中国研制导弹的步伐。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萨姆-2”型导弹为样本，加紧仿制。

然而，也就在1959年国庆节，应邀访华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谈中产生了严重分歧。苏联中断了向中国出口“萨姆-2”导弹。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响尾蛇’导弹事件”，加深了中苏之间的裂痕。

所谓“‘响尾蛇’导弹事件”，是指在温州地区上空的那场空战之后，在飞行员王自重牺牲的现场，除了找到１枚“响尾蛇”导弹残骸之外，还意外地发现４枚没有爆炸的“响尾蛇”导弹！

那枚“响尾蛇”导弹残骸当然是击中王自重座机之后掉下来的，至于那４枚没有爆炸的“响尾蛇”导弹，估计是其他蒋军飞机射出的，由于没有击中目标，就从空中落了下来。不言而喻，这４枚完好的“响尾蛇”导弹是极其重要的军事研究“标本”。

苏联很快就得知这一消息。当时苏联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这４枚完好的“响尾蛇”导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物，从中可以窥视美国的空对空导弹的秘密。他们要求中国方面提供这４枚“响尾蛇”导弹。

可是，中国方面左一个借口，右一个借口，一直拖着，不肯把“响尾蛇”导弹交给苏联。当然，“老大哥”心中也明白，这是中国对苏联中断了“萨姆-2”型导弹出口的报复。

终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狠话了。他说，你们从陆军到空军到海军哪一件先进武器不是苏联提供的？我们管你们要个导弹，还不是你们的，是美国人的，你都不给，还算是兄弟党？还算是兄弟国家？

拖了一阵子，中国方面终于愿意给苏联提供美国的“响尾蛇”导弹。

不过，运到苏联之后，苏联专家一看，美国的“响尾蛇”导弹都被中国的专家拆过，而且最关键的远红外线的制导系统——也就是“红眼”，据说在“响尾蛇”导弹坠落时摔坏了！

至于曾经仔仔细细研究过美国这几枚“响尾蛇”导弹的中国导弹专家之中有没有钱学森，这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如此，苏联专家还是从这几枚“响尾蛇”导弹中得到莫大的启发，研制成功苏联的“环礁”空对空导弹。

由于苏联中断了向中国出口“萨姆-2”型导弹，中国的导弹部队只剩下50多发导弹，而要防守的却是960万平方千米的广大国土。

不言而喻，中国必须尽快地研制国产的地对空导弹。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加紧了自制国产的地对空导弹的步伐。

发生在1959年的这场“导弹战争”，表面上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导弹上的较量，其幕后却是中国、苏联、美国之间在导弹领域的角逐。

1957年的“震撼弹”

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

阳光伴着小草一点点长大。

我把阳光攥在手里，

想和他说说心里话：

谁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家乡又在哪？

阳光他调皮地看着我，

就是不回答。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什么呀？

这首生动活泼的橡皮虫儿歌《这是为什么》，是那么的欢快。然而，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也叫《这是为什么？》，那文字却是那么的咄咄逼人：

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

《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社论《这是为什么？》，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块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一场名叫“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暴风骤雨一般席卷着中国大地。

在美国生活了20年，回国才1年多的钱学森，从来没有领教过中国政治运动的滋味。20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盛产”政治运动，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诚如钱学森在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中所说：“我们的党提出了整风的号召，整风运动开始后，跟着就是反右派，搞干部下放，然后是查五气、反浪费、反保守……”那时候，钱学森回国才两年多，就要经受“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干部下放”“查五气”“反浪费”“反保守”这么多政治运动。

对于钱学森来说，头一回接受“阶级斗争”风雨的洗礼。什么“大鸣大放”，什么“大字报”，什么“批判会”，什么“斗争会”……钱学森从来没有见过。那时候的中国，由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很多人成了“老运动员”。可是对于钱学森来说，却是平生第一次经受中国政治运动的洗礼。

报纸上铺天盖地般登满“大批判”文章，指责章伯钧、罗隆基是“大右派”，“章罗联盟”是“右派分子”的核心，还指责储安平是“最反动”的“右派分子”……

笔者在采访当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的罗涵先先生时，对于他当年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表示惊讶，因为他当时还身兼罗隆基秘书，而罗隆基是中国第二号“大右派”。罗涵先笑着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大鸣大放”中非常积极，每次“鸣放”会上都有许多人排队争着发言。每当轮到罗涵先要发言时，别人就说，你是中央秘书长，发言的机会有的是，就“让”一下吧。罗涵先就这样一让再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所以罗涵先在“大鸣大放”期间没有“鸣放”，也就没有“右派言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过，从罗涵先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当年“大鸣大放”的盛况。

钱学森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没有什么交往，读着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文章，还有点隔岸观火的感觉。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和深入，中国科学界也“揪”出众多的右派，就连钱学森担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也“揪”出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钱学森所熟悉的朋友，一个个“中弹”，如同一颗颗炸弹在他的脚边爆炸，剧烈地震撼着钱学森。

第一个震撼弹，就是朱兆祥被打倒了！

朱兆祥是钱学森最熟悉不过的了。钱学森一跨过深圳的罗湖桥，代表中国科学院前来欢迎他的就是朱兆祥。在钱学森回国之初，朱兆祥每天都陪伴着钱学森，陪着钱学森到广州、到上海、到北京、到东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初建的日子里，朱兆祥作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给予钱学森许多帮助。在钱学森的眼里，朱兆祥是党的代表，向来对他非常尊敬。

确实，在科学界，朱兆祥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他早在1940年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朱兆祥竟然“中弹”，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

从此，朱兆祥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消失了。后来被“流放”到合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做砖头！

第二枚震撼弹，那就是钱学森的助手被“划右”！

钱学森的助手、《工程控制论》中译本的译者之一何善堉，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团支部书记，原本准备送他到苏联留学，不料也因发表了直率之言，被划入另册。

何善堉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青年，深受钱学森看重。何善堉通晓德语、英语、法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人称“八国联军”。何善堉当时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10多年之后仍被设在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所赞赏，聘请何善堉为该中心委员。

何善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再也无法去苏联留学。他也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消失了，被送往河北西柏坡劳动改造。

第三枚震撼弹，也在钱学森身边爆炸！

令钱学森大为吃惊的是，他的同学徐璋本也在“反右派斗争”的枪林弹雨中倒下。

徐璋本与钱学森同龄，都生于1911年。他俩都在交通大学读书，同赴美国留学。193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40年徐璋本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钱学森研究的是导弹，而徐璋本研究的是反导弹，人称是“珠联璧合的一对”。钱学森和徐璋本私交甚厚。徐璋本在1949年回国，曾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职。1955年院系调整之后，徐璋本调往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徐璋本的“鸣放”言论非常尖锐。据5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徐璋本“以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就在徐璋本发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的讲话之后十多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很多“右派分子”纷纷唱起“是我错”，而受美国民主政治影响颇深的徐璋本却逆势而上，在7月8日居然提出要组建“劳动党”，还提出完整的政治理论纲领，并正式开始组党，向政府要求登记这一政党。

1957年8月19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刊登报道说：“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纲领，徐璋本公然明目张胆地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居然狂妄地‘动员’共产党员张维、王英杰等教授退出共产党而参加他的‘党’，并妄想拉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支持他的反动宣言，8月4日他还到王明贞教授家，趁几位留美归国教师李恒德、王明贞等教授在座，又大肆煽动，李恒德副教授走后徐又企图强拉其他人充当所谓‘劳动党’的发起人。并公然向学生煽动，要他们不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不要以政府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要他们起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举臂狂呼：‘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

徐璋本教授在“大鸣大放”中以为真的“言者无罪”，坦率说出所思所想，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甚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判刑15年。

据徐璋本的家人介绍，出于彼此之间的深厚同窗之谊，1957年钱学森曾在一天晚上来到徐家，告诉徐璋本，要出大事了，赶快承认错误，以免遭到更大的麻烦。

在徐璋本被捕后，徐家陷入困境，钱学森曾经给过徐家一些资助。笔者在《钱学森书信》第一卷里读到钱学森在1958年初致徐璋本夫人王锡琼（当时徐璋本已经被捕）的一封颇长的信。信中说：“去年除夕（引者注：指1957年12月31日）托郑哲敏同志送上40元，想已收到。”信中说这40元“作为1月份的钱”，“在这个月底，我愿意帮助您30元作为2月份的钱；在2月底，我愿意帮助您20元作为3月份的钱”。钱学森在信中提出，希望徐璋本夫人向工会请求帮助，以解决因徐璋本被捕而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

应当说，当时徐璋本不仅是“右派分子”，而且是已经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钱学森仍然能够对徐璋本家属给予帮助，是难能可贵的。当时钱学森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深知给徐璋本夫人写信可能会遇到麻烦，特地请秘书张可文抄了一份留底。后来这一问题果然被视为钱学森没有跟徐璋本“划清界限”，成为钱学森1958年入党时必须检查的“立场问题”。

徐璋本在服刑期间，钱学森还去探视过这位老同学。

粉碎“四人帮”之后，钱学森给主管科技的国务院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确信老同学徐璋本没有历史问题，只是思想有些偏激。

不久，徐璋本在度过漫漫20年囚徒生活之后，终于得以“平反”而返回清华大学。他痛惜20年光阴付诸流水，拼命工作，欲夺诺贝尔奖，夜夜工作至凌晨二三时。

1988年元旦，徐璋本给钱学森寄去贺年片，钱学森于1988年1月4日给“璋本学兄”亲笔复信。徐璋本在贺年片上写着“我们友谊”“随岁月而茁壮”，而钱学森在回信中也感叹：“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中间多少事呵！”

不过，两位60多年的老同学，却对那张贺年片上的画，产生不同的看法。

贺年片通常色彩鲜艳，充满喜庆气氛。那张贺年片上的画，却是“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徐璋本选择了这样的贺年片寄给钱学森，是因为他的人生如同“雪地上蒺藜”，20年的牢狱之灾使他如同生活在寒冬之中。

钱学森也意识到徐璋本的贺年片别有一番含意。他不便批评老同学，而是批评起画家：“难道创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万家墨面没蒿莱’了吗？这是我国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的表现……”

钱学森在复函中抄了赵朴初的元旦献词《调寄驻云飞》给徐璋本：

喜报春回，十三大先开岭上梅。

开放风云会，改革洪波沸。

飞！神龙起迅雷。澄清积痗。

万里长空，四海光明被。

十亿同心振国威。

从对待一张小小的贺年片的不同看法，折射出两位老同学的不同心境。受尽屈辱的徐璋本和意气风发的钱学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这一年，徐璋本终因过度劳累而含恨离世，终年77岁。

 

“三钱”之中倒了钱伟长

在1957年，令钱学森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好友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分子”！

钱伟长乃“三钱”之一。1940年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博士学位。当年转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麾下，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与钱学森一起工作达4年之久。钱伟长在1946年5月回国。

当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之后，他与钱伟长共同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为所长，钱伟长为副所长，他们又在一起愉快地共事。不过，钱伟长当时兼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主要工作在清华大学。

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分子”，起因在于所谓“1·7谈话”。那是钱伟长就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接受记者采访，谈话内容发表在1957年1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

钱伟长“1·7谈话”的核心，就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在中国推行的苏联教育模式提出质疑。钱伟长以为，中国自从推行苏联教育模式以来，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即课程门数花样繁多、课程内容繁琐、学制一再延长、专业划分过细。钱伟长认为：“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如果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

钱伟长是勇敢的。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日子里，能够如此公开抨击苏联教育模式，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钱伟长“1·7谈话”一发表，在中国教育界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很多人赞同钱伟长的见解。然而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政治风向转变了。“反对苏联”成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条政治标准。于是，钱伟长在劫难逃了。

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而言，钱伟长比起朱兆祥、何善堉、徐璋本来说，名气大得多，因此他成了中国科学界“右派”的代表人物，成了“全国共讨之”的“大右派”。“批判”钱伟长的文章连篇累牍见诸报刊。其中除了“批判”钱伟长对于苏联教育模式的否定之外，还有钱伟长的“反苏”言论：“苏联专家也不是什么都懂。”

在“批判”朱兆祥、何善堉、徐璋本这些“右派分子”的时候，钱学森可以不表态，或者只在本研究所的“批判”会上敷衍几句。但是“批判”钱伟长的大会接二连三地开，作为中国科学界头面人物的钱学森，就无法敷衍了事了。

其实，钱伟长的谈话跟1956年4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做的访问苏联观感报告有着同工异曲之妙。钱学森早就不满于苏联、不满于苏联专家。钱学森刚回国，在哈尔滨看到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就对朱兆祥说，中国干吗要请那么多的苏联专家？尽管钱学森批评苏联、批评苏联专家的话，有的比钱伟长还尖锐，但是钱学森的讲话只在内部小范围，不像钱伟长那样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有人揭发，钱学森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还去看望钱伟长！

虽说钱学森的见解与钱伟长“1·7谈话”是一致的，钱学森也有诸多“反苏”言论，要把钱学森打成“右派分子”，易如反掌。不过，钱学森毕竟是作为从美国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宣传，而且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见，何况钱学森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制工作正是中国国防科技的重点项目，所以钱学森属于“保护对象”“重点统战对象”，“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再大，也不会把钱学森圈进“右册”。

尽管钱学森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保护”，但是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一流科学家，必须“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因为开展“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号召，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在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作家巴金、老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都不得不响应号召，出席各种各样“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表拥护“反右派斗争”的文章。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出席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别人都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批判右派分子”，你钱学森能保持沉默？

钱学森在重重压力之下，不能不对“反右派斗争”表示拥护。

195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报道《钱学森痛斥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指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今天（6月21日——编者）的一次科学工作者的集会上，痛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钱学森说，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却要受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在那里也受歧视。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钱学森说，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存在过一些缺点和错误，共产党提出整风也正是因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究竟是成绩多，还是缺点错误多？当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成就是最主要的。比如肃反问题，虽然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不肃反行不行？如果不肃清反革命分子，我想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能在这里坐得这样安稳。

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的文章《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

为什么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呢？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说是“利令智昏”。那么是什么“利”有这样的力量呢？这他们自己也已经招供出来了，是夺取党的领导权。做了中央的部长还不能满足，做了副部长、副校长更不能满足，一定要争取副总理以至总理、主席。他们都说他们是“有职无权”，“不能当家做主”，“大材小用”了。他们自以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被人民和党赏识，因此，他们要反党、反人民，想骑到人民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些右派分子的病根子自然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右派分子的言论看来，他们也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这种看法。虽然我们应该把右派分子和广大知识分子分清，决不能同等看待，可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倒也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非右派分子所专有。在这一点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除了泛泛地表示支持“反右派斗争”之外，摆在钱学森面前的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那就是必须对好友钱伟长的“右派”言论予以批驳。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共党组积极动员钱学森“批判”钱伟长。须知，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力学会理事长，钱伟长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钱学森无法对钱伟长的“问题”置之度外。钱学森唯一的选择，那就是不能不随大流，也对钱伟长进行违心的“批判”。

据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

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16年，他原本与钱伟长一样非常赞赏这所学校的教育体制。但是面对“反右派斗争”的严峻局面，钱学森只好言不由衷地说了这番话，总算“过关”了。

经过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大会批，小会斗，钱伟长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三钱”之中倒了“一钱”。

清华大学原本安排钱伟长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毛泽东知道之后说道：“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这么一来，钱伟长被留在清华大学里，但是不再是副校长，而且剥夺了他上讲坛的权利。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到1966年的9年间，钱伟长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

在“文革”中，从1968年起，钱伟长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

1972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周恩来亲自点名让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钱伟长参加。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钱伟长出国后不逃走。周恩来坚持让钱伟长参加，叫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方知钱伟长还在首都特钢厂劳动。钱伟长匆匆得以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

1975年，钱伟长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笔者在采访金银和女士时，她拿出中国力学会大事记，翻到1976年2月那一页，上面记载：“中国力学会党组成员钱学森、周培源、沈元、张维、李树诚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聚会，决议：……纠正‘反右派斗争’造成的错误，立即恢复钱伟长副理事长职务。”

于是，1976年2月，中国力学会党组作出恢复钱伟长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的决定。

在中国力学会的大事记里还记载：“1976年2月，钱学森与李树诚亲莅钱伟长住所拜望，道歉致意。”

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1980年，钱伟长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至1987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1994年，钱伟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2010年7月30日上午6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与钱学森一样，享年98岁。

常常有人误把钱伟长列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其实，“三钱”之中钱学森与钱三强是“两弹一星”元勋，而钱伟长并不是。这是因为在“两弹一星”拉开研制大幕时，原本应当进入研制科学家行列的钱伟长头上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只有接受“思想改造”的份儿，怎能与“两弹一星”沾边呢？对于钱伟长而言，非不能也，是不许也。与徐璋本一样，钱伟长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被“错划右派”这一“错”消耗殆尽！等到盼来“改正”日，已是白发苍苍时。虽说钱伟长、徐璋本与钱学森一样都是在加拿大或者美国戴上博士帽，1957年的风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庄严的入党时刻

尽管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风云激荡，中箭落马者不少。然而对于钱学森来说，1957年连获殊荣，非钱伟长、徐璋本所能相比：

在1957年，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荣获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1957年，钱学森当选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在1957年，钱学森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

在1957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1955年回国之后，钱学森经历了1955年的参观学习，1956年的适应中国环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洗礼，进入1958年的“大跃进”岁月。

钱学森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得出最大的教训，那就是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否则，“三钱”之一的钱伟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爱中国首先要爱中国共产党，爱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此，跟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就成为钱学森严格遵循的政治准则。

1958年初，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吐露心曲：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产党”。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终于从内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关于钱学森的入党经过，最清楚的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张劲夫是这样回忆跟钱学森的认识过程：

记得我与钱学森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56年春节后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当时有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研究制订我国12年科学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刚一上任，陈毅元帅就谆谆告诫我：“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意为科学大师），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这段谈话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在科学院工作的座右铭，也成了我与钱学森同志及众多科学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础。

当时，钱学森同志是力学所所长，还担任12年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那年我42岁，钱学森同志长我两岁半。四十多岁的他，身材不高，宽阔的脑门下，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白净的脸庞透着秀气，思维活跃，知识渊博，离开祖国20年之久，仍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浓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惊讶。他所作的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令人眼界大开，使大家看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在讨论制订规划的过程中，钱学森发言很积极，他用自己的智慧给规划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别是亲自主持制订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

……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十分融洽。学森同志到国防部五院担任院长以后，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兼任力学所所长，对加强科学院和五院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全国一盘棋和大力协同的精神，使科学院为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迅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两弹一星”的国家，所以至今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代。我和学森也成了好朋友。记得当时为选择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我和他一起乘飞机勘察选点。一次我到他家，他请我吃炸酱面，使我看到这位大科学家俭朴的生活，感受至深。又一次，我陪郭沫若院长一家、钱学森全家，还有裴丽生副院长一家、范长江一家游览西山，中午郭老请客。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艺术家，大家欢迎她表演节目，她即兴唱了一支陕北民歌《南泥湾》，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饭后又乘火车游览了官厅水库，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对于张劲夫，钱学森则是这样回忆的：

刚回国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今天在座的有张劲夫同志，那时您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是我的领导。我一直记得，在50年代，您每个星期六上午组织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所长座谈，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十来个人参加，先让我们发言，大家敞开思想讲，然后您用30分钟作总结发言。每星期六的这个会，我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

1958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所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有钱学森的名字。这表明当时钱学森还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其实这个时候，钱学森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回忆起钱学森在1958年初向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情形：

在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两位老同志。当他们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以后，党组成员一致通过。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钱学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其真诚的。他的秘书涂元季详细记述了钱学森的入党经过，内中涉及钱学森曾经同情钱伟长和徐璋本的问题：

在1958年4月6日向组织写了长达7页纸的“思想检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了详细交代，还深挖了回国以后的思想。比如，他说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一回国就急着要把杭州老家的房产交给国家。以为把那点东西一交自己就成为“无产阶级”了，“思想就轻松了”，可国家偏偏不接收，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说，这其实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幼稚病”，还“没有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

由于他认识深刻，这份“思想检查”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同时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征求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大家在会上都发了言，既肯定钱学森的进步，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至今他十分珍视保留的记录稿纸就有8页。比如，有人说钱学森不接触工农群众，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钱学森在会议结束时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一定在行动中注意改正缺点错误……

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像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今天的人们不值得大惊小怪。党组织对钱学森是十分爱护的，他写的这些材料当时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鉴于钱学森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党认识的提高，组织上决定发展他入党。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正式填写“入党申请书”，1958年10月16日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钱学森入党问题。全体党员一致同意钱学森入党，也诚恳地给他提出了意见和希望。比如，有人提出钱学森和院领导如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等关系很好，但对力学所党的领导尊重不够，一些业务上的重大问题不征求他们的意见。钱学森在支部会上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的缺点，说他在思想上觉得张劲夫、裴丽生等人虽不懂科学，但很能干，有领导水平，所以有问题总愿意请示他们。在他的思想深处确有瞧不起力学所党支部负责人的想法，遇事就很少找他们商量。经过大家的帮助，他认识到“这是不尊重党的领导的表现”，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一定从思想深处提高认识，坚决改正”。

钱学森是心口一致，说到做到的。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和力学所历任党支部、党总支负责人，像晋曾毅、杨刚毅等同志都建立了良好的同志式工作关系。他在晚年也常常念叨这些老同志在他刚刚回国时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也很感谢同志们在支部大会上给他提的意见。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上面很重视，如果我飘然自大，不尊重本单位领导，那也做不好工作。同志们及早指出我这方面的缺点，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注意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工作中和老五院、七机部、国防科委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能处好关系，搞好团结，是与支部大会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1959年1月5日，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这位科学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从此，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讲坛上的风采

钱学森有着三重身份：在研制火箭、导弹的第一线，钱学森是“总设计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是研究员；然而，他又是教授，手持粉笔在三尺讲坛上授课。

钱学森担任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那里他用英语给学生上课。回到中国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研制火箭、导弹，但是他也走上讲坛，用汉语给学生上课。

谈庆明特别提到，钱学森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在1958年春天，力学研究所的“三巨头”——钱学森（所长）、郭永怀（副所长）、杨刚毅（党委书记）在北京万寿山开会，确定了力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是“上天、下海、入地”。在这次会议上，钱学森提出，必须办一个学校培育学生，建立一个“星际航行学院”，以培养“上天、下海、入地”的人才。他写了报告，上报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主持院务会议讨论钱学森的报告，很多人以为，不光是火箭、航天方面的人才缺乏，方方面面的科技人才都缺乏，干脆办一个集综合性、前沿性、尖端性于一身的新型大学，这个大学就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郭沫若亲自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钱学森为力学系主任，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郭永怀是化学物理系主任。借用北京玉泉路政治学院二部作为教室和校舍，只花了3个月，就办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名校之一。追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立，钱学森功不可没。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当年的学生张瑜回忆说：“至今我还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

钱学森调来了哪些“大炮”呢？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主讲“普通物理”，1957年与钱学森同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一等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主讲“高等数学”，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主讲化学课，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还加上钱学森，他亲自为学生们上课。这么多一流的科学家亲自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学生上课，真可谓是盛况空前。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主讲“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这两门课程他在美国大学里都讲过，驾轻就熟。

接着，由于教学的需要，钱学森又开设了3门新课：

在他刚刚就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之后，100多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该院，钱学森主办导弹专业训练班，为他们开讲新课“导弹概论”。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钱学森开讲新课“水动力学”。

1958年春，钱学森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筹备委员会的10位委员之一，参与创办这所新的大学。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系主任达20年之久。196l年至1962年，钱学森为近代力学系58、59级学生主讲新课“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听课人数达到400多人，每周1次，每次3小时。

众所周知，开讲新课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相当于写一部新的学术专著。钱学森开设的“导弹概论”“水动力学”“星际航行概论”的讲义经过整理，后来都成为专著出版。

在1957年，“导弹概论”在当时是很新的一门课程。钱学森为开设这门课程所写的手稿，被列为“秘密文件”。2006年11月，《导弹概论》一书由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影印了当年钱学森的手稿，并配以珍贵的图片。当年聆听过钱学森讲课的部分老同志的回忆被收进附录。全书共分四讲，内容通俗易懂，逻辑严密，既有公式推导，又有图表。”

上海交通大学何友声院士多次建议出版钱学森的“水动力学”讲义，他认为“从整体上看，钱先生的这份讲义至今仍然是学界水平最高的教材”。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学森著《水动力学讲义手稿》。

在“火箭技术概论”讲课的基础上，钱学森先是写成《星际航行概论》一书，在196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火箭技术概论”手稿及讲义·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两册。

钱学森在当时能够开设“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导弹概论”“水动力学”“星际航行概论”这五门课程，从整体上反映了钱学森高超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工程控制论”“导弹概论”和“星际航行概论”，在当时属于开创性的学科或者尖端科学技术。

关于钱学森的讲课风格，听课的学生们后来回忆说：

钱学森继承了恩师冯·卡门的经典德国学院派授课方式，上课只靠两根粉笔和四块黑板。口齿清楚、层次分明、板书漂亮，而且四块黑板、两根粉笔用完，下课铃即响。

钱先生每周上一次课，一次四个学时，一个学期中除一次因去苏联访问而调课外，从没有缺席过。钱先生声音洪亮、板书非常规矩，由于学校配的扩音器带着导线不方便，他就对着大教室大声讲课，一节课下来嗓子都沙哑了。

钱学森还特别注意听课者的感受，在大的阶梯教室，他专门安排人检验自己的板书在最后一排是否能看得清，自己的声音在最后一排是否能听得清。

钱学森先生讲授的“火箭技术概论”45学时，分13次讲完。大家众口一词地认为，钱先生讲课富有哲理、逻辑性强、概念清楚、关键公式的演绎都不用看讲稿、板书工整、语言规范。有时，课末留一段时间，给同学们讲做人道理，讲爱国精神，讲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给大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钱学森的考试也是别具一格，那时候学生也曾希望他透露一些考试范围，但是被告知：他采用开卷考试，笔记本、教科书、参考书、字典都可以带，只是不许互相交流。

平时，钱先生上课都是和蔼可亲的，笑眯眯的，就有两次却板起面孔生气了，都是为了学生在考试卷子上捅了娄子。第一次，考试中有一问：“第一宇宙速度是多少？”有一位同学的答案是7.8米/秒。钱先生非常生气地说：“你的基本概念都不对！自行车都比你快！”他还说，这个问题现在如果不提的话，以后不光是流汗的问题了，要流血啊！

他曾在黑板上写了“严谨、严肃、严格、严密”这八个大字，反复告诫大家：“做学问必须一丝不苟！”

据当年的学生米博恩回忆说：“有次上课，钱老师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1963年3月30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1958级的学生作了一次《怎样写毕业论文》的讲座。当时在座的一位学生做了详细的笔记。如今，这位学生把笔记整理出来，可以看出钱学森对于《怎样写毕业论文》的种种独到的见解：

毕业论文就是给大家一个过渡，作一次攀登高峰工作进行前的练兵。这就是毕业论文的目的。练习一下怎样把所学过的东西应用到具体工作上。

做毕业论文是练兵，但要求严格，要真刀真枪地练，要像对真正工作一样认真对待。论文的科学内容要求不能太高。同学们刚毕业，既不是专家，也不是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所以论文的科学内容太高是不切实际的。有同学认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达到世界水平。”干出来当然很好，但这不太实事求是。

应该以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来对待论文。论文要写得像个样子。论文必须按照一般世界科学论文的总格式来写。这一套格式就是：第一部分，首先写明论文题目，指明写论文的目的；指出前人在这些方面已做了些什么工作，引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这一段是自我介绍（引言）。第二部分，如属理论性分析论文，要介绍本题；若属实验性论文就介绍具体实验。第三部分，具体结果。理论分析论文，清楚地写出具体计算结果；实验性论文，写出实验结果。第四部分，由所得结果可以总结出什么规律，并进行讨论是否解决了问题，要老老实实，不能乱吹，不能含糊。如解决问题不那么彻底，要提出今后工作的建议。最后，引出文献索引（书籍，期刊名称，某某人著，卷册数，页数，出版社，出版年月）。论文就要这样写。这是世界科学论文的总格式，不标新立异。我主张字要楷书，不能潦草，文句要顺畅，达意，准确。但也不能太“浪漫主义”了。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简明扼要，不能啰唆。论文里的图要上墨，画得清清楚楚，不要用铅笔，否则容易磨掉或模糊。

如果论文是几个人合作，就应该有所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几个人协作，要同心协力。一个人只作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牵连到别人所进行的工作，别人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密切合作才能解决问题。任何想自私搞“自留地”的人都是不可能拿出论文来的。即使拿出来了，也很臭。不养成和别人合作的良好作风，将来在科学工作中是要吃亏的。

根据多年来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研究科学只能一步一步来，结结实实，顽强苦干。起初解决芝麻大的问题，以后慢慢大，直到最后能建立一门科学。在科学道路上必须要有一股傻劲，不要怕做小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平凡劳动。取得一次成功，必须经过千百次的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满怀信心，干劲充沛，任何困难也难不住，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钱学森作为“总设计师”是出色的，作为研究员是出色的，作为教授也是非常出色的。他的学识，他的睿智，他的严格，他对年轻一代的热忱，全都倾泻在三尺讲坛。

　“三起三落”物理力学

前面已经详细述及工程控制论，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物理力学。

钱学森是物理力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钱学森从事物理力学研究，几乎是与研究工程控制论同时进行的，即在美国他受到软禁的5年，无法从事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便从事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理论研究。与工程控制论一样，物理力学在当时也是新兴科学。

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首次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并开拓了高温高压流体力学的新领域。随后，钱学森发表了《液体特性》《气体在高温高压下的热力学性质》等数篇论文，并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物理力学”课程，编写了《物理力学讲义》。

钱学森回国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又兼任力学研究所的物理力学研究室主任，而且亲自带物理力学研究生，足见钱学森对于物理力学的看重。当时，钱学森确立了物理力学的四个研究方向，即高温气体、高压气体、高压固体，以及临界态和超临界态。

物理力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艰难过程：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设立了物理力学专业。但是物理力学专业刚建立，在“大跃进”中被认为“远离生产”，被取消了。

1961年要重新设立物理力学专业，钱学森决定在1962年亲自为化学物理系58级学生主讲物理力学课。钱学森拿出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物理力学讲义》，在他主持下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1962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教材。

可是物理力学专业在“文革”中又被取消。钱学森培养的物理力学研究人员在“文革”中到工厂、农村去“与工农结合”。

直到197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力学专业在钱学森的再三建议下才得以恢复。然而到了1993年又取消。

经过这“三起三落”，物理力学专业最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确立。

当物理力学研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起落落之际，物理力学在美国却得到发展，尤其是在超临界态的物理力学获得突出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纳米技术突飞猛进，而物理力学正是纳米技术的基础。很遗憾，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中国原本可以在物理力学研究方面领先的，却因为“三起三落”而落伍了！

就在美国重视物理力学的同时，物理力学在当年的苏联也得到重视。

钱永刚向笔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是2010年6月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钱学森图书馆奠基仪式上，钱永刚除了向钱学森图书馆捐赠了钱学森的交通大学毕业证书之外，还捐赠了钱学森著作《物理力学讲义》俄文版。

这本钱学森著《物理力学讲义》俄文版的来历，颇为曲折。

那是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在1962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苏联方面看重这部专著的独创性学术价值，组织人马进行翻译。俄译者H.A.斯别施涅夫精通中文，因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然后回苏联上中学，能够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是他不懂物理力学。为了能够译好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苏联方面请了两位科学家与他合作，这样译者扩大为三人。

H.A.斯别施涅夫在晚年作为俄中友好协会成员来到北京，接待他的中俄友好协会成员之中，有一位女士名叫刘恕。刘恕早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基洛夫森林工程学院，回国之后从事沙漠治理工作，曾经得到钱学森的许多帮助。钱学森提出了“沙产业”的概念，使刘恕受到极大的启示。在与《物理力学讲义》俄译者H.A.斯别施涅夫交谈时，刘恕说起了钱学森。H.A.斯别施涅夫顿时双眼发亮，显得格外兴奋，说自己曾经翻译了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

H.A.斯别施涅夫回国之后，给刘恕寄来了《物理力学讲义》俄译本。

刘恕把这一珍贵礼物送给了钱永刚，钱永刚又捐赠给了上海的钱学森图书馆。

上海的钱学森图书馆郑重其事地给俄译者H.A.斯别施涅夫寄去捐赠证书……

从当年苏联翻译、出版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可见苏联对于钱学森以及物理力学这门新科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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