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院子坐落在凉城县井尔村西，三孔年久的老窑，土院墙边榆树环绕。东面一条大沟将老院与村子隔开，西边紧靠大西梁，西南方不出三百步，就是西湾，那里长着茂密的白杨。村里若有风吹草动，居家人既可以钻入树林藏身；又可以跑上梁头，居高临下观察动静。在战争年代，吴达平、杨顺义等党的干部经常出入土窑，转战于马头山丰镇大同区域的游击队也不时来借宿。爷爷和奶奶那时四十多岁，他们宁可自己吞糠咽菜，也要让来家住宿的干部战士吃上可口的饭；他们站岗放哨，打探消息，为住宿人员的安全操劳。爷爷和奶奶虽然没有文化，革命道理不太清楚，可他们在行动上已成为革命事业的支持与参与者。
那年秋天，吴达平带着警卫员摸黑走进土窑，爷爷奶奶急忙从炕上爬起来。吴达平拖着疲惫的身子和衣上炕躺下，拉着爷爷的手说：“老宋，我的命就交给你了。”说罢，倒头睡去。警卫员硬撑着站在窑门外揉眼睛。爷爷把警卫员推上炕，让他睡下，自己披了老羊皮袄，爬上窑顶，站岗放哨；奶奶忙生火造饭。没等奶奶做好小米饭，爷爷进了门，悄声对奶奶说：“村东边好像有枪声，闷闷的。”奶奶听后，忙走出门，侧耳细听，确有“咚咚咚”的声音，她回头对爷爷说：“好像是机枪声，在远处。”爷爷急忙回窑推醒熟睡的吴达平和警卫员，让他们赶快到西湾的树林躲藏起来，自己摸黑向声音响起的地方走去。他越过土沟，悄无声息地穿村而过。当走过村东头秦八虎妈家时，发现声音是从她家传出的。他急忙爬墙进院，指头抿了唾液，点开窗户上的麻纸，扒在窗外细瞅，看到八虎妈站在柜顶上正提了毛口袋往柜里倒土豆，发出“咚咚咚”的声响。爷爷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马上到西湾树林里找回吴达平及警卫员，奶奶的小米饭也做好了。他们吃了饭，放心地躺到炕上休息。爷爷又爬上窑顶。第二天上午，吴达平他们离开后，爷爷又拖着疲乏的身子下地干活去。
我们村坐落在古城丰镇与马头山中部，敌我双方活动频繁。有时，一夜之间有三四股队伍进出。那天晚饭后，祁保山的游击队住进土窑，炕上地下躺满疲惫不堪的游击队员，窑顶上放了岗哨。奶奶忙起身把干牛粪拢到灶里点着，围着火放上山药蛋。她不敢点灯，借着灶里的火星翻动山药蛋。等嗅到香喷喷的熟透了的山药蛋味时，她用手捏起，放到大襟兜起的包里，走出窑门，低声呼唤窑头站岗的兵，把热乎乎的烤山药蛋扔给他。又回到窑里，把烤熟的山药蛋逐一放到战士的枕头边。爷爷早已跑到村里打探动静。他目睹了土匪抢劫财物的现场，眼见了警备队在村东头入户搜查的情景。为了让战士们休息好，他静观其变。只要这些兵匪有过沟的迹象，他会马上发出信号，通知哨兵。这两股兵匪在村东头闹腾了一阵离开了，爷爷才松了口气。可天刚破晓，突然大队国民党军队在村南面出现。爷爷顿时慌了神，急忙快步溜回家，推醒熟睡的祁保山，说明情况。祁保山听后，觉得情况紧急，立即叫醒战士们，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自己随爷爷来到村中制高点观察。这时，天蒙蒙亮，国民党军队如黄流从南往北穿村而过，间或军用吉普车行进其中。爷爷吓得浑身颤抖，祁保山观察一会儿后，拍拍爷爷的肩膀说：“老宋，别怕。这是过路部队，他们是不会在村里停留的。我们照常休息。”爷爷这才回过神，手里仍捏着一把汗。
爷爷奶奶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可他们自从接触了常来家里投宿的共产党干部战士，迷蒙的心逐渐清醒过来。这些革命者住在家中，问寒问暖，对家人关怀备至。家里有了困难，他们想尽办法解决。春种牵来耕牛，盛夏田间锄草，秋天挥镰收割，冬日搂柴拾粪……有一年夏天，奶奶染上斑疹伤寒，躺在炕上二十多天，水米不进，身体虚弱，出气不匀。爷爷倾家荡产，四处求医，草药喝了无数，也无济于事。游击队的李政委知道后，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从几百里外的根据地带来洋医生，用西药救了奶奶的性命。他们忙里偷闲，坐在热炕上向爷爷奶奶讲穷人求解放的革命道理。爷爷奶奶觉得这些人比亲人还亲，和他们在一起，爷爷奶奶有了靠山，有了新生活的希望。
1949年春天，住在爷爷家的老贺要进城了，他把一双崭新的棉鞋和一件驼毛毛衣送给爷爷，留作纪念。又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包，打开后，一面中间绣着金黄色镰刀斧头红艳艳的旗帜展现在爷爷的面前。老贺深情地对爷爷说：“老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就是她引领全国人民打下了江山。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要走了，你把这面党旗收藏好，地方党组织会继续培养你的。”爷爷站在党旗前恭敬地鞠了一躬，双手接过党旗，折叠成小包，珍藏到放钱的木盒子里。
送走老贺，爷爷高兴地对奶奶说：“想不到我们为那些好心人做了些应该做的事，他们就惦记着我了。今后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为村里人多做好事，争取早日成为那面红旗下的人。”
自此，鲜红的党旗便一直在爷爷心中飘扬。
文/宋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