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谁从我的世界路过？
作者：梁漱溟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然而一般大众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因此影响了对梁漱溟先生的全面准确的了解。为了帮助一般读者较为全面而便捷地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经历、品格，我们编选了“聆听大师·梁漱溟”系列。
本书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名之，主要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要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侧面。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所言：“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成才。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1949年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在自序中表示将：“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证诸旁人。”自1950年迄于逝世，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工作以著述为主；继其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出《东方学术概观》、《人心与人生》，实现了在东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的心愿。
【试读连载】
代序：自传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势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
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后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最初倾向变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讲东方古学术的人无形中有压力。在此种情势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更多考虑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唯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得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月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留在西南大后方感到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敌后游击区，巡视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近则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同时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装乘小船逃离香港，来到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地区工作，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活动，边从事写作。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会晤于重庆。眼见敌国外患既去，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我即有意退出现实政治活动，而致力于文化工作。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告成，我更以为中国步入坦途在望，于是托周恩来先生带信给毛主席，说明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之意，同时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等文，向社会表明心迹。因未获毛周二位谅解，我于1946年3月再度访问延安。但时局旋即恶化，我不得脱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至1946年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和谈破裂，我即辞去秘书长，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并在此讲学和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书中总结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并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来到北京，得与毛主席多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国家，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能实现。1952年为对解放前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发言，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1955年批判更在全国展开。自此以后我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60年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这是早自20年代即酝酿于心的著作，自认为最关紧要，此生定须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参考书尽失，写作工作被迫中断。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难情况下，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旧业，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为大小会所占去的时间更多，写作近于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告完成。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最后，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过去，我就是这样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
思亲记*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还京师，客清华园，始谢绝外务，出先公遗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谱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当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盖已七年矣。呜乎!漱溟之不肖负罪，顾胜言哉!顾胜言哉！每于理稿次，辄手遗稿俯思而痛，作思亲记。呜乎!漱溟之负罪吾亲也，独在今日哉？吾亲肫爱人也。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则儿子之仰被顾复，其奚待于申说区数？吾亲又周匝谨细人也。每事无在不运以神思，躬其琐屑。吾兄弟姐妹四人，盖一一长于公之手。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灾病，公之育之也，独难矣!六岁踬于石阶，洞其额骨，绝焉，既苏，养息之。公为多列玩具枕前，引与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岁生疖疡，在额，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枣大者七数。不得坐，不得立，并不得卧，日夜啼。公煮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呜乎!公之育之也，为独难矣!公之于少子，又所深爱焉。溟年十四五以讫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称道其语。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锡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间事。时漱溟年十七，肄业顺天中学，寄宿校中。爱之至矣。然语四子之侍亲，则至悖无状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刘太恭人教，礼法綦严。恒终日侍立，不敢发一语。有不庄，诃谪扑责无少贷。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础，然天机才慧亦以是不无窒损。其后公有省于此，念之而自惜。既壮有子，则一意宽放之，亦入于新教育家言，不加扑责。溟兹追忆从前，盖竟不得遭扑者一事也。然因是儿辈无复知有悚惕敬礼。迨晚年，尝一日饭罢燕谈，儿辈或转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礼相督，不图尔曹遂亡知如此!”呜乎!儿子平日之无状可知已!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唯嗽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迕。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乎!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已!而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乎!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溟又以慕释氏故，辄从其戒条，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励。于时吾兄既成室十年而无子；公垂老，又怀决然遗世之隐志，终不得见嗣续之延。虽曾无一语示督责，而于邑含忍在衷者从可想。儿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后三年纳妇，庙见，率新妇拜公遗象而哭。呜乎！是乌可赎哉！始在宣统间，溟年十七八，辄不愿有室。时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儿手而泣，开喻叮咛，情词甚切。儿重违母意。请如教，而有难色。公旁坐独无语。明日以书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盖公于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于其衷者，则发虑陈情无弗纳。其或未可，则公固自有意向，隐然诏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潜移默转，而不欲强其相从，大都类是。释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诵其言，公未尝一言止之。其时溟才卒业中学耳，学业半途无成，竟不更为升学计，公未尝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为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则儿子乖谬，不能承公志耳！吾国礼教之极弊，既于子女诎抑过当，致拳曲无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间或外观仪雅，而内各茹痛于隐，隔阂不仁。比及挽岁，又被欧风，篡乱旧俗，亲子之分际至难已。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世其无以漱溟之负教不才，而没公之楷则焉，则儿子之罪或少纾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遗言诸稿皆心血所在，纂辑之责溟既引之于己。顾迟之七年而后辑印行世，是岂可以人事羁牵相诿谢耶？盖不能以公之心为心，于公之精诚未云有喻。喻矣，于公精诚之所诣未能澈达无间，则犹未喻也。故虽时时在念，终赴之不急。而谬博时名，外缘日以缠绕；所与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虽念之辄怀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间，卒卒役役，诚不知其所为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于不顾！呜乎！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儿子之不肖负罪极矣!即欲自诛自责，诚不识当作何语。每于理稿次，辄俯思而痛；虽百死其安赎也!虽然，往事不可追，敢不知勉于今。窃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来，尝数变其宗旨，顾二十年间，实未尝敢一妄自菲薄，然一向以浅衷矜气行之，盖无往而不负罪抱疚矣。去岁之冬，赖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灵其相之矣!既谢外务读公书，日夕回环，所得有在二十年趋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为奉吾亲之教耶？呜乎!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饥溺恻怛，精诚之所诣，终启儿子矣!儿子虽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亲之志？不孝漱溟记于勉仁斋。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做事行为，都像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意，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民国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在我的夫人故后第三天，我凝敛心神，要写一篇悼亡的文章。因为白话文似较浅露，不如文言能做到深厚沉重的意境，于是就用文言来写。但卒以琐事牵扰，文言又比较费事，现在乃改用白话来写。想先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关系，我夫人的为人，大略叙出，俾开吊时得以分给亲友看。
我夫人姓黄，原名婧婘（听说她故去的大哥给她起的），民国十年与我订婚，我提议改用靖贤两字，就以此为定。她家是北平汉军旗籍人。二十八岁时和我结婚，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邹平。得年四十二，跟着我共十四年。我尝为文讲中国伦理之义，有几句说：“人必亲其所亲。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神形相依以为慰，斯所谓亲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以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饷，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做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里守旧，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订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半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时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乐意这事。因为先父的脾气，每喜对于真有点价值可取的人，埋没风尘，众所不识者，特别识拔，扬举出来；他要主张我娶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们那天会面时，伍先生当下迳直点破见面为的议婚，而他则盼望我们一议而成，马上结婚，实在太唐突了这女子。如果婚姻不成事实，殊觉对不住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既婚之后，渐觉得新妇不符合我的希望。她于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间，仍不免以小事生气，至于气得心痛，不见有越过一般人的宽大气量。而妇女们好时髦装饰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过去，而无所计较。我慢慢觉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实是与妇女太少接触，缺乏经验。妇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较狭窄的，妇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详），一例皆然，不能怪哪一个。又觉悟择妻只注意其天质一面，不注意后天条件，失之太偏；后天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化气质。且如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亦是不应该的，因此在婚后的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大体在她对我先后差不多，总是爱惜照护；在我对她的感情，则好恶升降，多有转变不同；总是在一处，日子多了不免有怄气时，离开一阵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趋于稳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认识出她为人的长处，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己不对的地方。不想到年纪越大，彼此爱情倒增加起来，在四十岁过后的两三年，是我们夫妇间顶好的时代。
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见好于人，向人献殷勤，是她最不做的事。于平常人所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像是没有什么是她想要的东西。在这两点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时不免向人献殷勤，我不免有所贪慕）。说了话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犹疑，遇事情有判断，说什么就干什么，亦是她的长处。她常常讨厌我反复，说了话不算，遇事没有准主意。我真是徘徊顾虑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无一定的意思，计虑周至，能看见正反两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诚亦事所不免。这爽利与徘徊，几乎成了我们十几年每次起冲突的症结所在。然而靖贤的爽利，毕竟可爱呀！和刚爽相联的就是正直，少弯曲，坦白，干净，信实与信义等好处；我恒愧不如。
我虽受许多朋友的推崇奖掖，以至许多不曾见面的人或不熟识的人，过分推想我人格如何伟大；但在家里我夫人眼中看我，却并不高。她眼看我似乎是一个有夸大的志愿，而不甚踏实的一个人；虽说有心向善，向善心到底不强。她常常指摘我的毛病，除了上面所说好反复一点外，大概有三点是时常说到的。一点是我说话太狂夸，自视太高，自信太强，她极表示反对。一则认为这是没有理由可以承认的；一则认为这于个人德性是不很好的。一点是我做事待人不真忠厚，不过大体像忠厚罢了。还有一点是我永不认错，碰了钉子仍不回头，执拗不听人话。她指摘我的，都不算冤枉。说我不真忠厚，有时亦能说得我心服。唯有夸大与执拗，我虽无法否认，但无奈这两点似乎是我生命中的要素呢！（我相信这是从我的长处而来的流弊）从她对我的批评态度，见出她读书虽少，而胸中有义理境界；虽是妇人，而气概不凡。尤其是她说我不真忠厚，向善心到底不强两点，使我敬惮。
我们的感情的好转而稳定下来，就在我认识得她的长处，而肯定她的人格价值的时候。以前亦有很要好的时候，但似多从两性相互的需要上来，以及其他的彼此辅助照顾而来的好感；但总有一个使我们不好的因素在，所以总不稳定。这个原因，就是我未发见她的人格价值，意识隐微中有点不满，看见旁的异性有时生羡慕心。她的好处，是天生的，不从学问来；但非有学问的人不能认识她的好处。前些年我尚没有如今的眼光；而初婚几年，男女情欲重，家庭俗务多，种种琐碎的刺激牵忧，又遮蔽我的眼；还有择婚时不注意后天条件的后悔意思，为遮碍不小。及至遮蔽渐去，我自己亦有点长进，对她的人格价值，暗暗点头，感到满足，反而觉得只有她配做我的妻子，不知怎的，从前对她女性的羡慕心，以至好色冲动，仿佛都没有了，心理改归纯正，只有一片好意对她，非常单纯。这时她感觉到我待她和以前不同，曾痛哭过一次（似在民国廿一年或廿二年），责数我以前待她的不对，像是多年积闷，为之一吐。在这里我真是负着非常的愧歉呀！如果她不死，我还可以补赎；她死了，我怎能补赎呢！呜呼！
所以最近两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也许到了最好的时候，就是要分离的征兆。然而在最好的时候分离开我们，我怎能不痛呀！呜呼！天哪！
她这次的死，亦是我对不住她。她从民国十九年冬间，廿年春间，连续两度小产之后，身体亏弱万分，曾表示不要再生产，我亦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去年身体渐好，未免大意。我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到我年老时侍候我。于是有这次的怀孕。怀孕又是难产，西医说是“前置胎盘”，最不好办的；卒以不救。呜呼！这不是我害的吗！
除了上面所说歉罪处之外，我最大的愧歉，是以她这样天生的好质地，而十几年间未能领她作一点学养工夫。将日子都空过了！将好质地都白费了！这真是我对不住她之大者！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的十四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一个补赎的路吗！
记念先妻黄靖贤*
先妻黄氏靖贤1935年8月20日病故于邹平，我曾有悼亡之文，今不存。但记得我于靖贤之为人尝以“刚爽”二字表出之，盖纪实也。据闻其年少之时，身体健壮，气概一如男儿，绝无女儿羞怯态，有“小山东”之称。（注：距今70年前，北京市民都饮用井水，率由山东壮汉担送来家）。又尝闻靖贤自言，平素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其姿势直至次晨睡起一无改动，从未有辗转反侧之事。是殆其胸襟坦荡，无系着，无扰动之证乎。又言对于男女婚姻问题虽自己年齿加长，从未萦心在念，唯临到28岁那一年忽而映现脑际，而即于是年与我结婚云。
我们结婚之年，靖贤28岁，我29岁，伍庸伯先生实为媒介。1921年（民国十年）夏，我应山东教育厅之邀为暑期讲演于济南，讲题即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毕回京写定讲稿准备付印，正在闭户孜孜而伍先生忽枉顾我家，愿以其妻妹介绍于我，征询我的要求条件如何。我答：我殆无条件之可言，一则不从相貌如何上计较；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三则不从学历如何上计较，虽不识字者亦且无妨；四则更不需核对年庚八字（注：旧俗议婚两方互换庚帖，庚帖上载有生辰八字）。当然，亦非尽人可妻。我心目中悬想得一宽厚和平之人；但其人或宽和矣，而无超俗之意趣，抑何足取？必意趣超俗者乃与我合得来。意趣超俗矣，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势将与流俗杆格而自苦；故而要有魄力才行。我设想以求者如是如是。伍先生笑曰，你原说无条件，你这样的条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为你介绍之人却约略有些相近。其时我一心在完成手中著作，未暇谈婚事，且询知伍先生娶于旗籍人家，虽属汉军旗而袭染满洲人习俗，我夙所不喜，当下辞谢其介绍之好意。
其后既卒于订婚而成婚，成婚之夜我为靖贤谈及上面说的宽厚、超俗、魄力三点。她不晓得魄力一词，问此二字怎样写，正为其读书不多，超俗云、魄力云，非所习闻也。
于此，宜一谈伍先生的婚姻。满汉通婚，清初有禁。入民国后，满人或冠汉姓，满汉分别渐渐泯忘。然一个广东人的伍先生而缔姻北京旗籍人家则亦有其缘由。先是靖贤及其胞姊敬如女士——即后来的伍夫人——同学于某一蚕桑学校，而伍先生陆军大学同学张国元之妻适亦就学其间。张妻来自粤省西南隅（似是合浦县）之偏僻农村，其人既拙笨复憨态可掬，同学每欺侮戏弄之以取笑。靖贤姊妹见其受窘，恒卫护之，以是相亲昵。课余既有往来，经国元之父张翁为媒而伍先生与敬如的婚姻得成就焉。
靖贤少于其姊两岁，而婚姻成就差迟七年。论面貌、体态、神情姊氏转而显得年少，其各自禀赋不同而随之以时运不同乎。靖以1921年归于我，1935年去世，相处14年间，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现恒于质直中见消极。例如亲友见面或分手之时，都有许多虚情客套话，而靖独以木讷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为也。然其赋性消极则年寿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丧偶大不幸”，我于靖贤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当30岁前后遭遇乎此，虽然悲伤乃至痛悼，却易于渐渐浑忘。若在暮年老朽时，则此属意中之事或亦无甚凄惨。唯独在中年有难于忘怀者。
我之不忘靖贤者，靖贤为我留下两个好儿子，两儿失母之年，培宽11岁，培恕8岁。我既以致力社会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两儿唯赖靖贤抚育成长。两儿虽无过人之资，却亦各有才品，40年来在社会培植下各有专业，为国服务。最难得的其兄弟友爱之情自童雅至于今而弥笃。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诸孙雍睦无间，使我耄耋得此，独非靖贤之赐乎。
然而莫设想我们家庭生活总是和乐融融的。靖贤之为人既秉消极气氛，而较之通常人则有些乖僻，又往往态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别时多于聚时，避免了冲突不和。我今回顾往事，记得靖贤曾一次郑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点。第一，说我好反复，我每每初时点头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这确有之。因为她遇事明决，不多思考审量，而当她征问我的意见时，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虑不免又更改。此盖两人头脑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说我气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点记不明确，大约是说我心狠，对人的同情心不足……这些批评出自至亲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纪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1977年6月11日着笔，18日写完
蔡先生与新中国*
蔡孑民先生近年来，以年纪高，精力不似从前，不多问事，所以这次在香港逝世，其直接影响于国家大局者不甚大。然而观于香港以至各地追悼纪念之热烈与普遍，则先生向所影响于社会者之深且巨，却从可知矣。实在说，二十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人才学术的盛衰，殆系于先生一身，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
蔡先生所给社会的影响，本不仅二十多年。譬如六十多岁的黄炎培先生都述说他如何身受先生的启发陶铸（见16日本报《奉悼我师蔡孑民先生》及22日本报《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然而我却从二十多年来说的，则是为了先生自民国五年后长北京大学，那深且巨的影响实发生在此的缘故。“饮水思源”，我愿将二十多年间的事，倒溯着想一想。
今日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的局面，不是继承着十七年北伐完成的统一局面而来的么？而那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呢？不是由于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共，而后开出的新局面么？至于国民党改组呢，就世界潮流说，是受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就国内说，则很密切地为民八九以来“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谓民八九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则正是蔡先生长北大后所发生的东西。现在年年还纪念的“五四运动”，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间的一回事。“五四”那一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深巨，大概今日年在三四十以至五六十的人都曾亲切尝受的。那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譬如说我们今日正在创造新中国，将来要有个新中国出现；那么，后来作史的，一定要从那时叙起。新文化运动表见于文字上的，是那时起风行到今的白话文。其实并不只是“文学革命”而已，而实有一种新人生新政治新经济的要求。从这种要求，就不到创造出新中国不止，像是今天领导抗战建国的国民党，实在是从这时以后，受到这影响，才有一新生命，以一新姿态而出现。至于今天的共产党呢，那真是从这里才有的产物。
现在的人，假使不是年纪太小或太老，都能回想民八九以后那一段新风气。那新风气，就是喜欢谈思想，谈学术。报纸竞出副刊（如《学灯》之类），人们竞着结学社，出丛书，竞着办大学，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等等。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新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五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其功还在蔡先生。像梁任公先生原是距今四十年前开新风气的人物，然而在这一段，他却是跟随着加功尽力的人而已。其余的人更不必说。
讲到学问上的成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随便说蔡先生如何如何；讲到社会他给的影响，则二三十年来的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明明因他老先生而变化迁进，并且从这变化迁进影响到社会的一切，影响到政治以至国家前途，却又是人所共见，而不待我赘言的。
近处看，政治的力量极大，像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实政治还为学术思想所左右，视一时人才为隆污，人才不尽出于学术，却每随一时风会思潮以俱来。试看今日无论在那一方，好多人物几乎都是二十年前那时孕育茁长的，其中不少还是直接出于北大。我不能说民八九年在学术上可称为“盛时”，然而那时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气象活泼，总是真的。我更不敢说今日人才如何盛，然而那时眼前的几个人总是自那里来的。假如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人。
纪念蔡元培先生*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三十一年2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五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六年），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地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勾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他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的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调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十二及十三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时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二十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任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提及1923年—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二十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麟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纪念梁任公先生*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 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陈伯庄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 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 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
十八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伍庸伯先生传略*
梁漱溟
在我一生所有朋友中不少是我心里折服而尊敬的人。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但其价值在我心目中好像亦还有着不同等的重量。至于其间彼此交谊深浅，关系亲疏，自然又有许多不同处。因此，是难于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若勉强来比较，伍庸伯先生应该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无人能相比并，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应该亦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
伍先生之所以在我心目中有着无比的重量，是因为我确认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地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此学的贡献则有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者。——关于此层要待另文阐述伍先生学说之时方能切实指出说明。
伍先生同我的关系，我只说相当深，而不说最深，是否还别有关系更深的朋友呢？没有。说到此，必须说出我自己的一大短处。我的一大短处就是不能从朋友受到深切益处，亦不能深切地影响朋友帮助朋友，同朋友间的彼此相知似不够深透，尤其在感情上总不够深。（虽然我能结合一班朋友数十年不散。）一句话：在彼此两个人之间——两个生命相互间——不易达成深度的通透联结。这是有鉴于亡友王平叔（维彻）每能深切地帮助朋友，影响朋友，主动地与人结成深深的友谊，而反省到自己身上所认识出来的缺点。记得我曾两度请求伍先生接受我作为他的学生，我愿师事伍先生，但两度都被拒绝。前一度是在广州，当时我三十六岁；后一度是在北京，我五十九岁。当他不接受我的请求时，态度是那样明确而果决，使我的话难于继续再说下去。他为什么如此果决？想来他是一面认识到他自己，另一面又对我有一种认识吧。在今天为伍先生写此传略的时候，我衷心叹恨的一点就是没有从伍先生受到较多教益——所受教益太少。我虽有机会亲近伍先生，却没有能从他而得到自己的改造。
伍庸伯先生名观淇（旧名冠球），广东番禺县南浦村人，生于清末丙戌年（1886），卒于解放后1952年，寿六十七。南浦村在上番禺，旧归慕德里司，所属尽是土地瘠薄之区。当地人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家，多去佛山镇做生意。他家亦如此，从事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描画佛像神像等，不算读书人家。到他这一辈才读书。他先曾在广东高等学堂肄业，却在一次学潮中与其他几个同学被开除。随后考入将弁学堂。这是为了在两广创建新式陆军而设的一种军官学校。入民国后。广东不少著名将领如邓铿、叶举、熊略等均出身于此。而伍先生在同学侪辈中才学最称优秀。当时创办而又主持将弁学堂的为浙人周孝怀先生（善培），是个有思想有才能的官吏，而且后来还能深造于学问的人（著有《周易杂卦证解》一书）。他非常爱重伍先生，伍先生亦确曾受到他的教益。虽然此后两人学问路数不同，却结下了终身深厚交谊。伍先生毕业时以成绩最优被任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同学友如邓、叶、熊等都做了他的部属（相当于连排长）。
伍先生任职管带约近三年，自己年纪还很轻，特请离职北上，求学于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军起义，即南下投效于姚雨平部，又转至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任职。清廷退位，大局既定，又继续求学军校。毕业时是作为陆军大学第一班毕业的，其学业成绩又是最好的一个人。
在陆大毕业后就被留在陆大担任教官，同时又兼任参谋本部某局第三科科长。这个科是主管空军的，那时北京南苑有个航空教练所，即归属于它。这种官僚生活，伍先生大约度过有三年光景（1913—1916年）。这正是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国内工矿企业因欧洲大战机会而得到一些发展，北京相当繁盛时期。他官位虽不高而薪俸所入颇丰，生活安定优裕。并且他美满的婚姻亦正成就于此时，——结婚在1914年12月，伍先生二十九岁未满。然而他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断然辞职去官，结束了这种生活。
据我们所闻，伍先生早曾一度对军人生活起过疑问：一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该做军人？此一疑问起于何时，是在陆大学习时，抑或在陆大担任教官时，现在不易查清楚。但其辞去陆大教官，确先于辞科长一年余。即是辞教官在1915年春，辞科长在1916年秋。所有职位先后辞脱，一家人生计断绝来源，这是何等事？这勇气不是平常人所有。平常人迫于谋生，在世俗种种需求上忙个不了，就把一切看作当然的，不起疑问，顺流走去，没有什么不安于心。偶然受到刺激，引起反省，萌露反感，亦如电光一闪，在环境压迫下，难得持续思索，追求究竟。人们一生大都这样混过去。然而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明且强的人——如伍先生——却每每疑闷不解，萦绕胸际，不容自昧；当其积闷成痗，便真有活不下去之苦，那只有摆脱眼前束缚，屏除百事，在维持此命不绝之前提下，专心致力于寻求真理功夫，务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处再说。
他正是在世俗所求都不成问题后，内心才开出空隙来，大大透露了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寻问。质言之，伍先生之弃官求学颇有似于释迦牟尼当初舍弃其正宫太子的生活而入山求道，要都从其对人生有绝大感触，不得自安而来。
据伍夫人黄敬如女士谈，伍先生弃官求学之意萌露很早，早在他们结婚之前。当其怀有弃官之念，原亦不打算结婚。那时他已经各处求师访友而尤多亲近广济寺清一老和尚（此老为禅宗大德，湖南人方表曾为作传，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亦叙述及之。）据说其结婚还是听从老和尚之劝的，惜乎不知其详。当他以辞官征求伍夫人意见，伍夫人表示一切听他自己决定，她不会因为怕吃苦而妨碍着他。这又是很难得的。
当他辞官之先，亦曾和朋友知交讨论过，朋友中初无一人赞成其事。但辞官之后却因朋友们资助得以度日。这就是张孟新（国元）、冯竹贤、李任潮（济深）或尚有冯祝万等几位先生，每人每月各出银币五元。他们原都是班次稍后的陆大同学，又都是广东同乡（李虽为梧州人，其实何异于广东同乡），又都任职陆大教官，而且同住于礼路胡同陆军大学宿舍的。他们平素都钦服伍先生，其后又都常听伍先生谈学的。（详后）
辞官后便不能再居住公家宿舍，且须紧缩用度，夫妇一迁再迁，末后迁至伍夫人的母家同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一直住到1921年8月伍先生挚眷回粤。
关于伍先生专力求学这一段经过的事情，未闻他自己系统地讲述过，更缺乏有心人从旁留心注意其间思想转折的首尾线索。今天所能说出的只有如下三层：
（一）弃官求学之初，似曾做了个以五年为期的打算，即是暂定五年内专心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事实上，后来亦差不多就是五年而有了归着。但若把弃官之前乃至结婚之前那二三年的奔走寻访计算在内则首尾至少在七年以上。
（二）在此七年内，对于种种不同的人生思想——世法、出世法、中西、新旧——均加参访，勤求不怠。当年他所请教过的那些人，今天多已指数不出。仅仅知道在佛法一面，同清一老和尚往还最密且久，时常留宿广济寺内。有一时期亦常常留宿西郊的圆广寺，其所亲近请益者何人已说不出。在道教方面，伍先生亦曾在白云观内借住和一位九十多岁的道士盘桓一个时期。天主教、耶稣教的礼拜堂或讲道场所，在某一时期亦恒有伍先生踪迹。在这方面且有海军部次长李某（一个字的单名）先生似乎给伍先生印象颇深，我曾闻伍先生谈其访问经过，惜乎记忆不清。民国八年（1919年）新思潮正盛时期，伍先生每天从西直门步行到北京大学旁听，前后约达一年之久。因而与北大一些同学接触相熟。例如吴康（敬轩）即其最熟之一人。其间曾否叩访于那时著名新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则不详。对于儒家之学似乎反复研求用力最多，但伍先生所共切磋研究者只听说有一位萧隐公先生（住嘉应会馆内），此外却难于举数。并且萧先生往往是伍先生谈学时一位争辩的对手，而非多所受教之人。
（三）在几个不同方向的人生思想都经过一番参访研究后，伍先生终归落实到儒家这一方面。不过人们切莫从自家旧观念中的儒家去联想伍先生之所心得。他的心得是他思想问题的最后解决，而在普通人却没有这样深刻的问题。
我们又不要以为伍先生是从茫然无主中周览了各不同思想后终于选择其一。这是不合于实际的一种猜想。人生道路的取舍，主要在生活实践中体认决定。见闻思辨信有助于实践体认，而主要不在思辨上，见闻在外，体认在内。所谓安心立命者原是内心得其宁贴，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日益踏实稳定地走去之谓也。
还有两点须得在此指出如左：
人生道路的取舍固必决定于自己内心，但伍先生取舍的标准则为一切人而设想，要能适合人间普遍的需要。他常说：学问必须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必须是人民大众所同有的问题，而后这种学问乃为人人所需要，人人亦都能用功夫去学习。假如是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去讲求的学问功夫，那便证明这种学问——例如道家、佛家特有的功夫——尚未到讲习它的时期。他发愿，愿为当前人们同样需切之学而尽力。他在寻访各宗教、各学派时，其取舍的标准便是如此。这是第一点。
伍先生早年（二三十岁时）立身行事恒自勉于“言忠信，行笃敬”两句格言，后来感觉到不够。怎么不够？要必掌握着认识忠信、理解笃敬的根本才行。要得其根本，从根本出发，忠信笃敬自在其中。这是他走上学问路数，逐渐讲求到《大学》书文的由来。他原非为讲书而讲书的。他要走的道路既定，其他学问道路便绝口不讲（亦少见评论）；为人讲说时，除与《大学》相发明的古书文外，亦从不去谈它。
当伍先生于人生道路自己体认有得，且认为人们普泛需要时，就出其心得者为朋友们讲说，三五朋友亦乐于听他讲。此事可能早就有，其究始于何时无可确指。不过有似一个讲会之形成，大约在1919年下半年，而结束于1921年8月他移家回粤的前夕。参加讲会的人虽由少而稍增，似最多总不过十二三人。其间有的人或系临时入座，亦有的人偶尔缺席。多半是陆大学友和两广同乡，外人亦有之，不多。我仅仅在民国9年（1920年）临时参加过两次而已，于全部情况是不够清楚的。兹根据我的见闻所及，约略叙出几点如次：
一、没有组织章则，亦不标任何名称。
二、每个星期天的午前聚会。
三、地点即在学友家中。（我曾参加的两次是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中。）
四、以讲书为主，所讲的书计先后有过《大学》《中庸》《孟子》等。
五、主讲人是伍先生；另外旁人有时亦讲（例如萧隐公或其他人。）
六、在讲余时间恒作讨论谈话，大家随意发言。
七、曾有一时期还讨论过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并折衷新旧谈到如何制礼问题。
八、在稍后一个时期，即伍先生将回粤之前，曾讨论过农村问题（例如乡村治安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等，但其时尚无乡村建设之说）。
九、在讲谈之前或其后或中间休息时，有体育活动如太极拳之类（自由活动、非集体操练）。
十、没有什么经费或任何公共开支。
我与伍先生相识始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林宰平（志钧）先生家。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印度哲学讲席，伍先生主动要林先生作介绍，意在问佛学于我。第一次见面谈话，在彼此问答之间，并不投契。却是我深觉他人的气味好，心生敬慕，留有印象不忘。隔了许久，我自动访他谈学，才渐多往来。（关于我与伍先由朋友又成了亲戚一段姻缘拟另述。）林、伍两先生相熟识，较早两年或三年。听林先生谈，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嘉应馆萧隐公先生座上，当时林先生偶然不客气地驳了伍先生一句什么话，伍先生感觉他没有世故俗套，因而渐渐相好起来。其后数十年关系不断，彼此（林伍、伍梁）各都成了终身友谊。然而林先生和我却非其讲会中人。如上所述我只临时参加过两次，林先生大约亦只是偶尔参加过。
当年那讲会上经常参加的人，是伍先生另一班朋友（见前）。然而其中特如李任潮先生亦就因在那会上同我和林先生相遇而结识了，成为后此关系非浅的朋友。亦还有经我介绍常常参加讲会的张难先（义痴）先生，就使得张伍之间和张李之间从而都结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时张公居住西直门大街路北小庙内，距伍公住家甚近，我因为之介绍。而我则住家崇文门外，西北与东南相隔甚远，且彼时交通非便，于是他们彼此晤谈往还乃多多过我。）
伍先生讲会一班朋友中，李先生最为敦厚、朴实、勤恳，可以说是很难遇到的一个人。他与伍先生在1915年至1920年间差不多朝夕切磋，精神上和形迹上都是最亲密不过的。后此他们两位先生在事业上有着相互深切的关系，皆于此时种其因。为此，我们叙说伍先生的事情有必要讲一讲李先生。
一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从1917年倡议护法，在广东前后七年之间屡起屡仆，就苦于没有他自己得力的军队。直到孙先生身逝之后，才有黄埔军校培植起来的军队，使他的党得以统一广东，进而北伐以统一全国。实则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没有军队，陈炯明所部粤军不就是他的军队吗？只为陈不听话，卒且公然叛变，于是他就像是空无依傍了。然而陈部邓铿固忠于孙先生。邓所部第一师正是一支好队伍。可惜邓遭陈忌而被刺死；在孙陈矛盾几番变化中，第一师分散破碎了。此时把它收合整顿于江门四邑；培养发展于肇庆梧州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任潮先生。先是邓在1920年从广州写信到北京，邀请伍先生回粤给他担任参谋长。伍先生未应其请，却介绍李先生投效邓部。李既入第一师，从副官长而参谋长而师长，始终秉邓志而拥护孙先生。孙先生亦始终倚任他，任命他为西江督办兼梧州善后处处长。其后又受命同蒋介石一起筹建黄埔军校。校内重要骨干如邓演达、严立三、陈诚等人皆从李部第一师抽调而来。蒋为校长，李副之。其后国民革命军局面亦端在蒋得力于李之合作而展开。不仅统一广东的那些战役如打东江、平南路、收琼崖多靠李，而且北伐时血战汀泗桥、贺胜桥、直取武昌，号为“铁军”的还就是李部——北伐时蒋以总司令督师在前，李以总参谋长留守于后，然其所部第四军四个师则半在广东后方，半在武汉前线。（当时六个军各军编制都是三个师，独第四军是四个师。）
方当李先生在时局中所负责任逐步重起来，他就不得不援引前此讲会中朋友来帮助他。例如在梧州一面治理地方民政财政，在在需人，张难先等几位先生即已应邀而来。及至北伐出师，他就非拉伍先生出山为助不可。
叙说李事至此，掉转来续说伍先生。1921年8月初旬伍先生挈眷回到广州，正值粤局在纷拢中。孙先生位居总统，下面陈炯明所部谓曰粤军。盖另有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程潜，豫军樊钟秀等等都来自广东，而广东省内尚有半独立性的小军阀邓本殷等割据各方。（此为笔者粗略记忆，有待考订。）广州为陈部驻守，但市区内任听各友军随意出入。各军既不相统属，且纪律不严，下级官兵有不法行为每每此军诿过他军，或彼此寻殴，秩序甚难维持。市内商民既不堪其苦，陈炯明乃设立军警督察处，委任粤军长官叶举为处长，以策治安。伍先生适于此时返来，老同学叶举立即求助于伍先生。伍先生觉得义不容辞，接受了督察处总参议名义，躬自率领数十名士兵日夜巡逻市街，遇有问题当下处理。两三个月内竟在未杀一人的过程中完成其使命。伍先生居常每诵“劳谦，君子有终，吉”（见《周易·谦卦》）一句话，而身体力行之。“劳”就是事必躬亲，不怕劳苦；“谦”就是对人对事谦虚谨慎。其成功，夫岂偶然哉！
此时陈炯明对孙先生尚未公然叛变，而形迹渐著，流言已多。伍先生心焉忧之，一夜直造陈之总部见陈，举流言为问。陈悍然诟责孙先生，其势不可理喻。伍先生动念举手枪杀之，愿与之俱死。转念其叛变固尚未发作而止。但以自己要杀之之念率直无隐地说出来，警告他。陈顿受感动，一改其粗犷态度，但仍申说孙陈之间的是非，说之不已。据闻事后陈向人亟称道伍先生公忠坦白，“真是很少见的一个人”，表露他的佩服。
伍先生从北京南归的本旨，原是本着《大学》上修身齐家的理念，尽力于自己家乡的事情。这便是去走明德修身的正当途径。所以在广州省城停留不久，就挈眷回他的南浦村，要在解决乡里实际问题上，自己磨炼学习。
常时禺北地方紧急需要的，是平息械斗和肃清盗匪。伍先生访悉此两大问题实有密切关系：械斗之局非必是乡村间彼此真有恶感深仇，而多是有枪的盗匪和地痞赌徒勾结所造成。非将各乡地痞清查出来，加以处理，即无从平息械斗，进而肃清盗匪。于是在禺北高塘办起禺北慕德里司民团养成所，由各乡遴选有品行有知识之青年入所受训；受训费用由各乡公款负担之。伍先生亲自主持养成所教务事宜，于军事训练外尤重视思想教育。于此，他对本乡子弟下了很大功夫，而这些子弟们亦没有辜负他，大都成了后来他抗日游击中一部分骨干。
养成所学员修业期满，即派去各乡分别进行清乡工作。在清乡中定出地方办理治安办法：（一）凡存有枪支不务正业之新旧匪盗，限期准予自新，一律不加追究；交出的枪支各给回其枪价。（二）限期内仍然顽固抗拒，不报自新者，立时捉送县政府法办。（三）各乡村如再有械斗发生，所有其民房祠宇被焚毁，人口死伤等损失，经官方派兵围剿后责成互斗之乡赔偿之。此办法一经公布，最受匪盗的家族亲人欢迎。同时又有常驻之清乡学员负责侦查，不时活动。不出三个月，禺北全境遂即平靖，人民生活得到安定无扰，为多年之所未见。
在求得乡里安定后，便要兴教育。这原是伍先生回乡抱的大愿之所在，地方安定不过是其前提条件。然而兴教育于社会就在肃清匪患盗风中，既已开其端了。学校教育应即与社会教育并举，于是有慎修学校小学班之开办。校长先推乡中老辈担任，后来事实上名义上都落在伍先生一人身上。这又是他守定劳谦之训。为了慎选教师，特函托于旧友严博球（见前），严从高要以马仰乾为荐。马自此得追随左右迄于伍先生身故，三十多年间深受教益，衷心感激服膺，而伍先生亦喜益友良友之难得云。
当1921至1924的三年伍先生致力于本乡事情时，李任潮先生在广东军界实力地位逐步增高。起初李先生有时抽身访问南浦村，后来则伍先生不止一次应邀到梧州，在工作上总是彼此关心，互有所帮助。——似闻李在访问时每对学校略有资助，伍先生去梧州则为参与方略规划，或因李领兵远出，代为照料一时。现在莫能言其详。
1924年春，在孙先生主持下联俄容共，改组中国国民党，是其（国民）党的生命一大转机。1925年在蒋李合作下统一了广东。1926年决定出师北伐，蒋为总司令要去前方督师，李为总参谋长负留守后方之责。并且国民政府不久亦将迁往武汉。李自顾责任太重，于是向蒋提议请出伍先生帮他才行。蒋素闻伍先生贤名，甚表同意，属李邀请来省当面商谈。
伍先生身为粤人，关心粤事，兼以伍李关系势须出为臂助。然自忖素不预闻国民党内大事，仍不敢冒昧，随李面蒋时，特提出三点请问：（一）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以及三大政策自己向少学习，尚待尽心研究，请允许他暂不入党。——这在国民革命空气高涨的当时，是无人敢于涉想的请求。蒋闻之，有些迟疑，卒亦微笑点首。（二）自己愿为后方治安及后勤业务帮助李公；至如北伐战略、国家大计则不敢妄参意见。蒋表同意。（三）自己身体瘦弱，精力有限，习惯午睡片时，愿先声请许可，以重纪律。蒋笑谓此无问题。最后协议伍先生以少将总参议名义担任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事实上总部大小印信，一切公章均由伍先生掌握，可以代李批答往来公文电报，只有少数待李决定。
伍先生负责后方总部工作时，我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达广州（1926年6月尾），意在体察了解这里是否果有民族生命的新生机，自己初无意参加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运动。乃不料任潮先生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我和伍先生、徐景唐三人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伍、徐就职，我没有就职。徐且就任军事厅厅长，伍先生则兼领全省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事。那时在国共合作之下，各县地方有民团组织，主其事者大抵为豪绅；又有农团组织，则出于中共所发起领导。再则广州市曾经有过商团的组织。当局乃创为地方武装团体一名称，混括一切在内，不使其偏左偏右。在此养成所中，调集各县青年干部来省，经短期培养后返回各县地方建立和维持新的地方治安秩序，而以伍先生主其事。伍先生引导我参观，要我讲话。我适怀抱“乡治”的思想主张，自愿为十次的连续讲演，题为《乡治十讲》（共分十个小题目），惜今无存稿。
是年秋冬间粤局突然发生一连串大变化，打破了伍先生维持后方支援前方革命军的理想。此即汪精卫、陈公博居首的左派八个党中央委员驾临广州，而先之以张发奎、黄琪翔率军回粤。张、黄原属李公部下，但此时却归属汪派。一时谣言繁兴，人心惶惶不安。不久汪偕李以赴沪参加党中央全会而离粤的次晨，张黄就以打倒黄绍竑为名而行反李夺权之实。正在陈公博等占据省政府和政治分会之际，出乎张黄意料之外，张黄所部的叶剑英一团人揭举中国共产党红旗举行武装暴动，打开监狱，冲破省市各厅各局，焚掠市区，沿途多所杀伤，全市骤陷于“赤色恐怖”之中，伍先生所在总司令部自然成为攻击目标；当时伍先生如何应付，我适僻处在离省城六十里的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一切不知。事变后，见到伍先生，但知其平安离去，不知详情。实则逢此关键时刻，最见平日学问功夫，惜我自己不用功，那时竟不晓得向伍先生请教。今日想起伍先生行常说的一句笑话；他说：“俗有‘投机分子’，那便是机会总投向我来。”伍先生身处危局而安然度过，其偶然乎，抑非尽偶然乎？
粤局非久得到平靖，仍归任潮先生主持，伍先生的职守一如其前。所不同者，此时任公见得党内派系纷争莫知所从，不免失望于（国民）党，而转念求他自己如何尽力大局之道。他一向尊重蒋的领导，而蒋此时却猜忌他，举措诸多乖悖。例如张发奎应为军纪所不容而竟率其残部归蒋，蒋为之补充，且令其驻军南京对岸之浦口。左派八个中委曾经监察委员会弹劾受到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权，而蒋辄许他们照常出席（唯汪已出国）。于是蒋李之间亦即南京与广州之间，俨然分家对立。李公既要自己谋求尽力大局之道，乃始有味乎我初抵广州见面所谈的话，邀我从乡间进省，就宿其总部内，每夜听我细谈中国大局前途的分析料度和主张。他似乎颇有领会。由此我乃开始在他的政治生活中有时参加些意见。我的这些行动，伍先生当时似不谓然，但他未出一言阻止。
就全国大局而言，1928年卒得以完成北伐者，端赖李对蒋之弃嫌合作。而此事则由吴敬恒、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元老写亲笔信，特派曾养甫持来广州见李，敦劝李去南京一行。于是李入京会蒋，并重新就职总参谋长。粤局乃随（国民）党内一时和睦亦得粗安。为进而谋建设，在两广政治分会内增设一建设委员会，任潮为主席而我代理其事。我原想在广东试行乡治之主张，即受任不辞。顾不料大局变化不得尽如人意。（后详）
在李入京会蒋之期间，伍先生曾代理省府主席职务至李回任为止。是年完成北伐，盖得力于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而以末后张学良易帜表见全国的统一。就在表面统一之际，而分裂问题立即发生。此即蒋提出了要取消各政治分会之主张。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在外地之简称。如李任公主持两广政治分会之例，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各有其广大统辖地区。蒋将借统一全国事权为名，行其削除异己之实。于是在旧军阀内战之后，新军阀内战继兴。先有1929年蒋对桂系之战，后有1930年蒋阎冯之中原大战。其时，深遭蒋嫉忌之桂系，事实上是倾心拥护中央者，突因武汉政治分会（李部胡宗铎等主事）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撤职，蒋大怒，势将爆发战祸。1929年春初李（济深）黄（绍竑）等两广军、政、财主要人物全行北上京沪以求谅解，而当李入京面蒋，遽被其扣押于汤山达两年之久。广东省主席职位先经李移交陈铭枢，在陈同行北上中，由伍先生代理省政府主席。不意陈中途伤脚，滞留香港就医，未得北行，亦未得回任。此时大局方在动荡震撼中而粤局随之，伍先生一身支柱其间，其为平素学问功夫一大考经时机乎！惜吾人未得侧闻指教也。
我的行动应附带在此际一为述及。我原想在广东开办乡治讲习所，试行乡治之主张。但环境似乎不顺，即借词考察各地乡村改进工作，于1929年春初（夏历正月初旬）率领一部分同人北游江南、河北和山西，曾写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可参看。而就在此时李公被扣，我无意回粤，便留于北方了。
我在广州期间，于伍先生言动行事且少用心体察学习，离去之后所知道的更少。今撰此事略，对于当年之事主要向伍先生知交和同事各朋友搜集材料而编次之。其事迹即接续上文所述及者，以迄于日寇侵入粤境伍先生率众抗敌初期为一段落。
1930年陈铭枢由港回任广东省主席，伍先生交卸代职，仍任委员如初。在此之前，先生原兼任广东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和广东筹赈处处长，亦均继续其工作。广东军权在李被扣后即由蒋委陈济棠接管。初时民政军政由二陈分别主持，后来陈铭枢被排挤下台，伍先生亦退出省府，其事约在1931年。
与此同时，广东筹赈处改组为广东省赈务委员会，金曾澄为主任委员，伍先生被列名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既无一定职守，伍先生即回本乡南浦村重理乡间治安和教育等事务。
1932—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率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反蒋，有先将入粤之传闻，陈济棠在戒备中，对伍先生有所疑忌侦伺，先生态度安详，卒亦无事。
1935年陈济棠反蒋失败，蒋委派余汉谋接掌军权，黄慕松为省府主席，黄往昔与伍先生同学于北京陆军大学，相熟多年，至此强邀伍先生出乡为助。1936年成立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以伍先生为主任委员。其后黄慕松去职，吴铁城接任省主席，伍先生职务无变动。
吴之后任为李汉魂，伍先生主持农村合作委员会事如故，直至日寇侵粤前夕。先生如何促进农村合作运动的具体情况，惜乎我们未得闻悉。其他如筹赈处的工作亦同此例。伍先生的工作与其学问工夫是分不开的。上文以来等于列举伍先生的职衔而已。
日寇1937年大举入侵，先华北，次华东，1938年10月遂及武汉并广州。粤省当局事先部署抗敌，伍先生即被任为番禺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队统帅委员会，全省聘任二十余人为委员，分地区负责编组自卫团队，亦即兼任其团队司令。伍先生受聘为委员，负责番禺、花县、增城、从化、三水等地区，称为第二游击区。广州失守后，张发奎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则令改编为游击纵队。不久第四战区迁广西，广东成立第七战区，由余汉谋任司令长官，则又令改游击纵队为挺进纵队。伍先生于是受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以迄于最后日寇投降，抗战结束，首尾七年而无改。七年之间此项区划迭有变更，其各区负责的司令人选尤多更换，唯独挺四纵队负责地区无变，且由伍先生始终其事焉。其为偶然之事欤，抑非尽偶然耶！
如前文所述，伍先生1921年从北京回故乡后至1916年应邀进省担任军政各职前的那五年时间，均投身于本乡治安暨教育工作，且培养出不少家乡子弟为其事业的骨干，故而其抗敌游击工作夙植有社会基础，殊非他人所及，值得认真叙述。惜笔者当时未曾追随左右，事后亦未闻先生述说，今唯依据一些材料约举其要。
江高战役及其前后，广州市既未经一战而先撤守，我地方团队群众三千余人在伍先生率领部署之下，防守江村至高塘铁路沿线，阻击敌军，奋战七日夜，敌初不得逞。然卒以敌人从水上（橡皮艇）陆地（步兵）空中（飞机轰炸）三面而来，且从上游流溪河包抄乃不得不后撤，而退守三水北区之鹿和墟。自布防迄于撤退计十一日云。此后由于敌人西进，而敌占区扩大，我军活动范围亦延展至三水四会两县。司令部及后方医院粮械库等机构并设于鹿和。
粮械为军兴两大问题。广州弃守时，市北郊的粮库及军械库都放弃了。伍先生乃指挥所部并发动群众分别抢运利用。粮食在军用之外，且资助随军撤退之家属人等两年多之久；而江高战役所恃以御敌者，亦即其械弹之一部分云。
挺四部队或其前的第二游击部队人员编制均遵上级规定，其人选则由伍先生报请上级加委。但有些必需因事制宜自行增设安置者约百余人，皆地方公正旧乡保长、校长、教员以及其他人士热心抗战而有助于抗战者，于其生活即不能不稍予照顾。于是部队糈及一切费用乃超过上级发给之数，势须自行筹措。伍先生标订“勤、俭、公、勇”四字为队训而励行之。在困难中，大家同甘苦，曾经官兵一律每人每月发银大圆，米三十斤。其后又遵奉上级规定官兵薪按等级分发，前后多有变动，此不详记。
兵员补充则征与募兼行。在所辖近区内男丁及龄受训，有枪皆团。伍先生为此写有《敢告乡人书》全用粤音土语，亲切易晓。其后又有《再告乡人书》，则因费用不济，劝告有资产者（似兼指海外侨胞）之捐输。又写有《两月又半》一小册子，以战斗经历通告各友军参考。
当抗战期间有所谓发国难财者即武装走私。挺四所属队伍散处各地，唯励行勤俭之队训，虽感拮据而军纪整肃，独不出此。但亦有两途稍资补助者：一为查禁烟赌罚款，二为抽收来往盐船货物补助费。
右所云挺四所属队伍散处各地者，除留于司令部的队伍及后方医院、粮械库等机构，随军家属住地的一些队伍之外，其余兵力分别部署在三水属的噉嘴、埠街、大塘、永平，花县属的白泥、赤泥、狮岭、象山、旧花县城、百步梯沿线，并深入敌占区如江村、高塘、蚌湖、高增、人和、嘉禾、龙归、太和、良田、竹料、钟落潭、太平场、帽峰山以至广州市内活动。
挺四主力队伍时时狙击敌人，实行游击战，一进一退大抵由伍先生亲自率领指挥之；其各地分驻队伍侦察敌情，亦复随时袭敌。如是大小战役实难计数。据伍先生旧部称说，首尾七年，对敌大小作战次数统计约在三百至四百次之间云。
如是累年作战次数中，最为人称扬者是良田袭敌一役。良田地属禺北，在广从公路段内驻有日寇统属的伪军一个大队。深夜偷袭，先设法制止狗吠，次泼油纵火，用重机枪攻打炮台，当场生擒敌方顾问日军中尉深丁为雄一名，击毙深丁的老婆及另一名日军顾问官，伪军纷纷逃散，遂一举而消灭其全大队焉。
在七年对敌作战中，先后俘获之日寇官兵约计二十至三十之数，均随时押送战区司令长官部验收，上级均有令嘉奖勉励，并通令知照其他游击各友军。据传日俘供称他们最怕我军独九旅（旅长姓名未详）和伍观淇的游击队，虽特加戒备犹不免时而受到损失云。
1945年9月日寇既投降，挺四司令部暨所属队伍随即奉令结束解散了。
时局既定、番禺县成立县参议会，在会议上伍先生当选为议长，同时兼任禺北联防处主任、预闻本地方诸般之事。迨全国解放，局面一新，始引退而去。1950年北上入京访友，寄寓李任潮先生家。时李公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经其向领导上介绍后得到生活照顾。我趁先生晚年闲暇，偕同学诸友共请先生讲解《大学》及《论语》、《孟子》诸书而笔录之。同人在其间亦颇有讨论，今并录存以贻后世。不久，先生遽以衰病谢世矣。殓时在侧者伍夫人黄敬如及马仰乾、黄艮庸我等诸友。先生二子时清、时忠、女懿珍、诸孙松年，鹤年等适以事均未得在侧云。
此文自伍先生逝世之后即着笔，历二十余年，数易稿，乃得完成。其间所叙事迹盖经多方访查对证者。
1977年9月漱溟
忆蒋百里先生*
1920年（民国九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还不算多。现在只就其中较重要的两三次回忆如后。
1935年8月20日百里先生经青岛忽到山东邹平，访我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达，而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见他。实则我当时并不知道蒋先生到了邹平，因院中同事没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没有心情与其相见，便径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无从明白其来意。
1936年年初的一次会见
这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去作讲演，路经上海，造访百里先生于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为何去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想找你谈谈国家大事，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这才清楚他是为了时局紧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1935这年夏秋间），关心我在山东的乡村工作，想对我有所指教而到邹平的。记得去访问蒋先生的那天恰是旧历元旦，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事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浅，它很不应当侵略中国。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它侵略中国，对它毫无好处，而给它带来的将是很大的灾难。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将为时不久；就连已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对此种机会不能加以利用，则仍然无希望。……结论就在中国人自己要努力。
蒋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所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够明强，从这方面不容易发挥出力量来，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先生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他又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括来说不外物的条件与人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地势、经济、资源、武器装备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团结、战士的士气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说这两大方面都很重要，都关系战争的胜败，但总以人的条件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如果没有人的运用，或有人而不善于运用，物的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或发挥不出来。而人的条件，就一次战役而言，往往担任指挥的将帅才能胆略最显，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极长，则士兵的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此种战争中，其胜败的决定因素却在全体士兵。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那么，士兵的重要性将居首位。士兵优劣长短，自有许多方面，如体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关系很大，但它们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为要紧。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对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的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
就心理方面而论，在不同社会，人们作战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或说天然是侵略性的，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民族天然不能从事侵略性战争，而长于自卫，他们只有在自卫性战争中乃得发挥出力量。上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这类战斗中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战争亲切，对侵略战争则否；对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够亲切，而对保卫地方的战争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战斗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长处在一次中表现，在二次中表现、三次中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长处，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先生又论述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紧要。其紧要之点有许多，可惜我现在多已记忆不起。有一点将于后文叙述，这里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掌握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此外山东对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蒋先生还提到，袁世凯时代有一位美国名叫乌德的将军来中国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岛招待陪伴此人，沿胶济、津浦线到北京，随处下车察看访问。乌德曾对他盛赞山东地位之重要不已。后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曾向袁陈说利害，指出必须保全山东；其他可让，唯独山东不能让。他还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我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他还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也好，等等。
他又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和设施，我大略告之。在我这次访问蒋先生之前，即1935年10至12月间，我们刚好推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定了一个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此时正好着手执行，为应付敌人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如一旦中日关系破裂，即可发动民众与敌人相周旋。陈述这些是应其所请，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请教。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勉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击敌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说，不唯军队的组成和补充全从人民而来，军队的供应给养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战时还有待人民的配合、掩护等等。最后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点）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其兴致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识见和热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受感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初的一次会见
“七七”事变前夕，7月2日我由四川经武汉到北平，深感华北局势严重，形势紧张，即于5日赶回到山东邹平，两天后芦沟桥战火即起。山东韩复榘原对应战有所准备，至8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是否决心一战还看不清楚。于是我特地于8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当时时局的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我是8月9日到上海的，9日、10日、11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他还告诉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之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经他热心督促，我决定先到南京，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总是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8月11日晚11时我乘夜车离沪。车过无锡时，忽然通知旅客一律下车，说车已被军运征用，将运送候在车站上的部队东去上海。后来又候得另一西去列车，继续旅行。因为此时我认为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未在南京下车，而径返山东了。待我12日到达济宁专署时，又得知有电报催促我去南京开会，于是我当日又折返南下。待我14日晨赶到南京时，知道上海“八·一三”战事已爆发了。
1937年8月的又一次相会
8月17日夜我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又见到蒋百里先生。我告诉他，蒋（介石）约我明早谈话。他说：“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次日晨见蒋时，我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百里先生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我将此决定回复百里先生时，他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19日）即启程离京去山东。随后他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我，曾要求他介绍与我相识。他问我，此次路过徐州时是否可以下车与胡见一见。我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20日中午车经徐州，胡收到百里先生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我们就在徐州停留了24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兵徐州。胡要见我是想了解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把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胡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工作，蒋先生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22日晨抵济南，有民政厅长李树春奉韩复榘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同百里先生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一见面就问：他（指蒋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这样的答复从韩的神情来看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我于是蒋百里先生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说明百里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最后韩嘱托我代为向百里先生致意，请来省府午饭，却没有请我作陪的话。我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知了百里先生，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百里先生给我讲明了其中道理。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的问题：
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连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若不是经他这一番深入一层的讲清阐明，原来对他的见解我显然理解得太粗浅、太不够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后胜利？
这天中午蒋先生应韩之约时二人谈话详细内容似不曾告诉我；或者告诉了我一些，现在我已记忆不起。印象中他们谈得虽不太坏，当然也更不算好。韩复榘既出自私心一心准备西撤以保存自己实力，这何能满足百里先生对山东那样一片深切热情的期望？次日（23日）蒋先生似是由韩的参谋长刘书香陪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我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我们分手时相约于25日他由青岛我由邹平同时到济南相会，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出身）陪同视察青岛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问题。
在济宁我们与胡宗南相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梁仲华专员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情况（详见《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参观完了，当夜百里先生即随胡的专车南下。此时大战既起，各自奔忙，一经分手，彼此便未见面了。偶尔通信，因行踪不定亦极少。记得他奉命为争取外援，出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我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欧洲风景，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今写此文，殊草草不足以尽纪念蒋先生之意。
怀念林宰平先生*
闽侯林宰平先生讳志钧，是我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当我奉教于先生之始年二十四耳，而今为此文既九十又二矣，追怀往事多半记忆不清。姑就下列几点分记之如左：
（一）民国六年西南护国军倒袁之后，法统恢复，我在司法部任职秘书，宰平先生特嘱部中参事余君绍宋居间致意介绍，是即我得以奉教于先生之始。先生年长于我十四岁，学识渊博，顾乃留意及于小子，盖见到我所为《究元决疑论》一文（刊出于《东方杂志》），侈谈古今东西学术，独崇佛法，而欣赏之也。
（二）民国七年我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文学院哲学系，著有《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出版，嗣又兼讲佛家唯识学。先生亦留意佛典，且居常默坐澄心，而我每习静鲜有所入，不及先生多矣。
（三）民国九年秋，先生引导梁任公蒋百里两先生偕同枉顾我家，访问佛学于我，此即小子得以亲聆任公先生言教之始，其后数承任公先生赐笔札语及日本人士之佛教研究。
（四）《北云集》有《周易汉象新证序》一文，又有先生与著者雪峰谈易之书札。雪峰姓裴名占荣，尝随我致力乡村工作多年，比及日寇侵据山东，雪峰坚持游击抗战对敌，卒死于鲁境。先生盖尝称其为可以托孤寄命之人云。
（五）《北云集》有送别萧隐公归粤之诗，据我所知萧在前清末年来京入法政学堂肄业，适值先生游学日本回国，即任教于其间。然萧却年长于先生，颇有学养，嗣后居嘉应州会馆讲学，先生亦往听讲（注：此盖已入民国时），于此征见先生之谦怀好学。
（六）先生与粤人伍君观淇（字庸伯）相结识，即因彼此同在萧公之处听讲而来。而我与伍君第一次见面交谈又是在先生家中。正由于伍君给我的印象极好，其后遂彼此订交，且结有姻娅关系焉。
（七）《北云集》有赋赠子真南归诗。子真者黄冈熊君升恒也，为人豪放健谈，亦是经我介绍乃与先生为谈学之友者。熊君著述甚富，有《原儒》上下卷及《佛家名相通释》等多种，皆署名十力，世人率多称之曰熊十力先生。
上文所叙之伍君庸伯亦经我介绍曾与熊君晤会交谈，然两家为学路数截然不同，彼此卒难取益。
（八）前曾说先生年长于我十四岁，伍熊二君虽年长于我各六七岁不等，然比于先生仍少六七岁也。此征见先生在人品学识上取友结交之虚怀。
（九）先生平素关心国事时局者极切挚，既与彼时组织政党活动的梁任公一派系人物相稔熟，却谢不参加（似亦曾列名其间、旋即声明退出）。然先生虽立身高洁不可企及而世人唯觉其态度和蔼可亲，曾不觉察其衷怀之严肃。其后熊十力于先生之逝世，曾为挽联云：德备清和，先生既圣；学通今古，当世几人。（注：孟子书上有“圣之清圣之和”的话）表达其钦佩之心情。
（十）先生为学术事业尽力负责，必须指出者有二事：其一即为尚志学会审定译著各书，付之出版，又其一则受梁任公先生临终委托为其毕生写作审订出版之事。稿件一大箱内有曾经印行者，有未曾写完之件。外间所未及见者，乃至其他种种。于此，具征先生如何见重于任公。其后既经先生手订付之出版者都三十余册，题名《饮冰室合集》，且为之序，备言任公学问文章先后之变化。
（十一）以上就我暮年追忆所及并参考《北云集》，粗略言之，殊未足以表达先生之品德学问，聊供给好学有志之士仰慕前贤之一些资料，如是而已。
1985年9月20日于北京
（梁漱溟印）
怀黄远庸*
1912年我任天津《民国报》驻京记者，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时年十九。此时黄远庸（名为基，字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于新闻事业已卓有成就，作为同行的后辈对他颇为仰慕，但无缘结识。不意在离开《民国报》后却因一法律问题登门求教于他并由此而缔交。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师。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极富才思和才情，年仅十九即中进士，此后东渡日本习法律，归国后常在《少年中国周刊》、《论衡杂志》和《东方杂志》发表论文，又为上海《申报》等拥有众多读者的大报撰写新闻通讯，深受社会人士注目。因他在上层社会广交游，善于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于字里行间予以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启超曾以《中国三少年》为题对民国初年三个有为的年轻人表示赞赏，第一人即为黄远生，余二人为张君劢和蓝公武。三人中我于黄相识最早，彼此深具好感，不幸三年后他便遇害身亡。君劢后为国家社会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我往还甚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君劢与我同属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蓝公武民初曾在北京办《民国公报》，也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过面。
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1912年家兄先往西京大学（今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家妹亦受聘于西安某女校，时年仅十七，由我送她去西安。其时京汉路已通车，自郑州往西则须以骡车代步。此时我正倾心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余年，正是始于此时。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敢不平，返京后逐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当时黄远生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接谈时间虽不长，彼此却似有一种相互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信任感。这便是我与远生先生的首次见面。
次年，我编纂了一册类似《古文观止》的范文文选，取名《晚周汉魏文钞》。自清季以来，世人多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气韵乃至追求读之音调铿锵。我颇以此为病，认为文章重在说理，应以表达思想为第一要务。这便是我编这一文范的动机。书成后，我登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如他同意我的意见即烦作序，蒙他慨然允诺。序文中他有如下的话：“……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不适于著述学术。以为适用文字，唯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抄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迷执而已。”（见《远生遗著》杂著第四）表达了他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人至今难忘。
民国初创，政局极不稳定，全国貌似统一，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只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华北为袁世凯系统的军人所盘踞，其余边远各省则又分属地方势力。而国际上，列强又胁迫民国政府以出卖重大权益作为承认民国合法地位的交换条件。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无时或已。但对国家危害最大者乃是袁世凯。袁之策划废除共和，阴谋称帝方在酝酿时，黄远生即以《京华通讯》的栏目在上海《申报》陆续刊出新闻报道，揭露袁及其党羽的某些阴谋活动。这些通讯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注意，这自然也便是日后袁世凯运用种种手段必欲迫黄远生变节为其所用的原因。
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为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得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美国教授古德诺都曾发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于中国国情。于国内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对当时舆论大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以二十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出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即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为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谈了两个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于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上海拟出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致如此。
待黄远生读到《甲寅》杂志上我的投书时，他已脱离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潜抵上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为致士钊先生信，一为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这两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至于我误认他已同意为袁世凯主办《亚细亚报》，他表示“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用心之可哀。”这时我才知道，黄在北京已处于袁世凯党羽包围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读此两次投书，不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处境极为艰险，袁及其党羽不容黄不屈服，及胁迫之亟。黄事后以“图穷匕见”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黄的离京出走，须提到编纂《远生遗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极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林黄同是留日习法律的，林归国后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们的相识并成为知交，大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成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亲口对我讲，黄习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来访，以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与袁氏出资强要他主持的《亚细亚报》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当时见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还，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的话，表达了获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见的愉快心情。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在北京时，“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这和我与他接触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证实，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他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初闻似颇费解，但细读《远生遗著》的论说、通讯诸卷中的文字，便可看出，他实是受民初党争之害。远生屡屡痛责民初各政党不以国脉民命为念，但知为一党之私而争夺，“如古部落人争据城堡”。认为当时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如《铸党论》中曾谓“破坏共和之罪谁尸之，则今之所谓政党者尸之矣”。他深知此种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因而有“然自问发愿作此文时，胸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翼吾国人之一悟，区区此诚天地可鉴也”的话。其于国民党也颇有指责，这便招致了惨祸。
黄远生决心“探求人生之学”，不是极宜寄予同情和期望的吗？执迷于党争者竟仍忍心下毒手结束了这一大有厚望的生命。故我于远生之死于无妄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东方杂志》）。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袁世凯为人狡诈，是国家的罪人。无论革命派、维新派、保守派都厌恶他。但民国成立之初，却流行着稳定大局“非袁不可”的看法。对此种似是矛盾的现象的解释无他，即承认现实。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旋即让位于袁，即是承认此一现实。清室退位以前袁之势力已成，清室退位之后中国几无全国政府可言，涣散、混乱达于极地。凡以国事为念者无不希望出现一全国政府、出现一可以维持大局不致更趋恶化的人物。国人望治，而衰世凯不仅窃取权力还包藏着更大的祸心，事先谁何能料想得到呢？1912年，我作为《民国报》记者，出席了袁大总统就职的仪式。记得袁在众人簇拥下从我右肩擦身而过，瞥见出席此一庄严大典的袁世凯竟未理发剃须，着半旧军装，漫然步入庭中照相。我对袁向无好感，及见这般表现印象自更恶劣。当时不明其故，事后则不难理解在袁心中何尝有民国？当时中国人中属望于袁者不可谓无，但确可谓甚少。姑且信任之，期待局势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者居绝大多数。黄远生在其文章中曾谓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此即当时大多数善良中国人的认识和心理。稍后便感到袁“乃善日少而恶日多”。作为密切注视局势的政治记者，黄远生对袁世凯时时在观察中并最后得出结论：“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敢于在报端直指袁应对政局恶化负责，在当时实属不易了。
女孙梁彤读《远生遗著》遇不解处以述往事为请，念此为七十余年之往事，与远生先生有旧者皆谢世，而对当时种种情事近人多不熟知，因据所述整理成文，题曰《怀黄远庸》。
九四叟漱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