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从文化站调到了公社中学教书。我一天假没请，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了几次，就去报名参加高考了。我以为自己平时就读书，又有写作基础，一定能考上本省最好的大学。
考试开始，第一科数学，我一看都不会，签上名，交卷。第二科政治，我全会，50分钟交卷。第三科语文，我全会，高兴！第四科，历史、地理一张卷，一看题也太简单了，没有一道我不会的，90分钟时间我40分钟交卷。回到家就到处奔走相告，高考也太简单，除了数学，我全会，于是就等通知。公社教育组在考试之后的三个月之内陆续接到了9份录取通知，就是没有我的，我傻眼了，天天去公社等着。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一看信封的落款，彻底凉快了。这哪是大学呀！吉林省白城师范学校（高师班），中专呀！不去了，毕业也是教书，我现在就教书呢，那些中专都毕业的或名牌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了还不如我呢。
后来我们学校的一名老教师看了我的录取通知说，你要去，你这个学校是按大学生录取的你，你忽略“高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值钱呀，按我的理解，要么就是“高等师范专科”，要么就是培养高中老师的，如今师资缺口太大谁都可以当老师了，文革前教初中的老师必须是大学专科，高中老师必须是本科毕业。我当时只知道大学，什么专科、本科、研究生，一概不知。
为了成为有编制的老师，我决定还是去读书。白城地区离我家很近，我又常去，去这样的学校读书都不如我参加创作会兴奋，到了学校一看这也不像大学呀，20多人住一间大通铺，都不如我们旗党校的学员宿舍。
同学们都知道珍惜上学的机会，特别是农家子弟，每当说起考学这件事，都无限感慨。我的大学与其说是老师教出来的，不如说是自己有了时间学出来的。就说文艺理论这科吧，我高中时就读过无数遍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下册）》。大学的第一堂文艺理论课老师首先提问：谁知道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没人举手，我一看这嘚瑟的机会就是我的了，举手，回答：形象性。老师说：完全正确。从此我就是文艺理论的科代表了。
得意没几天，我的同桌杨文祥与我聊起文艺理论的一些观点，他小声对我说：文学的人民性有啥错，我们的教材却批判人家文学的人民性，我看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够。我当时极为震惊，我们俩经常辩论，但总是说不过他，但他也没说服我。后来他不和我说文艺理论了，我是课代表，我有当时的教材做依据，我有讲课的老师做支撑，我是“主流”呀。
电影《红楼梦》恢复放映时，我们一起去看，他借机又说到了作品的人民性，可惜那时我就是不能开窍，绝不放弃以群、巴人、蔡仪这些主流文艺理论家的观点。毕业之后，我因为喜欢美学，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这些人五十年的美学大讨论中，才算明白了什么是人民性。我虽说天生智力不高，但确实也有教育“误人子弟”的责任。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听老贫农哭诉旧社会的苦泪史。23岁那年我还以为爱因斯坦是西亚的一个国家。25岁时我还坚定地认为“世界三大宗教”都是“封建迷信”。24岁在大学的课堂里，老师讲到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吸收了黑格尔的哲学“合理内核”，我曾经为此苦恼了一天，这黑格尔是个什么果子呢？我这大半生受到的教育都是“超后”的，我要是3岁时会背“锄禾日当午”，也不至于上学了，我的优势就是高喊“口号”时比别的孩子更有激情，因为我爷爷说过“咱们家祖辈三代可都是贫农呀”。50岁那年青岛友人发来法国高考的几个作文题目，“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艺术品是否与其它物品一样属于现实？”“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面对这样的题目，我陷入了冥思苦想，不是在考虑怎么作文，我都“知天命”了，还和人家法国的孩子较什么劲。
如今我退休了，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看看今天孩子读书的大学，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时代真的在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