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空同Young的央企青春！

青春是什么？

是憧憬，是梦想

是才华，是勇气

是拼搏，是力量

生逢其时，勇敢担当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用指尖点亮他们的热血故事

用真心追寻他们的青春模样

1926年3月

他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

祖辈大多从医父母希望他将来能够治病救人外敌入侵的年代他目睹日军的舰艇炮击沿海城市

他暗下决心，要学造船

从此，为铸国之重器他把青春献给深海的惊涛，荒岛的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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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8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看到93岁的黄旭华站在代表们中间，习近平握住他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旁。

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黄旭华同志的动人一幕

黄旭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1926年生于广东汕尾。他远离家乡、荒岛求索，从此深藏功名三十载，从一穷二白中“头拱地、脚朝天”，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他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主持了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他一生致力于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为我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跨越发展探索赶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诠释了核潜艇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

1945年7月，黄旭华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开始毅然追寻“造船造舰”抵御外侮的报国梦想。

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旭华，面对当时落后贫穷的祖国，立下志愿，要科技救国。从上海交大造船系毕业后，他就开启了与潜艇一生的缘分。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能量，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4年后，我国也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被选中参加研究。

研究开始不久，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毛主席说出了让黄旭华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为了这句嘱托，黄旭华全情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当中。在当时，黄旭华和同事们，连核潜艇的样子都没有见过，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型是水滴型，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先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普通线型，再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潜艇，都成功后，才结合研制成水滴型核潜艇。

而黄旭华认为时间紧迫，在与同事商定后，毅然决定将三步并作一步，直接瞄准适合水下高速航行的水滴型方案。

“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为保证计算准确，科研人员分为几组分别计算，结果不同就重来，直到得出一致数据。

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

一次，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模型玩具，黄旭华喜出望外。掀开玩具窗户，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竟和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画出的图纸基本一样。“我们拆解分装了一次又一次，发现跟我们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致。大家高兴坏了！”

只用了十年，黄旭华和同事们就成功了。1970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第一艘核潜艇——091型攻击核潜艇下水，4年后的建军节，它被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我国未来核潜艇发展正在大步向前，核潜艇装备的持续创新和跨越赶超需要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如今，黄旭华最牵挂的，就是核潜艇研制事业的人才培养。

图为黄旭华与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一起

培养科研人才，黄旭华有什么秘诀？他主张从工程实践中培养人。几十年来，他率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重点型号研制，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国家培养锻炼了众多科技英才。

作为70后新一代核潜艇人，中国船舶所属总体研究设计所副所长刘潜一直奋斗在核潜艇研制一线。他说，他们这代人一是照着黄旭华做，消化吸收那代人的工作体系和方法，另外就是接着黄旭华的工作继续干。“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新的突破，那是因为站在了黄院士那一代人的肩膀上。”刘潜说。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时不我待，夯实人才基础是关键。

黄旭华对自己的定位是当好青年科研人员的“啦啦队长”，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敲锣打鼓。“我更愿意当‘场外指导’，不当教练，放手让他们去干，大胆去干。”黄旭华说。

让年轻人放手去干！黄旭华任总师、所领导时如此，退出一线后也是如此。他说，年轻人需要支持、需要鼓励。如今，黄旭华虽年事已高，但会利用做报告、接受采访的机会，“苦口婆心”地讲故事，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年轻人。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研究永无止境。黄旭华寄语青年一代，高精尖是买不来、求不来的，只能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他希望年轻人勤于奋斗，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48年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之后转入汽车系1950年的元宵节本打算去姐姐家的他听说学校晚饭有红烧肉便留了下来晚饭时，学校主管人员宣读了人民解放军空军挑选人员的通知不满21岁的他填报从军申请从踌躇满志的学生变成精神抖擞的军人正因为这一顿红烧肉他的青春与人生，正式与航天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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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孙家栋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

2018年6月，89岁高龄的孙家栋在发射场指导风云二号卫星发射任务。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多个航天器中，由孙家栋担任负责人的就有34个。

“我能在航天方面做出一点成绩，说来其实有点偶然。”孙家栋说。

这位航天专家的学习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他学过土木、汽车，1951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专业是飞机设计。

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七年里，孙家栋各科成绩年年是优秀。1958年3月，年年保持全优的孙家栋，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那一年，全苏联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总共只有13名学生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登上了归国的列车。“我在苏联学的是飞机设计，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想着回来后在空军好好工作。”

但是，孙家栋没能实现造飞机的宏愿。其时，中国正在谋划发展导弹事业，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术人才。孙家栋二话不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一无设备，二无资料。当时发展导弹事业可谓一张白纸，两手空空。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孙家栋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那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搞了9年导弹，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直升任为总体部副主任。其间，中国导弹、核导弹先后研制成功，孙家栋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专家。

1967年7月29日，一个炎热的夏天。孙家栋正在办公室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一道调令，让孙家栋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且建树颇丰的领域，担当起卫星研制的重任。这一次，孙家栋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太空响彻《东方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得知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刻，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孙家栋顿时感到浑身疲惫无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我国也于2004年启动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在此之前，中国的卫星最远只到过8万公里的太空，而月亮离我们有38万公里。此前我们所有的卫星，都只需要考虑地球和卫星之间的运动关系，而探月需要考虑地球、月亮和卫星三者之间的运动关系；加一个变量，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时年75岁的孙家栋，接下了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了。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对此，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孙家栋的老伴魏素萍回忆说，搞“嫦娥一号”时，孙家栋经常半夜走到凉台上，仔细地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工程技术方案。“有时他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折腾得我也睡不踏实。”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三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这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深邃的眼眸，高挺的鼻梁

他是瑞士和中国的混血如此模样，让他与周围的孩子交流甚少常常一个人躲在屋里看书1955年，他迎来高考各科取得近乎满分的成绩却被第五志愿北京石油学院录取他没有因此丧失斗志而是选择在最好的年华奔赴刚发现的大庆油田攻克技术难关1963年，周总理宣布中国石油从此实现基本自给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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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民，油气田开发工程专家，中国分层开采工艺和化学驱提高采收率技术的杰出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石油大学、东北石油大学特聘教授，国际石油工程师学会(SPE)著名演讲人评选委员会委员，先后主持研究成功上百项科研成果，多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大庆油田石油会战、持续上产、高产稳产、可持续发展各个开发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015年11月25日，国际小行星中心给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者王德民院士命名的小行星国际永久编号。

年轻时候的王德民（右）

王德民院士出生在1937年，河北唐山市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在北京石油学院的5年中，他门门功课都是5分。求学期间，王德民亲眼目睹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中国绝不会有大油田的“贫油论”像一片阴云重重压在他的头上。

毕业时，他主动请缨到大庆，他憧憬着心中那个美好的梦。这一干就是50多年，从年富力强的毛头小伙子到华发满鬓的花甲老人，他义无返顾地将自己的青春和才智献给了大庆，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工业。

起初，王德民被分配到基层试井，干起了劳动强度最大、最艰苦的工作。他天天和工人抬着绞车上井测压，下到千米以下的仪器，全靠人力用绞车摇上来。一天要测十几口井，井距500多米，绞车100多公斤。冬季下仪器，只好脱了棉袄给井口保温，抱着冰冻的防喷管，用身体升温，把原油融化，仪器才能顺利下井。

“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王德民的科研生涯开始于此。

王德民伏案工作

当时“试井”，大多运用国外的“赫诺法”。王德民研究发现，此法误差大，且与大庆油田地下实际情况相悖。时年24岁的王德民决心发明一种新的测试计算方法，解决这一难题。

面对每天上千个资料，需要数学推导。王德民是学采油专业的，试井测量只是他所学32门课中的一门。他学的是英语，为掌握数学推导知识，他先自学俄语，研究当时苏联这方面的资料。

他废寝忘食，连续奋战100多天，终于推导出符合大庆油田实情的油井压力计算公式。经过鉴定，新的计算方法被认定为“松辽法”，并很快在全油田应用推广。实践证明，“松辽法”比“赫诺法”精确两倍。接着他又搞出二、三、四种测算方法。“松辽法”一直到现在运用了100多万次。

王德民与同事

1978年，科学的春风也吹来了王德民事业的春天。如何把地下的原油采上来更多，仍然是石油专家王德民潜心研究的课题。

时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的王德民，根据大庆油田开发需要提出并组织开展了“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系统工程研究，形成了以“自喷转抽”开发方式的转变、钻加密调整井和表外储层为核心的系列开发技术，实现油田增加可采储量6亿吨，为大庆油田高产稳产5000万吨/年实现27年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国家级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这套工艺使“大庆油田开采技术在总体上具有世界水平”。

于大庆油田，王德民是先驱、是开拓者；于后辈，他是艰苦创业、严谨治学的楷模，是“石油梦”的引路人……在这片黑土地上，无论是于国于企，于已于人，王德民都无怨无悔。

王德民为大庆油田持续高产稳产而呕心沥血，在他成为大庆石油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后，最大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和科技带头人作用。

王德民从未停止过创新思维，他在考虑未来5年、10年大庆油田的长远发展。当时，王德民对“聚合物弹性增加洗油效率”新课题进行潜心研究；他还思考“改进活性剂加碱工艺”，研究一种不怕硬水的活性剂驱油技术，以适用世界多种油层不同驱油的需要……

他预断说：“这些实用技术项目都得要等十年后才能推广啊。”如今，王德民的梦想都照进了现实，推动大庆油田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