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批评家李陀
著名文艺批评家李陀在拿下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40年后，回归小说创作，其长篇小说《无名指》近日由中信大方出版。
这是一部从心理医生的视角探测世界的小说。海归心理学博士杨博奇，为了从“内部”理解人的秘密，在北京以心理医生为业。 “病人们”一一登场，在漂浮的都市，他们能否寻找到生活的出口……
批评家写小说，多少会让人捏把汗——就像教练下场踢球，进了还自罢了；没进，身为教练便有颜面扫地之虞。果然，《无名指》引发文化界的关注和争议。
《无名指》的主人公杨博奇经常一个人漫游北京城，陷入对城与人的沉思，这也是作为北京人的李陀的沉思；而金宇澄的《繁花》，以穿梭在里弄中的沪语苏白，吐露江南风景旧曾谙的另一种城与人之思。上周的上海书展上，李陀、金宇澄、毛尖、罗岗，围绕《无名指》和《繁花》，展开了一场“城与人：探索一张新的城市地图”的文学讨论。对谈间，对于《无名指》的创作、读者的意见，李陀亦有所解说与回应——
几年前，评论界有些文章说，我们要重视城市文学写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农业题材的小说出版得最多、评论最多、得奖最多。相对而言，虽然有不少作家都在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但是远不如农村题材或者是农业题材的小说多，也没有它们的影响大。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急剧发展，怎么写城市就成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城市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新问题，比如说孤独是个时髦词儿，抑郁症也非常普遍……把这些由于城市发展所出现的普遍问题给予文学方式的透视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实。
《繁花》的贡献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的小说作家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了。我们当代的写作小说，真正写好日常生活、真正重视日常生活的并不多。
人们的内心生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微冲突，新的道德问题，新得自己都不能认识、别人也很难认识的那些复杂的感情变化，一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我们看到《红楼梦》写得非常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塑造人、了解人，通过人可以认识一个时代。所以小说应该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进入时代的，而《繁花》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无名指》想写的是在城市化当中出现的新一代人。
比如说最近流行的佛系，不能小看，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而且迅速地有那么多的青年人感兴趣或者愿意遵从。这种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时代的城市化所造就的新人，他们所创造的。新的生活价值、美学价值、艺术价值等都在被这些新人所思考、所创造。我觉得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必须重视，而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所以在《无名指》里面，就试图努力集中地描写这些新人。而这些新人的麻烦在哪儿？《繁花》里的人有很多有市民特征，他们扎扎实实地生活，对自己的生活很有信心，对自己的追求很有信心，对自己的局限性也很有信心。但《无名指》里的人是没有这个信心的，他们享受着今天这个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享受，但是精神上都是苍白的，却认为自己很充实。《无名指》这一代人，这当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更沉重，不应该这么轻飘飘。
我觉得这部小说阅读上的困难在哪儿？就是每个人的转变，都是无数的细节组成的。我学习《红楼梦》的写法。如果阅读当中把细节忽略过去的话，就会像罗岗说的，这个人物的转变怎么没有根据？其实不是，早就有了，在各种各样的细节里。比如苒苒跟她丈夫的不合，在一顿饭里表现了很多次，但是都是细节。所以读这个小说，你要想从产生小说的情节层面上解释人物的转变，解释她的逻辑是很困难的，一定要注意细节，特别小的细节，包括眼神、手势、说话的语气、停顿，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物的写作中，我给自己出的难题，也许我达不到的——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写群像，也可能是超出我能力之外，这是一次试验：无论如何人物要在细节里刻画，而不是靠情节、不是靠故事。这是我想解释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