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革命史展厅。记者 王磊 摄
春节刚过，内蒙古博物院《草原丰碑——内蒙古革命史陈列》展厅内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陪伴父母在红色藏品中追忆过去、给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党史课，成为时下青年人的新选择。
展厅内一本读物吸引了众多目光，它以青年命名，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誉为蒙古族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它就是《新青年》。
“《新青年》的原名叫做《青年杂志》，第二卷改称为《新青年》，该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63本，在历史的舞台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云小青仔细翻阅资料后，向我们介绍道。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本刊物能够存在如此之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新青年》这本刊物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和传奇人物的成长过程。云小青带领我们重温了那段尘封在这本读物中的红色记忆。
在《新青年》身上有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1918年1月改版，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并带动其它刊物掀起了白话文运动；1920年，编辑部转移到了上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也有许多革命先辈在这片思想的沃土上，用一支笔进行“战斗”。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充分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过文章，鲁迅、胡适等人也都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自己的观点。
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阵地。
106年前的杂志《新青年》，用“民主”与“科学”的墨汁，描绘了一个用奋斗凝聚起来的崭新中国。
《新青年》对蒙古族青年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他们是在何时接触到《新青年》的？
在乌兰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答案，讲解员李玲娜告诉我们，1919年秋，乌兰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归绥土默特高等小学继续求学。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已向纵深发展，一些进步书刊《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也流传到了归绥这座塞外古城，在学生中秘密传阅。
那么，《新青年》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让青年们热血沸腾，为之着迷？在土默特左旗乌兰夫故居陈列的一份《新青年》帮助我们解开了谜团。
这是一份标注为第5卷第5号的《新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在“要目”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经典文章，有李大钊的《Bolshevlsm的胜利》、陈独秀的《克林德碑》、蔡元培的《德国分科中学之说明》，以及署名周作人的文章《空大鼓》等等。
“《新青年》的内容涉猎广泛，每一篇都是经典之作。在这一优秀刊物的熏陶下，蒙古族青年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并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负责人王浩军介绍。
蒙古族进步青年们进入蒙藏学校后，中共北方组织为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1923年冬为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新青年》也成为了研究小组的主要学习刊物。
在内蒙古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我们查阅到了一份蒙藏学校校史资料，记载了这段历史。
“据佛鼎回忆，党组织曾组织蒙藏学校青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地点在宣武门内光明胡同的吕祖阁。这是一个庙宇，香火已不太旺盛，人们很少去，特别僻静，是组织革命活动的好地方。蒙藏学校青年分批参加，每次两三个人，和外校革命学生一同学习，听李大钊等讲课。”
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在《土默特志》编委会成员于永发老人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李大钊及北京党组织为培养民族干部，曾派邓中夏、黄日葵、韩麟符等到蒙藏学校与这批青年接触，向他们了解蒙古族的境遇，共同探讨国家的前途和蒙古民族的出路，赠送《新青年》《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等刊物并为之讲解，启发了这批蒙古族青年的阶级觉悟，并把这些年轻人带上了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蒙古族青年们，学习革命刊物文章，增强了革命的自觉性。他们在校期间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1924年1月悼念列宁遥祭大会、1924年2月纪念“二七”大罢工一周年大会、1924年11月欢迎孙中山北上支援国民会议活动等等。
“《新青年》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洪流的闸门，对当时中国青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的建立，以及少数民族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的诞生，乃至内蒙古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小青说道。 （记者 徐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