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商银行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11月23日，银保监会网站发布批复称，原则同意包商银行进入破产程序。包商银行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后续工作，如遇重大情况，及时向银保监会报告。这一批复的落款时间为11月12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8月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曾表示，根据前期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的清产核资结果，包商银行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此外，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可以说，这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中，包商银行接管组采取的是“新设银行收购承接的方式推进改革重组”的方式，即新成立蒙商银行，收购承接包商银行的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
今年4月30日，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同日，包商银行接管组发布《关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的公告》，包商银行将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分别转让至蒙商银行和徽商银行。
包商银行前身为包头市商业银行，2007年更名为包商银行，2008年至2011年获准在北京、深圳、成都、宁波设立4家区外分行，业务快速向区外扩张。目前，包商银行的四家异地分行已被徽商银行承接。
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此前撰文称，包商银行的风险根源于公司治理全面失灵。从表面上看，包商银行有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健全、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一应俱全。但实际上，包商银行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框架。“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症同时出现，加之地方“监管捕获”、贪腐渎职，导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给各类违法违规和舞弊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宽松环境。
11月13日，包商银行公告称，该银行拟对已发行的65亿元“2015包行二级债”本金实施全额减记，原因为央行、银保监会认定该银行已经发生“无法生存触发事件”。在中国金融史上，这是首例。
其实，周学东对包商银行这65亿元二级资本债的发行始末也有所介绍。2015年12月，包商银行向市场公开发行65亿元、期限10年的二级资本债，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发行人律师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募集说明书”显示，截至2015年6月30日，包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0％，拨备覆盖率168.86％，资本充足率10.82％”，“所有者权益243亿元”。
然而，仅仅一年半后，专案组于2017年5月介入“明天系”案件后发现，包商银行自2005年以来仅大股东占款就累计高达1500亿元，且每年的利息就多达百亿元，长期无法还本付息，资不抵债的严重程度超出想象。
“无法想象，这份‘募集说明书’中所披露的主要指标是如何得出的！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明天集团和包商银行开展自救，用尽一切手段，四处融资防范挤兑，直到2019年5月被依法接管。”周学东在文中指出。
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今年8月也撰文称，必须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窗帘粉饰效应”。所谓“窗帘粉饰效应”，就是从外面看很光鲜漂亮，但里面脏乱不堪；数据指标很好看，实际已暗藏危机。例如，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在被接管和重组之前报告的各项指标都很好，其监管评级在城市商业银行中也都位于良好之列。但它们实际上都早已成为高危机构，几乎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