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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情思 世人的心迹——不同境遇中的三位诗人

1934年,文史学家刘大杰在上海的书店偶遇鲁迅,向其讨教文学史的写法。当谈及陶渊明、李白和杜甫时,鲁迅感言:“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这番话颇有道理,说出了三位诗人的人生态度、创作特色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独特地位。

陶渊明:自由的离群鸟

陶渊明注重与时代保持距离。东晋政治不清明,社会风气恶劣,人们“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斥之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陶渊明不喜欢这些人和这样的社会,早年以琴书自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倒也自由自在。29岁后,他迫于生计,出仕为官。进入封建官场,成为“笼中鸟”,难有作为,他只能高唱“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责问自己“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甚至“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

41岁时,陶渊明挣脱束缚,归隐田园,感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接连创作四首《归鸟》诗,甘处草野,躬耕自食,浅吟“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低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感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时的陶渊明不用再作“羁鸟”,也不用惭愧于归鸟和游鱼。

他把鸟儿写进诗篇,自己也活成了自由自在的鸟。孤栖穷巷,偶尔也会感到孤独。如果有酒,他会安静地独酌,而不像杜甫那样招呼邻居共饮,更不像李白忙着与月亮以及自己的影子共舞。

微醺之后,有时会想起孤松上的失群鸟,怜悯它“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庆祝它“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称赞它“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种做法得到后人响应。被贬黄州后,苏轼就以孤鸿自况,直言“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真是心心相印。

陶渊明之所以选择离群独居,是因为不想违心地说话与做事。不违心,原本平和安宁的心态就不会失衡。心态平和,即便遭遇火灾、房屋尽毁,也能从容淡定,任由“形迹凭化往”而“灵府长独闲”。

隐居之初,他生活在柴桑附近,“结庐在人境”,却“心远地自偏”。李白理解这种心境,吟唱“道在喧莫染”“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也算是他的知音。

陶渊明总是该干活时干活,有酒喝时喝酒,酒食空乏则四处讨要,活得从容坦荡。这在那个时代非常“不容易学”。

他的“不容易学”,还表现在诗文创作上。常人大多喜好骈词俪句,乐于谈论玄理,他却只用平易的语言直抒胸臆。

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淡无奇,细细品味却山高水深。比如,他用鸟类意象展现自由意志,表征理想生活,彰显恬淡自然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不易把握。朱光潜早年只注意到陶渊明的平淡,赞颂他浑身是“静穆”。后来,朱光潜又称,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普运周流”。这种看法更趋合理。

陶渊明的作品多数平和恬淡,但也能看出他的“猛志”;少数作品看起来金刚怒目,细读仍是平和恬淡。平和恬淡与金刚怒目被他做了奇妙无间的绾合。

以前面提到的“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为例,上句有金刚怒目的决绝,又有平和恬淡的神韵;下句看似恬淡,实则难掩“猛志”。这是独特的艺术风格,元好问称之为“豪华落尽见真淳”,画龙而未点睛。

作为隐士,陶渊明超凡脱俗,已经不容易学;作为诗人,陶渊明大巧若拙,更难企及,甚至难以体察。这样的诗学高标与人生典范,确实离我们有点儿远。

李白:纵横上下的大鹏

陶渊明为了自由自在,愿意做任何一种飞鸟;李白是盛唐诗人,身处丰衣足食、激情澎湃的盛世,只愿成为凤鸟、大鹏。

年少时,李白曾作《大鹏遇希有鸟赋》。临终前,他哀叹“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终其一生,李白都以大鹏自比,幻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鹏是道家的创造,凤是儒家的图腾,李白兼收并蓄、气象独特。

24岁那年,李白出川求仕,自认“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梦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憧憬“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还相信自己能够像鲁仲连那样功成身退。

这样的自信与豪气,给了李白无穷的力量。他傲视一切、不屈膝事人,在求见地方官时只行长揖之礼,“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得到朝廷征诏后更加狂傲,“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直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任职翰林供奉后,俨然成为酒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后来,李白被赐金放还,仍旧豪气不减。天宝六载,李邕、裴敦复惨遭杖毙。别人噤若寒蝉,他却挺出抗议。晚年,因误投叛军而被捕,向人求救时仍然“不屈古松姿”,高呼“毛遂不堕井,曾参宁杀人”。

这只高傲的大鹏不愿意受束缚。他的作品也如同大鹏,纵横上下,视通万里,想落天外。如描写庐山瀑布的“疑是银河落九天”,仿佛把横亘于天的银河竖立到香炉峰边;如“隐若白虹起”,化用沈约的“奔飞似白虹”,又能点铁成金,把瀑布想象成从山下升起的“白虹”。这完全是逆向思维,最能制造想落天外的艺术效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以及“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狂风居然可以把愁心吹到咸阳的树上或夜郎国西边,这种诗思足以温暖好友韦八和王昌龄;那颗愁心被李白自己用风一吹,便幻化成月亮,灵动而飘逸,亦能打动其他读者。

想落天外的诗句多,诗篇也不少。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一与唐诗《登鹳雀楼》相比,就有不同的观察与想象。

《登鹳雀楼》由下而上,先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明平地上已经没有可观的风景;要想追逐落日与黄河,就只能登楼远眺。再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顺势道来,由下而上,以虚写实,创造出多重意趣。

李白与之不同,他采用“先由上到下,再由下而上”的写法。开篇“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完全是俯瞰视角。奔流的黄河与西落的白日尽收眼底,却引发愁思。诗人感叹“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常在”,宛如跌落人间的大鹏。

这种感叹并不奇特。在抄写于唐中宗景龙年间的出土文献中,已有类似之作:“日落西山下,黄河东海流。”不过,李白没有落入俗套,也没有在人间做过多的停留,紧接着写出“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又回到了天上。随着视角的调整,整首诗一波三折,意态灵动。

学者评析,李白不屑于细微的雕琢与对偶的安排,“他用着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手法与线条,去涂写他心目中的印象和情感”。他的创作如同大鹏展翅,体现盛唐气象。即使是关怀现实之作,如“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也多采用俯瞰视角与写意手法,不做细腻描摹与直接控诉。

他“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关注整体中的部分而不只是局部,思考历史长河中的段落而不只是当下。他就像大鹏那样上下纵横,做人与写诗都不拘常格,时而把天地拢入笔下,时而把愁心掷向云端。

杜甫:多情的邻家翁

杜甫比李白小10余岁。在由盛转衰的时代沉浮,他充分体验到时代的衰变与人生的艰难。

杜甫不热衷李白式的访道求仙,也没有成为陶渊明式的隐士。家世崇儒的他毕生钦敬稷与契,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居处庙堂时敢于犯颜直谏,流落江湖后以现实主义诗歌来报国济民。

30岁以前,杜甫生活富足,裘马清狂,漫游吴越齐赵。35岁至45岁间,家道与世道急遽衰落,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非辛”。安史之乱爆发后,携妻将雏,四处漂泊,后病逝于小舟。由富转贫,杜甫没有自怨自艾;半生漂泊,仍然初心不改,“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用诗歌记录历史,“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前人窠臼”。为了写好诗,他勤学苦练,自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经常“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还总结出经验,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万般的努力,造就诗史“集大成”者。学界公认,杜甫全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题材走向,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几乎涵盖了包括社会与自然的整个外部世界,并与自身的内心情思结合无间。他能写王维、孟浩然擅长的山水田园诗,能写高适、岑参擅长的边塞诗,也能写李白擅长的浪漫飘逸之作。无论哪类作品,都有极强的现实关怀。

为了关注国家前途和人民悲苦,杜甫自觉发扬国风与乐府精神,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羌村》和“三吏”“三别”等名篇,号为“诗史”。

临终前一年,他看到湖南农民大量逃亡而“农器尚牢固”,哀叹“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把他们比作罗网中的鸟,表示“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

与陶渊明、李白相比,杜甫诗中的鸟类意象更具现实关怀。他以鸟喻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设身处地的关爱。杜甫多情,被梁启超称作“情圣”。这位情圣爱妻儿、爱邻人、爱百姓,甚至爱一切生灵。

杜甫写了大量的赠内诗。流传于世的有20余首,写出了妻子“贤惠而生动的形象”。反观李白,存世的赠内诗数量不及杜甫,而且多“热衷于浪漫地遐想妻子是如何思念爱慕他的”。

杜甫爱家,常常推己及人。幼子挨饿夭折,他“抚迹犹酸辛”,想到“失业徒”和“远戍卒”;家中茅屋被风吹走顶盖,夜半湿冷难眠,他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仁者爱人。杜甫爱人的直接表现是爱邻居。他自称“布衣”或“野老”,总能与各地的邻居打成一片。自家来了客人,菜少酒薄,却要询问客人是否“肯与邻翁相对饮”。乡亲来邀请或有馈赠,他也从不拒绝。

在鄜州探亲时,他与前来慰问的邻居吃淡饭、饮薄酒,其乐融融。当此之际,他仿佛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曾有锦衣玉食的体验。

但是,当他准备为百姓鼓与呼时,又总是能够唤起曾经的记忆,并利用它们大做文章。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突出封建时代不同阶层的生活差异,形成艺术张力,提升批判效果。

陶渊明、李白也爱邻居,但范围与程度不及杜甫。陶渊明只爱“素心人”,仅与他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没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的抱负,只是力图在“淳风日尽”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李白略好,有平民朋友,却不太关心个体冷暖。

比如,杜甫哀怜百姓,反对战争,祈求“尽净甲兵长不用”,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李白也同情阵亡将士,但主张以个体牺牲“为君扫凶顽”,换取家国安宁,还规劝“少妇莫长嗟”。

在对待普通人和弱小生灵方面,杜甫更加多情。坐骑老了,他写诗相吊,称“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修建打稻场,他“筑场怜穴蚁”;为了把饭食“分减及溪鱼”,他宁肯少吃;到梓州避乱后,难以忘怀成都的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

这些情思平凡琐屑,向来难登大雅之堂,杜甫却把它们写进诗歌。阅读这样的诗句,普通读者会感到无比亲切。它们记录的是杜甫的情思,也是我们的心迹。鲁迅称“杜甫似乎不是古人”,真的没错!

诗歌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化和语言表达形式之一。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每年的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以支持诗人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鼓励诗歌阅读、写作和教学,培育诗歌与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之间的对话。

诗歌贯穿人类整个历史。不论是何种文化、不论在哪一片大陆,诗歌都在传诵共同的人性和共有的价值观念。透过鲁迅的一番感言,我们得以亲近杜甫,也景仰李白和陶渊明。

三位诗人在不同境遇中开拓出各不相同的诗学与人生境界,堪为后世典范。认识他们的差异,不是为了品评优劣,而是为了汲取智慧,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诗意。沈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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