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我国古代常见的日用器具，它起源于静止之水，却又不只照容这么简单。
每当光线穿过尘埃，落在这一方镜面之上，契丹文铜镜在光线的照射下反射出点点光斑。在这些星辰般的光影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人类在历史的洪流中前行的脚步。
契丹文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柔和，铭文清晰，是我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在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 有一件契丹文铜镜安静地悬挂在展柜中， 穿越千年，依然闪着微光， 让经过它的人不禁遐想， 这面镜子，曾经映照过谁的脸庞？
匠心独运 寄予祝福
《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铜镜考释》记载：“1973年春，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永丰公社当铺地大队社员在本队‘房身地’地方平整土地时发现八角形铜镜一面。经仔细研究，知道是铸有契丹文字的珍贵文物。”
这一珍贵文物就是契丹文铜镜。该铜镜形制为正八角形，边长5.6厘米，最大直径14.6厘米。八角形是辽代铜镜最常见的形制之一，八角形镜为等边八角形，八角都比较圆润。八角形镜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辽代铜镜可以看作是对前朝的仿制。
契丹文铜镜镜背正中有纽，纽有系穿。镜背由双线正方形分为内外区，外区形成四个梯形，内饰卷草纹，内区铸有4个契丹文小字，为吉祥语句“寿长福德”之意。镜体质地优良，线条古朴匀整，展现了契丹民族新颖的构思与高超的工艺。
“这4个契丹小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一句源自中原地区的祝福语，代表了契丹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愿望，希望镜子的主人健康长寿、福德绵长。”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策展人郑承燕告诉记者。
契丹文铜镜左下侧阴刻汉字“宝坻官”，“官”字下有一签押。所以此镜也被称为“宝坻官”镜。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宝坻为大兴府县名，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置。金代连年争战，货币短缺，铜禁严苛，严禁私自毁钱铸镜，即便是家藏的古镜也要送交有关部门检验签刻方为合法。因此专家推测，契丹文铜镜为辽代所制，在金代被宝坻县的县官检验时签刻上“宝坻官”3字，证明它不是毁钱私造的铜镜。
文字精巧 文化交融
宋辽金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频繁，不仅中原文化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也浸染了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
契丹民族广泛地接触和吸收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先进文化，尤其是澶渊之盟缔结后，辽宋百年无战事，契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往来更加频繁，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契丹文铜镜就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见证。“契丹社会的文化交融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在随葬品里也有体现。”郑承燕介绍，“此外，铸刻在契丹文铜镜上的契丹小字在造字的时候也借鉴了汉字的偏旁部首。”
即使与世长辞，契丹人也会和中原地区的先民一样，将铜镜带入地下，希望铜镜辟不祥、祛邪魅，营造清净安宁的另一个世界。
辽代契丹民族本无文字，据史料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之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感情等方面的需要，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称不是由于字写得大小，而是由于创制时间的先后，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拼音程度强弱的本质性的区别。契丹大字始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即920年正月初二，制成于时年九月十四，并下诏颁布实施。契丹大字的制作，共用了8个半月的时间。约于天赞年间（公元922年—926年），耶律阿保机皇弟耶律迭刺又仿回鹘文，并吸收汉字某些成分，制成一种自上而下连续直书、笔画比较精简的单音缀方块字，称“小简字”，即通常所谓的契丹小字。
根据出土文物得知，契丹大、小字的字形，均是借用汉字行草或楷书的偏旁拼合而成。这种文字，至金代初年仍沿袭使用，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下令停用，后逐渐废止。
站在契丹文铜镜的展柜前回望历史，我们透过铜镜仿佛窥见中华文明的脉络。
《说文》中说：“监（监，后为鉴）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
在古代，“鉴”就是镜子的意思。最早的时候，称“监”，没有金字底。远古时代，镜子是用瓦做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大盆子，装水之后，就可以当镜子用。到了商代，出现了“铜监”之后，鉴才有了金字底。及至秦朝，人们渐渐发现铜鉴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简捷，因而铜鉴开始大量出现，制作也越来越精良。
汉代是铜镜发展的一段鼎盛时期，汉镜大多制作精良，常常镶嵌有珠宝，且多数有自警自励的铭文。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汉镜，今天照样可以拿来使用，镜子上的花纹绮丽华美，均匀干净，铭文笔画清晰，纵横之间，卓然不群。
到了唐代，开始有透光镜，镜背面的文字迎着太阳一照清晰可辨。唐人雍容的气度，赋予了铜镜别样的内涵。“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这一段“镜鉴佳话”成为了千古“君臣”的典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微毫诠释盛大。
今天，我们在内蒙古博物院所见的契丹文铜镜，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见证。从文物当中，我们可以不断探寻历史的根源，建立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