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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唐代文人多任“刺史”?

日前,某教授在央视书画频道的节目中,宣称颜真卿写错字,将“刺史”写作“刾史”,引起书法界广泛讨论,一片哗然。“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颜真卿一度出任蒲州(今山西永济)刺史。也就是在蒲州任上,他写下了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

翻看唐代大文学家们的履历表,你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担任刺史的经历,比如张说、张九龄、岑参、高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不少文学家在后世以刺史代称,比如岑参世称“岑嘉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还有一些诗人的诗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如岑参的《岑嘉州集》和韦应物的《韦刺史诗集》。

刺史,全称“使持节某州军事某州刺史”,为唐代州级行政单位的最高长官。唐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刺史的选任,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经常半夜睡不着觉,担心各州的都督和刺史是否善待百姓。于是他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着躺着都能看到,如果哪位都督或刺史有了功绩,就在这“小本本”上记下一笔。太宗深知“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这一道理,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深居宫内,所见所闻极为有限,只能仰仗各州都督和刺史了!”

唐代刺史人数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有学者考证出整个唐代的刺史人数超过两万人。在一些影视剧中,大家可能看到好几个人都是刺史,但是彼此之间会有明显的高低位之分。这是因为刺史的品级与州郡的地位相联系,唐代的州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级,刺史的品级随之有高低之分,大多在从四品到正三品之间。

除了初唐时期政权初定,刺史多是武人之外,唐代的刺史大多由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担任。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唐代苏州的经济、文化地位重要,有“吴郡,自古皆名人为守”“苏州刺史例能诗”之称。据《唐刺史考全编》的考证,担任过苏州刺史的官员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这样的大文豪。宋代时,苏州太守曾作《三贤堂记》纪念他们:“三贤平时道义为先,分相好,诚相与也,而文章政绩,兼优并著,且俱为有意于民者。”

刺史在唐前期和中期地位较高,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活动和当地文学环境紧密相关。刺史能直接决定一州内的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还参与州府考试的出题,地方士子在进京考试之前,刺史还要为他们举行乡饮酒之礼。一州的刺史往往成为当地文坛的领军人物,比如张九龄曾写信给广州刺史王方庆,得到他的大力赞赏:“此子必能致远。”元稹少年时也曾在经济上得到当地刺史等官员的接济。白居易担任杭州刺史期间,因文采和政绩兼著,善于发现人才,因此江南地区的士子争相奔赴杭州求取发解名额。

对于文人来说,担任地方刺史,一方面可以远离朝堂上的纷争,另一方面,为州郡最高长官,也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地方文化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唐前期和中期,出任刺史对文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高适早年仕途不顺,安史之乱后担任蜀州刺史,《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杜牧因长期在朝中担任闲散官职,再加上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曾请求出任杭州刺史,未获批准。后来他又连续三次上书,请求出任湖州刺史,最终如愿,感叹,“仕而至此,斯亦达矣。”韩愈在《赠崔复州序》中也说:“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

唐朝中叶以后,刺史则大多成为朝廷被贬官员的归宿。大唐文坛著名的“铁三角”都有被贬刺史的经历——韩愈原任刑部侍郎,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刘禹锡,曾被贬为连州刺史;监察御史柳宗元,曾被贬为邵州刺史。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强,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导致州郡地位的下降,不少节度使甚至自行任命辖区内的刺史。刺史仅能管理一些行政事务,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刺史,地位更低,一般官员都不愿意去,因此调任这类刺史就带有惩罚的性质。更甚者,如著名的“八司马”,担任刺史的助理,其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文/本报记者 陈品

[责任编辑:孙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