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河北省清苑县最西北角的王庄村，毗邻徐水县。当年离保定城区15华里，现在已经是保定市区的边缘了，紧邻河北大学新校区，划为保定市清苑区。
我的爷爷叫王洛余，兄弟五人，排行老二，小辈人都称他为“二爷”。我的爷爷属虎，是1980年去世的，享年90岁，如此推算，应该是1890年生人。
由于我出生在天津市，后又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真正和我爷爷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我很小的时候回过两次老家，爷爷也偶尔到天津小住，那时我对爷爷的印象并不清晰。直到1966年回到老家长住了三个多月，才对爷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爷爷曾经当过兵，做过生意，到过俄罗斯，在当时绝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里人中算是有阅历、有见识的人了。加上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口碑极好，在村里颇受人尊重。村里人有了纠纷，就会说“找二爷评理去”；主持兄弟分家等事情，他更是公认的中人。在村里那个小世界里，他俨然就是一个“法官”。
我爷爷最后一次到天津小住好像是1964年，我和弟弟都还在上小学。那时我们都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更是爱不释手，我弟弟还手绘小人书诠释书中的故事。在我们眼里，爷爷是个文盲，肯定不知道这些故事，于是我们就争着给爷爷讲这些书里的精彩片段。这些古籍中不仅有很多繁体字，而且有很多生僻字我们不认识，只好蒙着念，例如许褚念成是许“者”，晁盖念成“晃”盖等等。爷爷经常是不动声色地听完我们的讲述，然后说：“嗯，事儿是这个事儿，但人不是这个人。”接着说出人名的正确读音，让我们再不敢对爷爷小觑。原来爷爷念过几年私塾，而且那时听书和看戏是人们的主要文化生活，这些典型的历史故事爷爷当然都不陌生。
也是那次在和爷爷相处的日子里，爷爷给我讲了很多传统礼教知识，我才知道我是长子长孙，地位特殊，很得意。现在想来，那也是爷爷对我疼爱有加的一个因素吧。
在和爷爷相处中，还有几件事让我没齿难忘。
屈指算我回乡那年爷爷已经是76岁高龄了，依然参加农业社的劳动挣工分， 而且属于老把式级别的劳动力。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每次收工回来，先进小园里侍弄那点自留地。那是全家的菜园子，种满豆角、茄子、辣椒和烟叶，由于爷爷的勤劳和经验，蔬菜长势都非常好。有一次爷爷把自种的长豆角一把一把捆好，让我和堂弟拿到马庄集市上去卖，有个人张嘴就说：“这是王庄王洛余家的豆角吧？”让我很诧异，是爷爷种的豆角品相好还是他故？至今费解。
那时老家的饭食几乎千篇一律：由于粮食不够吃，早晚只吃玉米面红薯粥，中午有贴饼子和蒸红薯。菜食基本都是白萝卜咸菜，夏天偶尔吃点小园中种的蔬菜。由于没有油，一般都是拌菜。这些在现在人看来都是美味的健康食品，那时却是出于无奈：在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每人一年才分一斤油，几斤麦子，三百多斤带皮的各种粗粮。家家养猪却没有肉吃，婚丧宴席也只是有些豆腐而已。过年包饺子还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的。（而正是素食、粗粮、少油没肉、半饥半饱，加上常年劳作，造就了村里人的长寿。很多老人活过90高龄。）那时的村民基本见不到现金，因为有我三叔的资助，我爷爷才有点零花钱。有一次爷爷破天荒地花两角钱买了一斤小鱼，那是村民自己打捞的小鲫鱼，虽然应该算是很便宜了，爷爷可能也是为了我才舍得买的。奶奶把小鱼和咸萝卜炖在一起，萝卜比鱼多，为的是沾点腥荤。爷爷把鱼肉挑给我，自己只吃鱼头和鱼骨。我当时只是很不解，爷爷居然能把鱼骨嚼碎。后来才理解了在那种食品极度匮乏的处境下老人的心态。
那个年代，到保定市里去叫进城，是件很隆重的大事。我和爷爷进城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冬天，因为往返要四十多里地，我爷爷脱下棉鞋，换上布鞋，身披褡裢，轻装上路。七十多岁的老人，健步前行，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跟上他。那时进城的目的主要是洗个澡，买点生活用品。到了大众浴池，服务员都热情地和我爷爷打招呼“二爷进城了”，并凑过来聊上几句，走的时候还送到门口。浴室里人很多，受到这种礼遇的人却无几，可见我爷爷的人缘。洗过澡后爷爷带我到一家饭馆吃了保定特色的白肉罩火烧，就是把烧饼掰碎放在盘子里，浇上清炖的肉汤，上面有几片肉，那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食。爷爷看我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自己那一份，就把他盘中的大部分拨给了我。我那时十四岁，虽然推让了一下，还是没忍住诱惑，把爷爷那份也吃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件往事都会后悔不已。要知道，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花的节俭理念中，为了孙子，那顿饭对爷爷来说该是多么奢侈。对于难得见到肉食的爷爷，宁可饿着肚子把自己那份让给我而舍不得再买一份，那是怎样的亲情啊。
我回老家不久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虽然每天队里只给我记三分（壮劳力是十分），我也算没有吃闲饭。我是八月份跑回老家的，转眼天气变冷，而且那个冬天感觉特别的冷。我没带冬季衣服，奶奶给我做了一身黑色土布棉袄棉裤，在地里干活时尚能够应对寒风。爷爷看我没帽子，就把他原来戴的一顶旧棉帽给我戴上，他仍旧戴他平常戴的那顶瓜皮帽，用个旧围巾把耳朵包住。我离开老家回津前我二叔看不过去，给我买了一顶蓝色棉帽，才把那顶旧棉帽还给了爷爷。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不懂事啊。
我三爷的两个儿子王恩大爷和柳枝叔不和，虽然分了家，还住在一个院子里，两家经常因些琐事闹矛盾。我三爷性格温和，管不了儿子们的事，调停纠纷就成了我爷爷的专利。王恩大爷当时还是我们十三小队的副队长，领导着几十人，但在我爷爷面前，就像个听话的孩子。每次他们兄弟二人气呼呼的来找我爷爷评理，我爷爷几句话就压住了吵闹声，听完他们的陈述再对他们进行训导。那种情景至今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因为经济原因我们难得回趟老家，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1973年的春节后，那时我正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上学，利用假期我和弟弟回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那时的爷爷已经有些糊涂了，有时会分辨不清我和我弟弟，但身体还很硬朗。分别时我好像有预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奶奶，忍不住泪水直流。那一刻我见到了爷爷眼里的泪花，那张饱经风霜苍老慈祥的面孔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爷爷是1980年农历正月初六在睡梦中离世的，那天恰巧也是我母亲的生日。五福之一就是善终，爷爷90高龄没有痛苦的无疾而终应该算是喜丧。获悉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京学习，那是个阴冷的冬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裹着被子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王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