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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清苑县最西北角的王庄村,毗邻徐水县。当年离保定城区15华里,现在已经是保定市区的边缘了,紧邻河北大学新校区,划为保定市清苑区。

我的爷爷叫王洛余,兄弟五人,排行老二,小辈人都称他为“二爷”。我的爷爷属虎,是1980年去世的,享年90岁,如此推算,应该是1890年生人。

由于我出生在天津市,后又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真正和我爷爷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我很小的时候回过两次老家,爷爷也偶尔到天津小住,那时我对爷爷的印象并不清晰。直到1966年回到老家长住了三个多月,才对爷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爷爷曾经当过兵,做过生意,到过俄罗斯,在当时绝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里人中算是有阅历、有见识的人了。加上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口碑极好,在村里颇受人尊重。村里人有了纠纷,就会说“找二爷评理去”;主持兄弟分家等事情,他更是公认的中人。在村里那个小世界里,他俨然就是一个“法官”。

我爷爷最后一次到天津小住好像是1964年,我和弟弟都还在上小学。那时我们都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更是爱不释手,我弟弟还手绘小人书诠释书中的故事。在我们眼里,爷爷是个文盲,肯定不知道这些故事,于是我们就争着给爷爷讲这些书里的精彩片段。这些古籍中不仅有很多繁体字,而且有很多生僻字我们不认识,只好蒙着念,例如许褚念成是许“者”,晁盖念成“晃”盖等等。爷爷经常是不动声色地听完我们的讲述,然后说:“嗯,事儿是这个事儿,但人不是这个人。”接着说出人名的正确读音,让我们再不敢对爷爷小觑。原来爷爷念过几年私塾,而且那时听书和看戏是人们的主要文化生活,这些典型的历史故事爷爷当然都不陌生。

也是那次在和爷爷相处的日子里,爷爷给我讲了很多传统礼教知识,我才知道我是长子长孙,地位特殊,很得意。现在想来,那也是爷爷对我疼爱有加的一个因素吧。

在和爷爷相处中,还有几件事让我没齿难忘。

屈指算我回乡那年爷爷已经是76岁高龄了,依然参加农业社的劳动挣工分, 而且属于老把式级别的劳动力。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每次收工回来,先进小园里侍弄那点自留地。那是全家的菜园子,种满豆角、茄子、辣椒和烟叶,由于爷爷的勤劳和经验,蔬菜长势都非常好。有一次爷爷把自种的长豆角一把一把捆好,让我和堂弟拿到马庄集市上去卖,有个人张嘴就说:“这是王庄王洛余家的豆角吧?”让我很诧异,是爷爷种的豆角品相好还是他故?至今费解。

那时老家的饭食几乎千篇一律:由于粮食不够吃,早晚只吃玉米面红薯粥,中午有贴饼子和蒸红薯。菜食基本都是白萝卜咸菜,夏天偶尔吃点小园中种的蔬菜。由于没有油,一般都是拌菜。这些在现在人看来都是美味的健康食品,那时却是出于无奈:在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每人一年才分一斤油,几斤麦子,三百多斤带皮的各种粗粮。家家养猪却没有肉吃,婚丧宴席也只是有些豆腐而已。过年包饺子还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的。(而正是素食、粗粮、少油没肉、半饥半饱,加上常年劳作,造就了村里人的长寿。很多老人活过90高龄。)那时的村民基本见不到现金,因为有我三叔的资助,我爷爷才有点零花钱。有一次爷爷破天荒地花两角钱买了一斤小鱼,那是村民自己打捞的小鲫鱼,虽然应该算是很便宜了,爷爷可能也是为了我才舍得买的。奶奶把小鱼和咸萝卜炖在一起,萝卜比鱼多,为的是沾点腥荤。爷爷把鱼肉挑给我,自己只吃鱼头和鱼骨。我当时只是很不解,爷爷居然能把鱼骨嚼碎。后来才理解了在那种食品极度匮乏的处境下老人的心态。

那个年代,到保定市里去叫进城,是件很隆重的大事。我和爷爷进城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是冬天,因为往返要四十多里地,我爷爷脱下棉鞋,换上布鞋,身披褡裢,轻装上路。七十多岁的老人,健步前行,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跟上他。那时进城的目的主要是洗个澡,买点生活用品。到了大众浴池,服务员都热情地和我爷爷打招呼“二爷进城了”,并凑过来聊上几句,走的时候还送到门口。浴室里人很多,受到这种礼遇的人却无几,可见我爷爷的人缘。洗过澡后爷爷带我到一家饭馆吃了保定特色的白肉罩火烧,就是把烧饼掰碎放在盘子里,浇上清炖的肉汤,上面有几片肉,那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食。爷爷看我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自己那一份,就把他盘中的大部分拨给了我。我那时十四岁,虽然推让了一下,还是没忍住诱惑,把爷爷那份也吃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件往事都会后悔不已。要知道,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花的节俭理念中,为了孙子,那顿饭对爷爷来说该是多么奢侈。对于难得见到肉食的爷爷,宁可饿着肚子把自己那份让给我而舍不得再买一份,那是怎样的亲情啊。

我回老家不久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虽然每天队里只给我记三分(壮劳力是十分),我也算没有吃闲饭。我是八月份跑回老家的,转眼天气变冷,而且那个冬天感觉特别的冷。我没带冬季衣服,奶奶给我做了一身黑色土布棉袄棉裤,在地里干活时尚能够应对寒风。爷爷看我没帽子,就把他原来戴的一顶旧棉帽给我戴上,他仍旧戴他平常戴的那顶瓜皮帽,用个旧围巾把耳朵包住。我离开老家回津前我二叔看不过去,给我买了一顶蓝色棉帽,才把那顶旧棉帽还给了爷爷。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不懂事啊。

我三爷的两个儿子王恩大爷和柳枝叔不和,虽然分了家,还住在一个院子里,两家经常因些琐事闹矛盾。我三爷性格温和,管不了儿子们的事,调停纠纷就成了我爷爷的专利。王恩大爷当时还是我们十三小队的副队长,领导着几十人,但在我爷爷面前,就像个听话的孩子。每次他们兄弟二人气呼呼的来找我爷爷评理,我爷爷几句话就压住了吵闹声,听完他们的陈述再对他们进行训导。那种情景至今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因为经济原因我们难得回趟老家,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1973年的春节后,那时我正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上学,利用假期我和弟弟回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那时的爷爷已经有些糊涂了,有时会分辨不清我和我弟弟,但身体还很硬朗。分别时我好像有预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奶奶,忍不住泪水直流。那一刻我见到了爷爷眼里的泪花,那张饱经风霜苍老慈祥的面孔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爷爷是1980年农历正月初六在睡梦中离世的,那天恰巧也是我母亲的生日。五福之一就是善终,爷爷90高龄没有痛苦的无疾而终应该算是喜丧。获悉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京学习,那是个阴冷的冬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裹着被子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王瑞林)

[责任编辑: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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