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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在车轮上的时光

马车——80年代的黑白底片

姥爷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扶着车辕,在转角处或上下坡时大声吆喝着,皮鞭在空中时不时划出漂亮的弧线,发出清脆的响声,却不舍得落在马儿身上一下;车轮在乡间小路上颠簸着,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马蹄儿敲打路面的哒哒声,纯粹而欢快。

这么健壮的马儿,这么漂亮的车子,于一个5岁小女孩来说,诱惑力是远远大于糖果和花衣裳的。我跟在马车后面拼命地跑着,大喊着要坐马车,可姥爷急于去田里拉谷子,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辗过的车辙印,一排排,一行行,深深浅浅,或明或暗,都是遥远岁月的斑驳痕迹。

“扑通”一声,我摔倒了,委屈的眼泪一串串,横挂在小脸上。姥爷这才“吁”地喝住马,拽住了缰绳,又气又怜地把我抱上马车,喊一声“驾!”,马儿又奋力奔跑起来。那一刻,车轮滚滚向前的纹路永远烙印在心上,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动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轮刻度上,马车原是生产队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姥爷用全部积蓄买下了这架车。姥爷在生产队赶车十几年了,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好把式”,又爱惜马儿,生产队长就很放心地把马车交在了姥爷手上。说起这马车,用途可大着哩!春天往地里拉肥料,秋天收庄稼,冬日里储煤,都离不开它;遇到赶交流、赶大集,它又成了一家老小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正是有了这架马车,姥爷很得意也很有面子,邻里乡亲有个什么活,如运玉米秆子,装木头,拉煤拉菜,都来找姥爷帮忙。这下,姥爷的腰杆直了起来!

可才第三个年头,上门来求姥爷办事的乡亲越来越少了。拖拉机、收割机、三轮车等机械化新型农具蜂拥而至,它们快速而便捷,省时省力,渐渐地把板车、马车等传统农具推到了历史的边缘地带。

姥爷不服气,他和姥姥还在田地里挥动着镰刀,“嚓嚓”“嚓嚓”,成片的稻子被割倒,成片的黄金倒在身后。两个人汗流浃背地忙了一头晌,还没割完一亩地。不远处的收割机轰轰作响,它张开大口,快速将稻子吞下,再把吞到肚里的稻谷从稻秆上脱落,用强大的风力把稻秆稻叶从尾部吹出,一排排稻秆稻叶如释重负般地躺在田野上,安静而美好。收割机的侧面有一个漏斗,只需一人拿着袋子接住奔流而下的金黄饱满的稻粒。如此的机械收割,一亩田不过几十分钟。

姥姥看着若有所思的姥爷,劝慰道:时代不同了,你这老脑筋、老思想该变通了,赶明儿咱也用那收割机收、三轮车拉,多快啊!姥爷叹了口气,回家后默默地把镰刀挂在山墙上,刀锋明晃晃的,如一弯新月挂在苍穹,照在姥爷微驼的背上。

自行车、摩托车——90年代的风尚标

岁月悠悠,流年的时针转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发展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欢欣鼓舞的人们传唱起脍炙人口的《春天的故事》。这年冬天,在镇农村信用社上班的父亲,花了167.5元(当时父亲每月工资是650元),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喜滋滋地推回来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我至今还记得,它通身清一色的黑,有两个直径为28英寸的车轮,中间横着一条长长的“杠”子(绰号“二八大杠”),这个在我看来又高又笨重的家伙,被父亲亲切地称为“老坦克”。

父亲非常爱惜“老坦克”,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一条蘸了水的白毛巾,将车身仔仔细细地擦拭一遍,然后骑上它,满院子绕一圈后,宝贝似的把它放在厢房里,上了锁。

骑上“老坦克”进进出出,于父亲来说是很“拉风”的一件事情。从村子到建昌营镇上有10公里的山路,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父亲原来走路上班要一个半小时,早晨穿的白衬衫到晚上回来就挂上了一层灰,一年能穿烂十几双布鞋;有了自行车后,父亲换上了崭新的皮鞋,30几分钟就能到单位,衣服也干净了许多。

当摩托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乡村公路上,父亲的“老坦克”失去了以往的光泽,车身上的漆皮一块块脱落,蚕豆大小的锈斑密密麻麻地长在挡泥板上;车子骑起来除了铃铛不响,其他的零件都“吱呀吱呀”地奏出独特的行进曲。父亲抚摸着陪伴了自己几千个日夜的老伙计,一声叹息。

几经周折,1999年夏天,父亲以5180元的“高价”(那时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是1206.78元)买了一辆梦寐以求的“金城铃木”牌摩托车。那辆“洋气”的宝蓝色摩托车骑回来时,全村都沸腾了,姥爷还特地买来一挂鞭炮为父亲庆祝,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父亲的笑容就像抑制不住的泉水,咕咚咕咚地从心里面冒出来,荡漾在脸上……

日子越过越好,路也越修越宽,父亲骑摩托车到镇上只要15分钟;每逢周末,父亲就用摩托车载上我和弟弟,到县城里逛公园、购物,偶尔带我们“下馆子”改善下生活,回来时摩托车的后备箱里多了米面、油或者新鲜水果。

汽车——新世纪的“大众”标志

时光飞逝,转眼几年,小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车轮发出的悠长声音中,乡亲们的生活就好像“安”上了车轮,驶入了快车道。曾经低矮简陋的土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保暖的大瓦房;村子里的土路铺上了青砖,覆荫了一层又一层的车辙印;从驴车、马车到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新的车轮辗过青砖红泥,印出了乡亲们的笑脸。

千禧年,舅舅看准时机,包下小村坡梁上200亩闲置土地,修建了20座日光温室大棚,种植青椒、茄子、黄瓜、西红柿等绿色有机无公害蔬菜,收入可观。后来的几年里,在美丽的英金河畔,舅舅又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名为“翠薇山庄”的农家乐。守着绿水青山,舅舅的钱包也随着游人的增多,渐渐鼓了起来。

2008年春天,舅舅刚把新买来的五菱牌面包车开回到村里,就被前来看热闹的乡亲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已是耄耋之年的姥爷蹒跚着脚步,绕着这个四个轮子的“铁家伙”转了几圈,慢慢地坐在软软的座椅上,喃喃地说,这可比赶马车强多了,一点都不颠簸。乡亲们笑了,舅舅也笑了:爸,开上这辆车,一溜烟就跑到县城里啦;过些日子我还要带您去北京,逛天安门、故宫,看奥运会呢!在乡邻啧啧的称赞中,姥爷又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嘴角两旁深深的皱纹里蓄满了笑意……

车轮转着日月,把光阴抛向长长的车辙。2012年,在北京工作的弟弟率先买了辆越野车,成为邓氏家族第一个“有车一族”;第二年,为了上下班更加便捷,我也买了辆小轿车——短短几年,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一夜春风般走进了万户千家。

2016年春节,我从鄂尔多斯出发,弟弟从北京出发,我们开着车先后回到赤峰老家。车子行驶在小村平坦光滑的水泥路上,一座座红墙蓝瓦的房子掠过眼前,在那个吐故纳新的春天,百年小村也似乎重新变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抽芽长叶,舒筋活骨,在春风里招展出蓬勃的绿意。

我们把汽车泊在宽敞的院子中央,厢房的角落里堆放着破旧的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一新一旧都曾在同一条路上,辗出或深或浅的车辙印,见证了小村的今非昔比。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步步高升,出行的工具越来越便捷,高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美好幸福的生活也随之而来。我们再也不会被距离束缚,想去哪儿都能从容抵达,离家再远也不怕,因为回家的路越来越通畅。  (邓文静)

[责任编辑: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