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至今已20个年头了，临走前最让他留恋和割舍不下的，是那盘令他一生钟爱的豆腐磨。因为那盘豆腐磨是我家几代人的立身之本，是我们家走出困境和全家老小糊口度日、相伴为生的传家宝，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后代的唯一家产。
六十年代初，父亲一个劳力养活着我们姐妹兄弟六人，粮食根本不够吃。为了节省粮食，母亲晚上就不做饭，我们兄妹饿得睡不下，只好在咸菜瓮里捞咸菜吃。吃完咸菜，再喝上一碗开水，才能勉强睡下。最小的妹妹、弟弟不懂事，常常因为吃不上饭，哭闹不止，母亲一遍遍地安慰也不顶事，一旁的父亲则皱着眉头，嘴里叼着旱烟袋在土炕上思索……
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突然发现家里安放了一盘豆腐磨，母亲说：“为了不让全家忍饥挨饿，你爸要重操旧业做豆腐了，这也算条出路，也是能想到的唯一的出路。”
豆腐磨安放好了，却没有豆子，家里只有20斤黑豆。父亲步行到30里外的舅舅家里求援，舅舅东拼西凑地给父亲弄到20斤黑豆。父亲把黑豆背回家里，在东厢房垒起灶台，放上一口大锅，再备好做豆腐的槽、案、纱包、水缸、老浆缸、风匣等。经过一番筹备，父亲的豆腐作坊就算开张了。
第一锅豆腐做成后，母亲取出一块豆腐，为我们全家做了豆腐烩酸菜、蒸窝头饭。全家人香喷喷、美滋滋地吃了一顿饱饭。
豆腐坊开业后，我们隔三差五地总能吃上顿豆腐烩菜。生活得到了改善，但也仅仅是填饱肚子，不受饥饿而已。
春耕夏锄、秋收冬储，洒遍汗水的田野乡村都有父亲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也成了全村有名的劳动能手。父亲白天下地劳动，做豆腐的活儿就要起早贪黑和下雨天来完成。
每天天还未亮，父亲就起床，背上豆子去碾坊去碾豆子。那时我已上小学，看到父亲一个人辛劳忙碌，也就早早起床，和父亲一起去碾房推碾子。父亲在碾杆上挽上绳套在前面拉碾，我在后面推碾子，这就能为父亲减轻点儿负重。推上一个多小时，豆子的皮脱掉，再用簸箕把豆子皮簸出去，算是完成了做豆腐的第一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完成，就是磨豆腐的第二道工序。天黑前，父亲劳动回来后，到村后的自留水井挑上两担水回家。因为做豆腐要用好水，深井水，咸水井的水不行。把脱了皮的豆子，用水侵泡半个小时，就开始磨豆黄。在过去，磨豆腐都要靠人推磨来完成。父亲要推起重量达300多斤的石磨绕着磨道走上20多里的路程，才能磨好一锅豆腐的原豆浆。第三道工序是把磨好的原豆浆倒进锅里烧滚开，再把烧开的豆浆倒进槽内纱包过滤去渣。第四道工序是把去过渣的豆浆用慢火烧开，在烧开水的过程中，用瓢舀上老豆浆逐渐倒到锅里，大约四到五瓢即可，这一过程叫点豆腐。第五道工序是把点好的“豆腐脑儿”舀在早已备好的豆腐槽内的纱包里，打包后再放上槽案进行慢慢挤压，水被压出，留下槽内纱包里的便是又白又嫩又香的豆腐。豆腐做好后，把一槽豆腐切成20小块，每块1斤。
豆腐做好后，乡亲们端上豆子和粮食，纷纷上门换豆腐。收入虽然微薄，但也使我们摆脱了饥饿，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收入，父母也能供我们兄妹上学。家里经济和生活上的保障，都源于父亲的勤劳，母亲的勤俭。
有了这盘豆腐磨，父亲整天不闲着，白天劳动挣工分，早晚在家里做豆腐。豆腐做得好，乡亲们有口碑，美其名曰“黄记豆腐坊”，村子周边十里八里听说“黄记豆腐”好吃，都来换豆腐吃。有的乡亲暂时困难，无粮所换，可以赊账，等秋粮下来后再给。父亲的手艺好，勤劳朴实，博得乡亲们的赞扬。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父亲被请到生产队给大家做豆腐，挂的牌子是“第六生产队豆腐坊”，队长指定父亲和另外一名吃苦耐劳的社员专职做豆腐。
村民们每天能吃上热腾腾的豆腐，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集体豆腐坊办得风生水起，父亲的手艺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开会评选他为“五好社员”，评选我们家为“五好家庭”。父亲辛勤劳作，打里照外，却是心情舒畅，乐不可支。
50多年过去了，父亲用过的那盘豆腐磨还被静静地存放在我们老家的院子里，我们不舍得把它丢弃，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家产。它见证着父辈和老一代人辛劳简朴的家风和巧妙精湛的技艺，它承载了父亲一生的辛勤汗水和酸甜苦辣，也是我们兄妹难以忘怀、挥之不去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