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艾芜的口袋里，老是装着个小小的本子。不论是坐车乘船，还是在公共场合，只要听到新鲜活泼的话语，他就掏出笔和本子记下来。回到家里，他又要取出本子，反复咀嚼，挑出精彩的，转录到专用的大本子中去。在乡下农民话语的栏目里，就记载着这样的语句：
“快点呀，不要绣花绣朵的！”
“吵吵嘴，没啥相干，谁家不是碗大碟小的碰着碰着哩！”
“婆娘管汉子，金银满罐子！”（谚语）
“这两个讨厌的小鬼！懒得看，管他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艾芜是四川人，他的小说语言生动丰富，地方色彩浓厚。看到他的语言记录本，人们才知道，这正是他的语言宝库，收藏着大量群众口语。生活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杂质，作家得仔细挑选，并进行改造、锤炼，使之成为既新鲜活泼又合乎规范的文学语言，为构成艺术形象，传达思想情绪服务。
文学史上，有许多典型事例，说明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密切关系。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住在乡下的时候，让老保姆讲故事给他听；他又到附近的市集上去，和穷苦的瞎子坐在一起，听他们唱各种歌谣。普希金终于成了“民众语言通”。另外一个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初写作时语言上困难很大；后来他得到一本法院的审讯记录，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犯人的口供，全是俄罗斯人生动的口语，他便运用这些语言材料写出了小说《诱惑》，取得了成功。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有个片段是这样写的。
“这叫放虎归山，给元茂屯留下个祸根。”一个戴草帽的人说道。言语之间，隐隐含着责怪马连长的意思。
“说是要捉活的，我寻思，能抓活的吗？不能吧？地面这么宽，人家一钻进庄稼棵子里，千军万马也找他不到呀。”
“嗯哪，韩老七可狡猾哩，两条腿的数野鸡，四条腿的数狐狸，除开狐狸和野鸡，就数他了。”第三个人说。
这个场面中，人物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这是作家直接从群众口语中提炼出来、作了加工的。
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叶圣陶说：“文学就是组织得很恰当的一连串语言，离开了语言，何谈文学？优秀的作家，总是特别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也总是注意从外国语言中吸收养分，并学习古人语言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