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来籍籍无名，如果不是1896年张謇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四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的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250两。以后先后6次，他又买下3.4万多步地(约140多亩)。
相隔20多年，1918年，当一个叫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通过张謇表现出来，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
《南通县图志》说，1920年，唐闸人口已近万户，人数接近5万。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范围内之前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中状元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授意他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1897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订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此前外资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十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到过朝鲜，却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战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说服自己的其中一个理由，即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他“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六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厂名“大生”。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的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应者寥寥。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通州大生纱厂签订《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是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47000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六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无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50万两商股，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可还是进展不顺，上海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这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宣怀领的一半另在上海浦东办了一家纱厂)，大生的25万两股本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头衔姓氏。10月17日，两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四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书箴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作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去。办新式工厂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由此可见。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提出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头五年万分困难，恽莘耘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莘耘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五分之一，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个人却有赞助的恩情。自1900年起大生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莘耘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莘耘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节选自《大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