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小青能料到祸事临头，恐怕是修成了穿越能力，因为宋朝人过端午节，流行的是喝菖蒲酒，而非雄黄酒。
核心提示: 宋朝的小青能料到祸事临头,恐怕是修成了穿越能力,因为宋朝人过端午节,流行的是喝菖蒲酒,而非雄黄酒。此俗南朝即有,宋代已蔚然成风。
赵雅芝版《白蛇传》剧照 资料图
端午是万家欢乐的节日,然而在几百年前的大宋临安城里,这一天却发生了一场爱情悲剧。经营药品零售的许宣让家妻白素贞喝下一杯雄黄酒,结果白娘子腹如刀绞,现出蟒蛇原形,吓死了许宣。这就是“一杯雄黄酒引发的血案”。
现在流行的戏曲和影视作品中都提到这是法海和尚教唆许宣的阴招,但在乾嘉年间的两个白蛇传本子(方成培的《雷峰塔》和玉花堂主人《雷峰塔奇传》)里,当时还不认识法海的许宣只是为了“与贤妻避邪解毒,同赏佳节”,小青更是提前给白娘子打过预防针:“娘娘,明日乃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皆要买用雄黄酒。俗言道:‘蛇见雄黄酒,犹如鬼见阎王。’”只不过白娘子自恃“修道年久,岂怕雄黄”,不听小青的警告,遂不幸中招。
端午喝雄黄酒在明代已成流行。《警世通言》有言:“今日是个端阳佳节,那家不吃几杯雄黄酒?”《金瓶梅》里也记有春梅“置了一桌酒席,和孙二娘、陈经济吃雄黄酒,解粽欢娱”的故事。
不过宋朝的小青能料到祸事临头,恐怕是修成了穿越能力,因为宋朝人过端午节,流行的是喝菖蒲酒,而非雄黄酒。此俗南朝即有,宋代已蔚然成风,有关诗作甚多,如徐铉《和李秀才端午日风寄》:“角黍菖蒲酒,年年旧俗谙。”苏轼《端午帖子词·皇太后阁六首》:“万寿菖蒲酒,千金琥珀杯。”这一习俗在明朝仍然兴盛,却因雄黄酒的竞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实因端午节和雄黄酒之间的缘分太复杂。
端午节为何要“辟邪解毒”
现代人的节日观较为世俗、喜庆,恐怕很难想到古时许多节日竟都包含了“驱瘟辟邪”的严肃含义。在医学尚不昌明、疾疫肆虐的古代,利用方术乃至仪式来驱瘟逐疫,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不啻为可喜可贺的盛事。
端午居于五月之始,气候转暖加上梅雨到来,高温湿热伴随蚊蝇孳生,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因而驱瘟一直是端午的重要内容,甚至有观点认为划龙舟的习俗也属于上古的驱瘟仪式之一。
某些驱瘟仪式极为隆重,比如福建沿海在“明末大瘟疫”时期盛行“出海”,即建造大船,放水流或焚烧,以示送瘟出界,盛况空前,“举城若狂”;而普通人则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比如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记载的一种方术,至今仍流传于民间:“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此俗源于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仲夏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一作百索,名拟甚多。”“五”这个数字在古人眼中代表了“五行”概括的宇宙观,而端午是五月五日的叠加,上应五行,五行又对应五色,故认为端午系五色丝可以驱瘟。
古人更是把端午的“瘟”也对应到五行,认为瘟也分五方五瘟,如《七元真人说神真灵符经》所记,有东方青瘟之鬼等五方瘟鬼。“瘟鬼”是个抽象概念,对于广大民众,把“五毒”的头衔安到具体的五种动物身上,更好理解。依照民间流行的版本,五毒是蛇、壁虎、蜈蚣、蝎、蟾蜍,其中蛇的分布最广、毒性最强,自然成了五毒的代表。
端午节和蛇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明代以前端午民俗里并无雄黄酒
驱瘟辟邪的另一种方式是服食或佩挂某些药物。
在古人所用的此类药物中,雄黄备受尊崇,但其功能与真正的药理性质并无十分联系,多数出自附会。雄黄是一种矿物,橘红色,晶体呈有光泽的透明到半透明状,甚富丽,能让人联想到十足赤金和“阳气”。因此从炼丹术风行的南北朝开始,外丹家就把雄黄列为上品:“诸石之中,唯有丹砂、雄黄为上。”“雄黄千岁,化为黄金。服食黄金,命曰真人。”
在神秘主义的指导下,雄黄的应用方式也显得颇为玄幻,比如将它佩戴在身上就能辟邪:“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在家洒雄黄水也能驱邪,而且不能有一丁点阴气沾染:“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碗,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
但雄黄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成为端午节的驱邪上品。明代之前端午节驱邪所用的药物,主要是菖蒲、兰和艾。这些芳香草药本身有一定的消毒防疫作用,因而也有了驱瘟能力的附会。《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
随后菖蒲和艾的应用已经混同,菖蒲也用来佩挂辟邪,还讲究刻成葫芦形或者人形。艾可以扎成虎形,或者“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或者和菖蒲一样制酒饮用。这两种药草在端午节民俗中的地位一直保留至今,挂蒲剑、做香囊在一些地方还常常可见。
为何早期端午民俗中没有雄黄的位置?因为彼时雄黄产量很低,价格昂贵。韩愈写过:“医饵之药,其物多空青、雄黄诸奇怪物,剂钱至十数万。”正如很多补药如冬虫夏草、铁皮石斛一样,雄黄也是“物以稀为贵”,名声建立在低产量、高价格上。唐宋时期,喝雄黄酒恐怕是一件烧钱的事情,非普通百姓所能消受。
雄黄开采一次,需要相隔数年甚至数十年。如此难得,丹药家还要挑剔产地。陶弘景等诸家皆言,雄黄以武都(今甘肃陇南)者为上,因为战乱频繁,“近来纷扰”,只能用当时称为“新坑”的湖南石门雄黄中的上品来替代,然而一般被视作低端代用品,称其“劣”。但即便是被人看不起的石门雄黄,开采也异常艰难,《水经注》云“凿石深数丈,方见佳黄”。
在郦道元的笔下,采雄黄并不是为了丹用药用,而是为了祭祀。到明代,雄黄逐渐有了更多工业用途,包括丧葬防虫蚁、泡水喷洒住宅防虫、制作印泥和颜料、制造烟火药等。在产业需求下,雄黄开采量激增,价格也随之走低,普通人家终于可以把当年炼丹家笔下的神品拿来和菖蒲一样泡酒了。
南北朝时人即认为,雄黄对驱蛇也有效用。《抱朴子》曰:“带雄黄入山林,即不畏蛇。若蛇中人,以少许敷之,登时愈。”这一古老观念,在端午和五毒挂钩的明清又被重提,就有了端午喝雄黄酒可以驱蛇的这一套新说法,这就是白娘子在端午节喝雄黄酒现原形一说的背景。
雄黄背后的血泪史
然而,采雄黄直到近现代仍然相当艰险,开采一次需要数百人一起作业,攀缘而下至数百米深处再人工背出,“下井一根绳,车水一根竹,照明一盏灯,采黄一支签,背黄一个篓”,而且毒性极大、矿难频发,“黄气浸渍,毛发伫赤,已复人色。不幸岩崩水溢,牵相与纵窟葬其中”。清代,石门雄黄矿发生两起大塌方,每次死伤近百人。更有甚者,1902年九澧公司采黄时,强迫矿工加大油灯,引发雄黄大火,毒死烧死矿工523人。
更不幸的是,用血汗换来的雄黄,其实只是“微有特异臭气”,许多现代人做过实验,蛇对这种气味并无反应。雄黄加热或燃烧后,确能发出强烈的大蒜样臭味,加上燃烧发烟,能够达到驱蛇效果,但人是和蛇一样会被毒害的,因为雄黄的氧化产物是二氧化硫和三氧化二砷,前者可引发急慢性中毒,后者就是闻名遐迩的砒霜。
所以,雄黄酒加热饮用,相当于服用小剂量砒霜。那么不加热能喝吗?同样不可以,因为天然雄黄矿常含有浮选法无法去除的杂质,包括可溶性砷和砒霜类价态砷,可导致急性中毒。即便是高纯精制雄黄,其中的砷长期摄入体内后具有强致癌作用,也一样是不应服用的。
湖南石门县鹤山村雄黄矿区,村民因砷中毒,手脚开始长出黑色斑点,最终会溃烂并转为皮肤癌。
假如开药店的许宣生活在今天,依照1988年颁布的《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雄黄属于生产销售受到国家管制的毒性中药,若许宣随意卖出,临安府食药监局就该找上门来了。我国目前药用雄黄唯一产地是开采了1500年的石门矿区,因长期采矿及土法炼砒,周围居民有数千人患砷中毒,其中有很高比例已经转化为癌症,甚至一家七口因癌症辞世,十分惨烈,被媒体称为“毒地”。
雄黄辟邪驱蛇只是古时传说,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本身的毒性并不下于虫蛇。为自己、为他人计,端午节喝雄黄酒都不可取,既有中毒伤身之虞,又有许宣白娘子的爱情悲剧前车之鉴。何不和心爱的人一起做艾虎、剪菖蒲、看龙舟、吃粽子,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