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常会在街边看到一些纪念雕像。这类雕像或是纪念某位人物，或是纪念某个事件，不但承载鲜明的主题，而且还成为特定纪念空间的核心。
使用雕像承载纪念主题，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古埃及时期，埃及人便通过塑造法老雕像进行纪念，在规模宏大的神庙也会配置纪念法老显赫功绩的浮雕。这种传统为之后的两河流域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继承，直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
那么，我国古代是否也存在塑造纪念雕像的传统呢？中国美术史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纪念雕像的历史同样悠久。梁思成早年撰写《中国雕塑史》，便把纪念雕像的传统追溯至秦汉时代，其代表就是秦始皇十二金人和霍去病陵墓的“马踏匈奴”石像。在巫鸿颇具影响的中国古代美术史巨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十二金人与六国宫殿、阿房宫被一同列为秦始皇在咸阳树立的三座“纪念碑”，用于纪念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而“马踏匈奴”石刻，则印刻着当年骠骑大将军对汉帝国西部拓展的贡献。
十二金人像——陈设为主
十二金人确实带有一定的纪念性。但它的首要功能是装饰宫殿门前空间，纪念功能往往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这种在实用物品上附加纪念功能的做法，秦汉时期并不罕见。例如，汉武帝在兼并周边异族政权后，烧造带有“大并天下”铭文的瓦当和“海内皆臣”铭文的地砖，用于装饰宫殿。十二金人就如同这种带有纪念功能的砖瓦，其实用价值更为重要
秦始皇十二金人和“马踏匈奴”石像，真的如同今天的纪念雕像，承载着明确的纪念主题吗？我们不妨分别探求两者在秦汉时代的功能与作用。
与“马踏匈奴”石像不同，十二金人没有保留到今天。史书记载，东汉末年，董卓将十尊金人毁铸成铜钱，仅存的两尊则在十六国时期被毁坏。所以，今天探求十二金人的形象，只能更多依靠想象。几年前，西安秦代阿房宫遗址前，曾有一座民间企业开发运营的阿房宫主题公园（现已被拆除）。公园特意恢复了秦始皇十二金人，金人均为站立状态，具体形象则模仿秦始皇陵兵马俑。
但从传世史籍的描述来看，十二金人肯定不是这样的形象。《汉书》记载，王莽称帝后，因梦到秦始皇金人站起来哭泣，而深感不安。这表明，秦始皇所铸造的金人为坐姿。东汉张衡亲眼见过残留在长安的金人，他在《西京赋》中描述“高门有闶，列坐金狄”，显然他见到的金人也是坐姿。《汉书》还记载了这样的故事：秦始皇统一天下时，西部边陲的临洮出现了十二个身高三丈的夷狄仙人，秦始皇后来便模仿夷狄仙人铸造了十二金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班固所看到的十二金人是夷狄形象。这又可以跟张衡把十二金人称为“金狄（铜铸狄人）”相印证。
结合史书的描述，我们大致判断十二金人是坐姿的夷狄，具体形象可以参考秦始皇陵发掘出土的跽坐陶俑。只不过陵跽坐陶俑是汉人形象，我们把它想象成夷狄，应当就差不多了。另根据史书描述，十二金人高三丈，重二十四万斤，这个体量非常惊人。很多人还忽视的是，金人刻有铭文。前面提到王莽梦到金人站起来的故事，王莽后来认为这是秦始皇阴魂不散，所以命人把金人的铭文磨掉。根据《三辅旧事》记载，金人铭文内容是秦始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同样的铭文，在今天流传下来的秦代铜权、铜量仍能见到。这样看，把秦始皇十二金人视为秦汉纪念雕像的“代言人”，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不过，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十二金人被放置在什么地方？史书记载，十二金人原本放置于阿房宫宫门，西汉时被移至长乐宫宫门。请注意，金人是放置在宫门外的。这也可以得到印证。前面提到金人“高门有闶，列坐金狄”，而班固《西都赋》则描绘为“立金人于端闱”。秦汉时代，这种被放置于门外的人形塑像，被称作“翁仲”。三国谢承《后汉书》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都明确把十二金人称为“翁仲”。关于“翁仲”的含义，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不过，“翁仲”的功能是非常清楚的，即主要作为建筑门前空间的陈设物。
《水经注》记述了汉代开国功臣郦食其之庙的门前景观：“庙宇东面，门有两石人对倚……石人西有二石阙。”郦食其之庙门前陈设主要由石像和石阙构成，类似的汉代建筑门前陈设配置今天仍能见到。位于河南嵩山南麓的中岳庙，至汉代以来就是祭祀中岳的场所。今天虽然看不到汉代中岳庙主体建筑，但汉代陈设于建筑正门的太室阙和石人完好保留下来。这种以“翁仲”和阙共同搭配，营造建筑门前空间景观的手法，与《水经注》记述的郦食其之庙完全一致，代表了汉代大型建筑群门前陈设的基本格局。可以想象，无论秦代阿房宫，还是西汉长乐宫，十二金人与宫阙一同构建了宫殿门前空间。由此可见，十二金人是作为门前陈设物而存在的，用于装饰宫殿门前空间，而非承载纪念主题。
事实上，秦汉时期大型建筑门前都要摆放一组或几组陈设物。除了人像，有时也会使用动物或瑞兽形象。例如，汉代曾在上林苑修建飞廉观，其得名就是因为在观宇正门陈设一组“鹿头鸟身”的神兽飞廉。汉武帝还塑造了两尊巨型铜马，将其安放在未央宫北门，所以这个门又得名为“金马门”。这一类门前陈设物颇具实用功能，因而当东汉迁都洛阳后，汉明帝还特地把长安的飞廉、金马运到洛阳装点新宫殿门庭。若不是因为重量太大、难以搬运，十二金人也会被搬到新都，成为宫门前的陈设物。
这种在大型建筑群门前陈设人、兽、禽等雕像的传统，为此后的中国建筑布局一直继承。大家若是去北京故宫参观，仍能看到陈设在各宫廷院落门前的青铜龟、鹤、麒麟等物件。当然，更为常见的是陈设在官署和达官宅邸门前的铜质或石质狮子。
不过，秦始皇十二金人确实带有一定的纪念性。但与今天的纪念雕像只承担纪念主题不同，它的首要功能是装饰宫殿门前空间，纪念功能往往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这种在实用物品上附加纪念功能的做法，秦汉时期并不罕见。例如，同样镌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铭文的铜权、铜量，其首先是实用器物，而不是“纪念品”。汉武帝在兼并周边异族政权后，烧造带有“大并天下”铭文的瓦当和“海内皆臣”铭文的地砖，用于装饰宫殿。十二金人就如同这种带有纪念功能的砖瓦，其实用价值更为重要。这就如同某单位门前树立有“某某周年纪念”的石狮子，显然不能当作纪念雕像看待。
“马踏匈奴”——景观构件
霍去病陵墓封土上的各种石像，显然是为了配合营造“为冢象祁连山”景观的附属陈设物。这些散布的石马、石兽，与封土共同结合为“祁连山”，足以令任何一个参观者印象深刻。由此可见，“马踏匈奴”石像并非独立陈设的艺术品，而是一种巨型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模拟景观的营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延续
再来看看“马踏匈奴”石像。这尊石像目前被当地旅游部门建亭保护，并在周边辟出空地，其规划手法与今天常见的纪念广场无异。不过，“马踏匈奴”石像仅为现存于霍去病陵墓中的诸多石像之一。
据调查，霍去病陵墓现存石熊、石猪、石蛙等十余件。这些石像被排列于陵墓封土前的长廊，与博物馆陈列艺术品的形式极为类似。然而，这一摆放方式是经过后人挪动的结果，并非汉代的原貌。1914年，法国人谢阁兰在游历霍去病陵时拍摄了一组照片。照片显示，这些石像原本以极其散乱的形式摆放在陵墓封土上。1933年，马子云在调查霍去病陵墓石像时写道：“霍墓与各石雕，汉至明初，大约完整无损。以后至嘉靖年地震，墓上竖立之薄而高者，即倾倒墓下，厚而大者则仍在原处。”这表明，除了少数小型石刻因地震而滚落到封土下，其他石刻基本保持汉代树立时的原貌。
为何要在霍去病陵墓封土散乱放置动物石像？司马迁记述汉武帝“为（霍去病）冢象祁连山”，是理解摆放位置意义的关键。郑岩曾经注意到，汉代博山炉为了突出炉盖山峦的造型涵义，有意识地在炉盖上配饰各种动物形象。在这里，动物被认为营造“山峦”景观意象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同样的景观造型手法在汉画像砖中也有体现。汉画像砖在镂刻山峦时，常常会在山间描绘人物、动物。结合博山炉、汉画像的山峦意象，霍去病陵墓封土上的各种石像，显然是为了配合营造“为冢象祁连山”景观的附属陈设物。这些散布的石马、石兽，与封土共同结合为“祁连山”，足以令任何一个参观者印象深刻。
由此可见，“马踏匈奴”石像并非独立陈设的艺术品，而是一种巨型景观的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只有放置在与其他石像和陵墓封土共同营造的景观中才存在，绝非一种独立承担纪念主题的雕像。
在汉代，这种巨型模拟景观并非只有霍去病陵墓一项。汉武帝曾在长安城西南营建巨型人工湖泊——昆明池。西汉扬雄《羽猎赋》曾指出，昆明湖以银河的形象而存在。多部史籍提到，为配合营造这一景观，汉武帝在昆明湖两岸摆放牛郎和织女两座石像。非常幸运的是，这两座石像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仍然矗立在昆明湖遗址。
汉武帝在营建建章宫时，还开凿另一座大型人工湖泊——太液池。《史记》 记述，太液池模拟的是北海景观，湖中三座人工岛屿分别以北海三座仙岛蓬莱、方丈、瀛洲命名。《关辅记》记载，汉武帝还在太液池中放置一条长达三丈的“石鲸”。这条石鲸在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目前放置于陕西省博物馆正门前的水池中。
这种模拟景观的营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延续。例如，古典园林中的水池与山石，就分别具有湖泊和山峦的意象。而这种模拟景观艺术发挥的极致，无疑是“盆景”。原本简单的一盆植物，当被放置陶人后，立刻具有景观的意象。盆景中的陶人作为整体景观的一部分而存在，脱离景观去讨论陶人，显然会偏离主题。
总之，秦始皇十二金人的功能是宫殿门前空间的装饰物，虽然带有一定纪念性，却大体附属于实用功能。霍去病陵墓的“马踏匈奴”石像，则是营造祁连山景观的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承载特定的纪念主题。如果说今天的纪念雕像是纪念空间的“主角”，那么秦汉时期的石像仅为配合景观的“配角”，不应将其拔高为独立承担纪念主题的物件。（马孟龙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