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区密布的河浜，其实都很浅狭。一旦大水陡发，小舟虽然尚能通行，但由于小河上所架桥梁都极为简陋低矮，舟行至桥，往往无法从桥底穿行。而当天气干旱时节，小河又很容易干涸，出现浜港俱断、航船阻滞的情况，从而导致乡村水路交通的完全瘫痪。与之相伴的，就是与外界通讯的断绝。所以，在一些地方士人看来，“居乡之苦”莫甚于此
■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运河时代、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三个时期。前两个阶段大致依赖于内河水运，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范围的商品交换活动显然很难完全由处在治与不治之间的内河交通来承担，走向海洋成为一种必然。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以沙船贸易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海洋贸易蓬勃发展，北上京津、南下闽粤，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江南地区，河道纵横，早期“水虐为灾”，其实并不非常适合人居。最近一些研究表明，水灾与良渚文化的消亡可能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迟至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宋代以后，人们筑堤束水、分圩开垦，在保证水利的前提下尽量遏制水害，逐步将江南地区打造成“鱼米之乡”。在此基础上，文教日益昌盛，跻身我国经济文化枢纽区域之一。江南水乡也逐渐融入某种诗化的意境，成为宜居乐业的“人间天堂”。
河道旋疏旋塞
劳役漏洞和利益纠葛所致
除了基本的取汲饮用外，水之于江南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给农业灌溉，二是沟通江南内部，舟楫航运、物资周转皆有赖于此。而灌溉与交通，都要求内河河道的通畅。所以，为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水利的兴修、河道的疏浚在江南历史上从来都受到高度重视，但其推进过程往往难以尽如人意。
在今天的杭州西湖边上，有一条著名的苏堤，据说是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所筑。但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其实利用了疏浚西湖时所挖出的淤泥堆积修筑而成，历经千年沧桑，逐渐演变成西湖的一大景观。
实际上，历史上江南河道疏浚的过程中，将淤泥随意堆置在河边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每当雨季来临，这些淤泥又很容易被冲入河中，这是江南支干河道旋浚旋塞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清代康熙年间，上海士人曹一士在建议疏浚沟通上海县城与松江府城的重要河道肇嘉浜时，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河岸挑泥宜远”，并且“雇船载弃大浦”。
在官员或地方士绅的眼中，淤泥堆置近岸当然是缘于开河夫役的懒惰。但“懒惰”的产生，其实是由深层的制度原因和利益纠葛所致。清代开浚江南河流，一般都是当年秋季由地方绅耆上报来年应开之河，并由官方踏勘核准，委派地方士绅出任董事，按照田亩数量派发劳役，至初冬开始动工，大致两月左右完工。但实际上，河道疏浚有难易，而人情总是趋易避难，这就给了地方差役书吏等很大的操作空间。即使是地方富户，一旦被派开干河，也往往要出钱雇募壮丁，甚至赔累家产，所以时人有“千丈渠成万骨枯”的说法。如果在此过程中产生各类纠纷，地方官府又要出面协调利益，以致拖延时日，甚至到清明前后才能动工。于是，“畚掘未几，农事已兴”，夫役“潦草应役，董事苟且以告成”，即使暂时疏浚通畅，时隔不久便会再次淤塞。
不仅如此，河流开浚还涉及不同府县之间的利益纠葛，各自为政是常见情形。比如，同一条河流往往流经多个府县，于是就出现了“一河而两岸各分，一港而两头互隶，此欲开而彼欲塞，殊多掣肘，未易设施”的情况。至于动用本县人力去协浚邻县河流，更是很难做到。比如，雍正初年宝山县从嘉定县分出，不久清廷下令疏浚浏河，时任宝山县令便反复上书，认为宝山自分出后，便不再是浏河水利的受益者，再加上人力有限，因此不应协浚，而应该专注于本县河渠与海塘的建设。
凡此种种，都表明江南河道修浚之难。因此，水利在治与不治之间徘徊，也就难免成为一种常态。
乡城交通悬隔
旱涝灾害乃至盗贼阻滞
烟雨氤氲中，航船悠游于芦苇丛中的场景，当然属于江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
现实生活中，处于水网神经末梢的广大江南乡村，支河小港密布。如上海南汇地区，“之四方者必渡浦，之浦必由港”，乡人如欲赴县入郡，每每非依赖舟船不可。舟船之于江南，恰如驴马之于北方，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自备小舟，因此只能雇佣船只或舟子，这就令人员出行受到很大限制。
更重要的是，乡村地区密布的河浜，其实都很浅狭。一旦大水陡发，小舟虽然尚能通行，但由于小河上所架桥梁都极为简陋低矮，舟行至桥，往往无法从桥底穿行。如果强行通过，稍有不慎，便会发生事故。道光三年，江南普发大水，当时“水涨惟大塘环桥可过，余外乡村小桥俱不能去”。住居嘉兴竹林里的地方文人沈铭彝，意欲带着刚刚获得廪生资格的儿子沈传洙到郡入学，无奈只得雇佣极小之瓜皮船，在乡间河浜穿行，遇低桥皆俯伏而过，极为狼狈。
而当天气干旱时节，小河又很容易干涸，出现浜港俱断、航船阻滞的情况，从而导致乡村水路交通的完全瘫痪。与之相伴的，就是与外界通讯的断绝。所以，在一些地方士人看来，“居乡之苦”莫甚于此。
乡村浜港如此，那城市又如何呢？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担心兵匪出没城市，因此江南的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将河道塞断。此后又经兵燹，城中的残垣断壁进一步阻塞河流，所以城外物资往往无法直接通过水路运送进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清初江南城市的萧条和衰败。
即便是承平时节，府县城内河道也往往为居民所侵占，搭造各类建筑，任意填塞。所以，很多情况下，府县居民出入只能绕行大江大浦。但在时人记载中，这些所谓大浦的通行也并不安全。比如，上海黄浦江经常是“洪波撼地，巨浪浮天，中流多溺水之人”。清代乾隆年间文人叶凤毛住居浦东，经常往来浦江两岸。关于横渡黄浦，他留下了不少文字，感慨“平生畏此途”，原因便在于渡越黄浦往往要受到包括风向、潮汐、晴雨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轻则忍受颠簸之苦，稍有不慎还有舟覆人亡之虞。
此外，众多的河港也是盗贼窃发之地。关于江南水网地带，尤其是太湖流域的多盗，似乎是时人的共识。比如，明代《万历武功录》的作者瞿九思就认为，太湖“港渎纵横，芦苇蓊翳，湖盗往往窥秋冬之隙，相扇而起”。至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人说“（震泽）滨太湖，盗贼出入之薮”，直到近代更有枪匪出没。
可见，江南人以舟船出行，在忍受旱涝灾害带来不便的同时，某些情况下可能还要冒上财物损失乃至生命的危险。
清代上海崛起
海运发展与人气集聚之利
江南核心区域的地形，总体上是东高西低。不过，高乡易旱而低乡易涝，水利兴修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所以，在长期的摸索和实践过程中，在适应自然水利、气候条件的基础上，江南内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分工，即东乡高地植棉织布，西部低地种桑产丝，其余地区则以稻米种植为主，同时各地兼种经济作物，从而大体上形成了比较科学的产业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江南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江南与外部区域之间，就产生了商品交换的需求，从而促成了最初的商品经济萌生。
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运河时代、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三个时期。前两个阶段大致依赖于内河水运，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范围的商品交换活动显然很难完全由处在治与不治之间的内河交通来承担，走向海洋成为一种必然。
早在元代，就有嘉定人张瑄、崇明人朱清开拓海漕、发展海运的创举。此后，历经明清，虽然屡有禁海之令，但民间的海洋贸易始终或明或暗地开展，航海技术也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以沙船贸易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海洋贸易蓬勃发展，北上京津、南下闽粤，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点，市镇的兴起也与水利、水路交通有着莫大的关系。根据已有的研究，江南市镇多是滨水而兴，布局有“一字型”、“丁字型”、“十字型”等等，其所依傍的河流也多是府县干河，与乡村河流相比通行条件要好得多。这种自然形成的城乡交通节点，容易集聚人气，形成市集，进而发挥沟通乡城的作用。
有些市镇还因便利的水利交通条件，取得了与县城相当的地位。例如，清代南汇县城偏居一隅，虽然有众多支河联通城乡，但都十分浅隘，每当输纳漕粮时，漕舟无法通行。而周浦镇靠近周浦塘，直通黄浦，交通便利，因此官方在此设立漕仓，收纳漕粮。南汇知县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要在此处理漕粮相关事务，周浦镇因此而兴，甚至有“小上海”之称。
清代上海的崛起，也与水利水道的通塞有着密切联系。清代前期，自开海禁后，江南地区以浏河港为最盛。当时，数千沙船收泊浏河镇，进出商品货物都有赖于浏河转泊。但从乾隆后期开始，浏河海口拦门沙逐渐隆起，影响到海舟出入安全，同时浏河本身也日益淤狭。虽然屡经修浚，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从乾隆末年开始，原来停泊浏河镇的上千条沙船纷纷转泊上海，大量从事江南与东北地区豆类贸易的山东豆船字号也随之迁往上海。到嘉庆中叶，浏河镇上“南北商人，皆席卷而去”，浏河镇所剩唯“一天明月，两岸苇风”，而上海小东门外则是“舳胪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
总之，历史上的江南水网沟壑纵横，在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江南水利在治与不治之间徘徊，城乡水路在通与不通之间轮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常态下，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不便，另一方面江南人民却以聪明智慧，努力加以适应，趋利避害。江南市镇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乃至上海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就受惠于此。历史的辩证法再次得到了应验。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