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大清帝国文明的没落。
同治六年，是旧历丁卯年，公元1867年，这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却因两个读书人的不同际遇而显得很不寻常。两位读书人一个叫赵烈文，一个叫王韬。他们都是科举制度的失意者，一个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师爷，一个是清朝的通缉犯。与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举人相比，他们不过是士人群体中的末流。对清王朝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真的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没落帝国的前途命运。
1867年7月21日，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与他的师爷赵烈文进行了一番颇有历史深意的对话。在闲谈中，赵烈文对曾国藩说：“清亡不出五十年。”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赵烈文预言，又称“丁卯预言”。如前所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烈文的预言是正确的。同样在1867年底，赵烈文的结拜兄弟王韬乘船离开了香港，前往欧洲参观西方的新世界。
王韬归来后，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极大的报纸之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提出变法自强的报纸；它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这也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
1897年，隐居上海的王韬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三年，也就是1894年，他专门约见了去北京向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王韬帮助28岁的孙中山修改了《上李傅相书》，并给在李府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虽然王韬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但通过办报和翻译，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近代思想的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
1 游历欧洲 科举失意者睁眼看世界
1849年，考举人不第的苏州秀才王韬接受了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1867年王韬到欧洲游历时，已经39岁。此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影响深远。虽然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他们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这个意义上，王韬可能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大清帝国文明的没落。其后，以王韬为代表的一小批清朝士大夫如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愈来愈为欧美政治理念所吸引。他们探索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开始抛弃大清帝国的天朝观念，致力于改造中国文明。
彼时王韬能下决心去欧洲旅行，需要很大的勇气。要不是他的雇主、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的真诚邀请，他无论如何是不敢贸然赴欧的。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成英文，而王韬则是他的得力助手。
王韬是幸运的，当1867年12月15日轮船从香港起航时，他就遇到了两位能说几句中文的欧洲人。一个是法国医生备德，一个是德国船长坚吴。航行途中，这两位欧洲人对他很照顾，让王韬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他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战争，开辟通商口岸，使得王韬这样一个科举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
2 初涉伦敦 遭围观成为“怪物”
哪知来到伦敦之后，王韬发现他竟然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怪物”。他在英国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天，王韬来到伦敦的阿伯丁大街时，被一群好奇的伦敦市民和小孩围观。围观者还比划着说：“China Lady（中国女士）”，“詹五威孚”（詹五是安徽人，威孚是Wife，即妻子的音译）。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王韬到英国时，正好有一个安徽华侨詹五也在伦敦。詹五身材高大，人称“长人”。詹五是带着妻子到伦敦的。但是，不明真相的伦敦小孩以为拖着长辫子的王韬就是詹五的妻子，所以说：“詹五威孚”。
只要想一下王韬的衣着打扮，再将他的行头与英国人比较一番，就知道他成为“怪物”的原因了。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男士们西装革履。而王韬呢，则是身穿长衫，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王韬长期充当外国传教士的助手，还是能听懂英文的。因此，当他听到伦敦市民说他是“中国女士”和“詹五妻子”时，他并不感到恼怒，只是哈哈一笑说：“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伦敦小孩不辨雌雄，王韬虽不以为忤，却引发了他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感叹。他说，“忝此须眉，蒙以巾帼，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制谶语哉！”
明明是豪气干云的好男儿，如今却成为托足异域的巾帼雌伏，这正是1868年王韬在欧洲参观的内心写照。在这个孤独的写照下，映射的是王韬作为晚清帝国时期一个文化双面人的悲剧。王韬的一生，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