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蒋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战场上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场景。赤水河地区，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
1935年5月，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蒋介石赶下台后，黔军中随即出现反弹：以犹禹九为首的一批旧军官一度在黔北组织所谓“新25军”，并提出“雪亡省之耻”“黔人治黔”的口号，进行所谓的“复兴运动”，然而在贵州已中央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复兴”只是徒劳。但同一时期邻省出现的“川人治川”“滇人治滇”就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了。
老狐狸龙云婉拒中央军
当蒋介石扳倒王家烈之时，中央红军的主力急速向云南挺进，蒋介石从贵阳急电龙云，命其在滇、黔黄泥河以东布置部队防堵，同时下令薛岳率吴奇伟、孙渡、周浑元等部尾追。当时滇军主力外调，昆明城防空虚，红军入滇后，一路凯歌，直逼距昆明不过60余里的崇明、寻甸附近。尾追而来的薛岳发电给龙云，大致说不知道红军的意图，故不敢轻易穷追，并称将率吴奇伟纵队等中央军主力开赴昆明。龙云一看这势头，就与几个月前开进贵阳时如出一辙，看来是要把自己变成第二个王家烈了。
但龙云终究不是王家烈。首先，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央，天高皇帝远，是最好的割据土壤。其次，龙云自1927 年取代唐继尧成为滇系首领后，独揽云南军政大权，并多次染指川黔，势力根深蒂固，不易撼动。第三，滇军从人数上看虽不及黔军多，但政令统一，不像黔军那样派系林立，并且自辛亥以来，就以骁勇善战著称。一言蔽之，老狐狸龙云不好对付。薛岳发去电报后，没多久便收到回话，龙云告诉他，昆明城小，装不下这么多部队，“薛君个人来，我当表示欢迎”，但各军师除采买人员，一律不能进入昆明。据说薛岳吃了闭门羹后曾气得破口大骂：“这个老狐狸，我们辛辛苦苦地在为他奔波卖命，他坐在城里充老子，指手画脚的，狗屁东西！”
老谋深算的龙云也没有把事做得太绝。5 月5 日，薛岳抵达昆明时，龙云组织一大群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把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给足了薛岳面子。之后的宴席上，又耐心地给薛岳解释不让部队进城的原因。据李以劻回忆，龙云“发动两广旅滇同乡欢宴薛岳，说明部队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条：（1）怕误了追击日程；（2）防止红军冒充中央军混入崇明之事重演；（3）由于在曲靖、马龙附近被共军劫去地图事，对昆明虚实有所泄露，不能不有戒备。”这样一来，龙云既能名正言顺地阻止中央军进入昆明，又不至于得罪蒋介石的红人。至于薛岳，他对龙云的算盘也一清二楚，后来与李以劻等人聊起此事时，说“这三点都是次要的借词，实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夺他的地盘”。
龙云婉拒中央军进昆明只是蒋龙博弈的一次具体表现。实际上，为了保住自己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较量早在红军进入贵州时期就开始了。
蒋龙博弈
我们将时间推回1935 年初，在黔境的中央红军于1 月29 日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大有挥师入滇之势。起初不相信红军会来的龙云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召集身边将领及智囊开会商议对策。当时多数滇军将领都认为红军“已临末日”，在中央军的追剿和各省的防堵下，“断无幸存之理”。相反，他们更担心的是蒋介石以围追红军为掩护，企图染指云南。第3 纵队司令孙渡和滇军第2 旅旅长安恩溥都认为此次“追剿”红军实乃蒋介石“一箭双雕”之计，不仅要消灭红军，同时也要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削藩。因此，他们建议与其让中央军进云南，倒不如滇军主动出兵贵州防堵红军。
龙云仔细分析了局势后，决定采纳孙渡等人的建议，出兵贵州。其背后的含义正如李以劻所言：“这次出师虽是龙云帮助了蒋介石，但也是龙云想拒敌人于省外，保持云南统治，以免在红军入滇后，招致中央军前来的不良后果。”
龙云一方面派滇军骁将孙渡率部入黔，另一方面则坐镇昆明发电遥控。4月初，贵阳戒严期间，孙渡所部的滇军作为最主要的“救驾”部队，从400多里外的黔西大定以急行军速度向贵阳开进。在这过程中，龙云担心滇军过于深入贵州后，导致红军窜入防务较为空虚的云南，在4月2日密电孙渡：“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若委座有令，饬我军前进时，可将上述各种困难情形迳电婉呈。倘有滞碍，可惜后方推拖耳。”
比较诡异的是，孙渡竟然没有收到这封密电，愣是用三昼夜赶到贵阳“保驾”（正常行军速度要一周）。而龙云那封让孙渡“暂行告一段落”的密电却被蒋介石的侦察电台意外侦知，他一见孙渡便问：“龙总司令有什么电报给你没有？”孙渡压根没见过密电，一问就懵了。蒋介石此时提问其实是试探孙渡是否有违背龙云的密电，以便实施拉拢，但见孙一脸迷茫，也就知道他的确不知情。之后，蒋对孙异常客气，表彰“该纵队乃革命军人的模范，动作迅达作战勇敢”，除了当面表彰外，还传令嘉奖，犒赏孙渡两万元，所部每旅长一万元。薛岳也表扬孙渡所带的部队是“勤王之师”。
在拉拢孙渡的同时，蒋介石发电还以为是在给红军护航。时任滇军第五旅参谋长常绍群回忆说：“滇军从此以后，一切行动都受薛岳控制，孙渡唯命是从，使滇军在长寨、紫云、广顺地区打圈圈，不让滇军堵着红军的头。蒋介石想让红军进云南，以便他的势力有借口进入云南。”
在蒋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战场上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场景。赤水河地区，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据时任红三军团11 团政治部主任王平回忆：“（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身为司号员的小红军赵国泰弄了一顶国民党军帽，时常到国军的炊事部门去打饭吃。这可以说是长征以来国共军队最为和谐的一幕。”
蒋介石的中央军给红军“护航”，特别嘉奖龙云：“三纵之忠勇，乃贵总司令平时训练之功劳。”这表面虽是对龙云的嘉奖，但联系那封密电来看，很可能也有分化龙云与其麾下将领的用意。只是龙云驾驭人的手腕比王家烈高得多，尽管孙渡对蒋介石感恩戴德，但也不忍自己的老上司龙云落得如王家烈那般凄惨，所以没有急于站队。贵阳警报解除之际，红军继续和追剿的国民党军兜圈子，向西挺进，做出入滇之势。龙云急了，立即发出措辞严厉的电报电令滇军各部“不再前进”，并说“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即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切属!”红军的西进路线令蒋介石很满意，想乘昆明空虚，重演薛岳中央军进入贵阳的一幕。更有趣的是，以“围剿”红军为己任的中央军此刻竟然不打不堵，红军走到哪，他们就指挥部队追到哪，但就是不堵截，不知道的龙云反倒喊打喊杀得厉害。4 月18 日，龙云电令省内外滇军：“不顾重大牺牲，努力杀敌，以收夹击之效。”同时，又密令孙渡，若红军入滇，“务望设法不分星夜超越于前，阻其深入，是为至要。”红军入滇之后，龙云还成立了一个“云南省戒严司令部”，宣布滇中、滇东北各县戒严，并命令各县长“固守县城，擅离职守者以军法论处”。据李以劻回忆：“红军在滇过境时沿途各县县长带领民团顽抗，被消灭的团丁达1000 余……宣威县长陈其栋因临阵脱逃及一个督战不力的参议被龙云枪决，一个通共绅士张秀升被龙云斩首。从地方团队来看，云南比贵州还顽固，甚至和正规军一样凶恶。这也证明龙云统治云南比王家烈统治贵州的政权巩固得多。蒋介石不敢乘红军入滇的时候向龙云开刀，这是原因之一。”
红军在云南活动期间，滇军所带的云南地图被红军缴去，昆明城里的滇系大佬们一度以为红军将攻城而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蒋介石用尽各种方法想引龙云上钩，例如告诉他第1、第2 纵队入滇后归龙云指挥，但龙每次都婉言拒绝，就是不上钩，即使是已到昆明附近的薛岳部，也被龙云以种种借口拒绝入城。但同时，他又以甜言蜜语安抚薛岳，并借着酒劲与薛岳写贴换贴，结为盟兄弟。可见，龙云在玩弄权术方面，的确不知道比王家烈高到哪里去了。
1935 年5月9日，红军巧渡金沙江。两天以后，国民党方面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主力陆续离开云南，向四川挺进。云南王龙云总算松了口气。5月中旬，蒋介石亲赴昆明安抚龙云，但凡龙云要求蒋补发的各项费用，蒋都从宽批发，并口头上答应龙云，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蒋的这一系列做法不难理解，既然没能像扳倒王家烈那样拿下龙云，那就得拉拢安抚，避免他与桂系等老牌反蒋势力勾结。
6月上旬，红军强渡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进，蒋介石也准备离开昆明。临行前，龙云以黄金制成一个大牌子送给蒋，上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字样，同时还分送了小号的牌子给蒋身边的侍从人员。到此，蒋龙斗法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六年后，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横扫东南亚，滇西也被战争笼罩。借着抗日之机，中央军又到云南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密令第5军悍然发动“五华山事件”，一举剥夺了龙云的军政大权，结束了其在云南近20年的统治。
刘湘“防蒋”甚于“防共”
红军从湘江突围后，曾一度想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但进入黔北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根本不适合建立根据地。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中，红军领导层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调整了新的战略方针。会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建议，最后意见达成一致，认为“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遂决定由遵义地区北上，到川西北建立苏区。
当时的四川又是什么情况呢？自辛亥以来，四川内战不断，军阀多如牛毛，诸如刘湘、刘文辉、熊克武、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等大小军阀互相攻伐，争抢地盘已是家常便饭。到1932年之后，四川的军政大权基本被刘湘所掌握，而刘文辉则控制川康一带的地盘。红军对四川也很重视，早在1935 年以前，红四方面军就在川陕边区建立了根据地。
在云贵川三省的军阀中，以刘湘势力最大。而且他与龙云一样，都是“防蒋”甚于“防共”。红军入川之时，刘湘曾召集幕僚商议，判断红军究竟只是过境，还是打算在四川落地生根。他对亲信幕僚说：“我的主意已打定。共军西来的目的，究竟是图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图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共军只是借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中央军入川，则我们同共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获胜，也是替老蒋创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刘湘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中央军入川。”
1934年11月12日，刘湘由重庆乘船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两人初次见面，刘湘装傻充愣，竟让蒋介石产生轻敌心理。但当杨永泰等人提出中央军派9个师入川“剿匪”的问题时，刘湘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后还是蒋介石做出让步，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将川军主力20万余人编为六路对红军进行围堵。中央军入川的计划是泡汤了，但蒋介石另有他法。川军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连连受挫，伤亡惨重，蒋介石则借机派参谋团入川。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任命贺国光为参谋团主任，并于次年1月29日抵达重庆。参谋团最重要的任务，即是实施蒋介石的图川计划。据晏道刚回忆，参谋团“一面担任策划，一面督战，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作军事报告，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以加强控制”。
1935年初，川军郭其勋部曾与川黔边境的红军鏖战于土城，川军受到沉重打击，据郭其勋后来回忆，该役“全旅伤亡700 余人，孤军作战一天，逐次加入战斗，集中机炮火力猛扑，当时事态很危险，不是在前线督战，几乎垮下来，后来廖泽旅加入战斗后，才稳定战局”。然而红三、红五军团在这场战斗中也伤亡惨重，红三军团团长欧阳鑫、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均力战殉职。
经略西南，一失一得
中央红军从川黔边境移师云南扎西时，刘湘心中暗喜，说：“朱、毛赤军流窜滇黔，真乃我全川百姓之大幸。”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川北就传来了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的消息。还没等刘湘从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中反应过来，蒋介石的惩罚令就在第一时间下达了。
原来在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后，蒋介石便对四川采取了渗透策略。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入川监督。另一方面，又派复兴社的特工头目康泽出马，康泽手下数以千计的别动队成员渗透到川康各地组训民众，监视地方官吏。所以在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据晏道刚回忆，蒋“将放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军第29 军田颂尧头上，将田撤职查办，杀鸡给猴看，使川军将领有所恐惧”。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实力空前壮大。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也对巴蜀之地垂涎三尺，跃跃欲试。此刻最紧张的就是刘湘，他表面上召集贺国光等人一起对红军兵力进行分析评估，而后迅速调兵在川各地进行部署。当时除中央军胡宗南部占据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点几乎均被川军所占。刘湘这一部署一方面固然给红军造成压力，但也不乏防范中央军势力的用意。7月上旬，蒋介石由重庆到成都后，薛岳所率的吴奇伟、周浑元两部及第二路军前敌总部直辖各师已抵达成都附近，“形成蒋嫡系控制了四川的局面”。此时的形势大利于蒋，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削掉了贵州的王家烈，拉拢了云南的龙云，控制黔、滇两省，气焰甚高。蒋一到成都，即接到贺国光的报告，说刘文辉部在大渡河、金汤、大金川屡战屡败。蒋马上电令刘文辉将其侄子刘元宗、同乡余松琳这两个心腹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晏道刚认为，这是蒋介石“给刘文辉打击，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
经略四川被蒋介石视为重中之重，计划在蜀期间完成“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计划。前方在8、9 月间就已布置就绪，紧接着，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举办了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该军训团的训练对象为川、黔、滇三省军队连级以上的各级部队长和幕僚长，其中以川军军官为主。团长由蒋介石亲任，副团长为刘湘，教育长陈诚，总教官周亚卫，团附薛岳、刘文辉、邓锡侯。受训军官约2000 人以上，排、班的编成，是将各军、师的建制打乱后混合编配。在这个军训团中，还布置了不少蒋介石的眼线，例如第一营营附胡靖安、第十二连连长萧致平、第五连的排长熊克西等都充当着“秘密警察”的角色，为蒋介石刺探、监视、搜集材料。不难看出，该军训团实际上是国民政府中央为了拉拢地方实力派，在地方培养自己的嫡系而举办的。
峨眉山训练团共办了两期，每期时间均为3个星期。第一期从8月4日至8月25日，第二期从9月1日至9月21日。就在军训团结束一个月后，1935年10月19 日，中央红军冲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1年、纵横11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四川“困死共军”的计划落空了，蒋介石叹息：“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从1934年底红军向西转移起，蒋介石便精心策划了“一箭双雕”的西南攻略，即在西南地区消灭红军的同时又削平地方军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让蒋介石失去一“雕”。但在这一年中，他兵不血刃将贵州彻底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以绥靖手段拉拢龙云，防止其与李、白窜通反蒋，又将自己的亲信势力渗透四川。剩下这一“雕”算是基本到手。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的谈话中说：“当战争（抗日）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地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抗战爆发后，一切正如蒋介石所预料，东部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激烈抵抗后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坚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这不得不说是1935年经略西南的计划收到了成效。但有一点可能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当大战来临之时，他曾一心想“围剿”的红军彼时已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他的中央军一同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携手抵御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