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
作者：蒋廷黻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书号：978-7-5133-2228-7
定价：58.00
[作者介绍]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湖南宝庆人。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在任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地位。1932年，提议并与胡适等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品评时政，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5年以非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等职。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改任台湾“驻美大使”。1957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5年10月病逝于纽约。
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编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有首创之功；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图书荐语]
本书是蒋廷黻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
追随蒋廷黻的回忆，读者可领略湖南城乡清末到民国的人文变迁；感受作为非官派留学生在美半工半读的艰难，如体力劳作换取食宿的艰辛，上门推销图书却一无所获，在餐馆打工收到女友母亲小费的窘迫，等等；还能清晰看到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接触到的学者及其观点，如何影响到蒋廷黻一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
跟随蒋廷黻的国内外游历，读者还可以遍观30年代的苏联、英、法、纳粹德国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态，也可以了解民国时期独具魅力的北平、贫困却伟大的西安，以及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风貌，乃至战前东北的经济繁荣和内部矛盾等。
随着蒋廷黻的工作，读者可以了解南开和清华历史系的创建和完善，以及中华民国军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公务系统的繁琐和僵化。
人物方面，除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及诸多国民党高层官员外，书中还提到一起创办《独立评论》的友人胡适、丁文江等，其他如张伯苓，罗家伦、鲁迅、张学良、杨树达等，着墨不多，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侧影。
本书除蒋廷黻本人回忆录外，特邀请著名学者马勇老师撰写近五万字导读，从蒋廷黻所处时代背景出发，回溯蒋廷黻求学过程中所见、所思、所读，追寻蒋廷黻历史研究的方法、观念和政治思想的源头，使读者在阅读蒋廷黻回忆录时，不仅仅流于表面，更能认识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蒋廷黻于中国近代历史所具有的意义；并期待通过蒋廷黻，重建一个更完整更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史。
[精彩文摘]
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
蒋廷黻在清华园读书、教书、写书，优雅愉快。
清华坐落在北平西山脚下，是个消闲静养的好地方。从校园骑驴很快就可以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九、十月间，差不多每天都是风和日丽，蒋廷黻几乎每天下午都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地方去游玩。
除了孩子、家庭，蒋廷黻对学生尽心尽力，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他深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没有很好的出路。另一方面，虽然清华历史系一直没有很多学生，但蒋廷黻为此却很高兴，因为少数优秀青年在他鼓励下，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终于成为各自领域中顶级专家。
读书、教书之外，蒋廷黻那时在清华在北平还有很多朋友。他在清华的邻居有叶企荪、陈岱孙、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萨本栋、周培源等。在北平城里，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以及任夫人陈衡哲等。他们差不多都是留美归来的朋友，有许多共同兴趣、爱好，特别是语言。他们时常聚餐，讨论学术尤其是一些公共话题。
这一代留学生与詹天佑那一代纯技术领域的很不同，詹天佑那一代以技术报国，致力于科学、实业，而这一代一方面看到了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所学也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这一代差不多都有一个从科学技术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心路历程，不论是留学美国的胡适、蒋梦麟，还是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鲁迅，他们不约而同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真进步需要一场观念革命。所以这一代留学生总有割舍不掉的政治情怀，只要有机会，有需要，他们总会就公共话题表达看法。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辛亥前后的政治剧变，20年代的革命、建设、工业化，3年代的民族危机，在在引起知识人“忍不住的关怀”。蒋廷黻也就在这个时期，从“议政”渐渐走向“从政”，至1935年底，正式辞去在清华大学的教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入阁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他的后半生就在官场中度过，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民国时期享有世界声誉的外交家之一，与早期的顾维钧、颜惠庆等不相上下。现代中国成就了一个大外交家，但也确实影响了蒋廷黻在学术上的继续发挥。
自1923年留学归来入职南开，至1935年离开清华，蒋廷黻在学界工作了十二年。此后，蒋廷黻在从政之余对文化教育特别关心，尤其是与现代化有关的文化教育事业。但在官场磨炼久了，据朋友观察，蒋廷黻的性格也在变化，他似乎不像教书时代的昂扬了，不像从前那么喜欢聊天了。他已经收敛起来了。自1935年底算起，至1965年从“驻美大使”任内退休，蒋廷黻在官场、外交界打拼了三十年，是其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时限的两倍还要多。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蒋廷黻确实想过重回学术界，“念念不忘中国需要一部正确完整的历史”，渴望重回学术生涯，继续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写出藏诸名山，传之久远的史学名著，奠定自己在中国学术史上不朽的地位。[ 李榦：《记蒋廷黻二三事》，《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但是天不假年，他没有来得及重回学术，就罹患绝症遽归道山。
在蒋廷黻去世当年2月，他的老友李济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蒋廷黻知道后，函约李济开会期间入住他的官邸“双橡园”。这一次，他们谈了不少次数，大半是有关蒋廷黻的过去或其退休计划，相当庞杂，有时也涉及个人人生观问题。有一次，他们两人闲谈。李济问：“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廷黻没有直接回答李济的提问，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由天津八里台到美京双橡园》，《李济文集》卷五，第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济后来解释说：“我觉得这是他的外交辞令，我想他很难答我的问题，他两边说都不太好，因为他两边都有贡献，他对学术历史有贡献，而在事业上更有成就。所以他不愿意说，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推测。实际上，我想，无论怎么样，就现在的读书人来说，像廷黻先生能在学术上有他的基本贡献，我说的基本贡献是指观念上的贡献，而又在事业上有他辉煌的成就，像他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很多。”[ 李济：《廷黻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与关切》，《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
胡适留学归来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后来商务印书馆试图引他入伙，他也因为学问断然拒绝。直至国难当头，胡适方才接受国家征召，出任驻美大使。再后来依然义无反顾重回学术。胡适显然深受“三不朽”的影响，相信立言大于立功，要做司马迁，要以学术传之千秋万代。
蒋廷黻没有胡适那样的计算，他相信生命的自然流畅，他觉得自己不仅可以教书、做学问，研究历史，而且可以议政，也可以从政，一切听从自然，不勉强。
“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确实在一步一步加深，中日冲突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此时，蒋廷黻与清华、北大教授时常议论战与和的问题。毕竟是研究外交史的人，蒋廷黻在众人一致主战的时候，依然孤独强调“和”的意义。蒋廷黻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后面，日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简朴、最守纪律的国民。但是尽管日本有这些优点，蒋廷黻依然不认为日本会对中国构成永久性的威胁。他相信时间对中国有利。因此，在“九一八”之后，蒋廷黻的主要想法就是要为中国争取时间。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
基于这样的认识，蒋廷黻不认为“九一八”是要向中国全面进攻的开始，更不是要灭亡中国的起点，“九一八”只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因而他赞成顾维钧将锦州附近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军队的建议，以为如此可以缓解，至少不会激化中日紧张局势。
蒋廷黻曾将这层意思向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讲过，但很少获得赞同。燕大教授陆志韦甚至在蒋廷黻演讲后当场起立反对，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司徒雷登校长将提案付诸表决，台下一片手海，蒋廷黻内心格外沮丧，自认是在与战争狂热者进行一场并无胜算的作战。[ 《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第137页。]
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军人，毫无例外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这种现象引起蒋廷黻的深思。他认为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狂热的战争鼓吹可能掩藏着并不高尚的私欲。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蒋廷黻公开而诚意地主张维持和平，提议创办一个周刊讨论知识人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
蒋廷黻的提议获得丁文江等人赞同。在丁文江筹划下，《独立评论》在1932年春天出刊。为《独立评论》撰稿的均为知识界名人，他们的专业眼光、犀利言辞引来了读者广泛共鸣。蒋廷黻是《独立评论》主要作者之一，他后来发现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他的，而不是那些他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