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凤凰周刊》第298期
2008年，清明、端午、中秋成为了国家法定假日。在保护传统文化名义下推行的新增假日，触及了13亿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亦引发了学者们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诸多思索。
就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所说的，将传统节日规定为国家法定假日，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有效的提倡与弘扬。无论在哪里，传统节日都是一个民族的老百姓生活的高潮，是那个民族对于理想、愿望和终极价值观的集体追求；而“放假”则通过给予节日文化生命所必需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对于传统节日最为有力的保护。
传统节日几度沉浮
在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法定假日之前，传统节日淡出国人的生活，已经将近百年。
不少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策，这并不公平。从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国民政府引进西方纪元的时候起，传统节日已被逐渐逼入历史的死角。1928年，国民党政府下令，所有的公务员都不能过春节。第二年春节来临的时候，许多卖年货的摊位被抄。上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政府关于压制传统节日的法令严酷而彻底，弄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倒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恢复了老百姓过春节的习惯。
然而好景不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传统节日又在“极左”思潮中遭受到毁灭性的重创，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现东山再起之势。然而即使有复苏的迹象，传统节日中也只有春节被列为国定假日，其他节日普遍带有一种“妾身未明”的尴尬。
大约是在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民间关于重视传统节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呼声的重要代言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告诉记者，2004年的时候，他在中国社会发展政策高层论坛上提出建议，希望将部分传统节日确定为国定节假日，随后又把这一建议作为提案提交给“两会”。此后连续3年，他都在“两会”议案中提出类似的内容。到2007年的时候，相关部门开始就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方案开展问卷调查。就在那一年的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他的心愿、众多民俗学家的心愿、万千华夏百姓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纪宝成指出，中国假日制度在上一个世纪的演变和改革，体现出的是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特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政府一心只想与世界接轨，标榜自己与传统决裂的姿态，传统节日因此被硬性取消；建国之后春节的恢复，对于肯定新生的国家政体，将这个现存政体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起到很大作用；“文革”时期，传统节日作为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首当其冲地沦为“破四旧”的受害者；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成为第一要务，黄金周长假制度为了刺激消费应运而生。而清明、端午、中秋被确定为法定假日，则是在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相信，中国传统节日一定能在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巨大威力。无论是清明、端午还是中秋，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育功能。在这些节日里，人们的情感会趋向平和，幸福感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协调。而事实上，节庆活动从来就是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的第二种形式。
重新认识人与自然
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多次的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造成了较大毁坏，而近年来深刻的社会转型与飞速的经济发展，又对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进入新千年的中国，其社会文化体系遭遇到基础不牢、重心不稳、结构失衡的多重危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亟需振兴，而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无疑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
不过，除却“传承文化记忆”、“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些宏大意义之外，这些传统节日的恢复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究竟有没有切身的关系？有观点指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其节俗的形成与人们对农业的认知息息相关。而随着中国从事农业人口的减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那些习俗在现代化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节日被人们淡忘是很正常的事，硬是要“复苏”它，似乎有形式主义之嫌。
对此，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陈勤建教授认为，此话听起来有理，但实际并不严密。只需举一个例子：日本、韩国这两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它们的现代化程度高于我国，但它们的传统节日不见凋零，反见昌盛。由此可见，传统节日与现代化生活并非一定矛盾。然而这类观点也反过来给了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要认清我们的传统节日在今天的生存意义。如果只是空谈“恢复”，而缺少对其存在意义的发掘和整理，那么这股热劲早晚都会过去。
陈勤建指出，中国的传统节日和西方国家的节日很不一样。西方许多重大的节日都以宗教为核心，而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西方人动辄就想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心态不同，中国的古人往往倾向于利用自然来解决问题，思索如何与自然相处，与之合为一体。我们的节日往往与地球的运行、农业的规律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宇宙的运行、植物的生长、人类生命的节律这三者的交界点。比如，清明前后有了季风，于是清明会有放风筝的习俗；端午时节气候异常，民间便积累下许多有助于人们清热解毒的节日仪式这些节日其实包含着深层的智慧，是我们的祖先在时间的长河中，根据自己与自然的相处经验悟出的道理。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也许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心态与意愿。
中国民俗学会名誉会长乌丙安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告诉记者，中国民俗日历的节日与“月”的朔望圆缺和谐一致，与农业耕作和自然季节时令融合得非常完美，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充分证明，这些节日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他希望，传统节日的复苏，能让现在的人们重新认识到“农历”的高明。
传统如何真正苏醒
当然，要让这些传统节日真正成为人们约定俗成、广泛参与、投注情感的国家性节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增进全民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乌丙安建议，以政府为主导，在全国建立一定数量的“传统民间节日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对于具有当地浓郁节日特色的文化遗产作整体保护。此外，所有关于民俗节日的口头或非物质遗产的文化多样性资讯，不仅应当进入媒体的传播系统，而且还应当纳入大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的知识体系，进行生动活泼而有效的传习。“继承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内涵比形式更为重要。”乌丙安认为。
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则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意见。萧放认为，要让中国的民俗节日深入人心，应该适当增强它的娱乐性。毕竟，节日是为了让人们欢乐、愉悦而存在的，中国的诸多传统节日，在古代都是人们欢歌笑语、走亲访友的好日子。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传统节日被抹上了严肃而凝重的色彩。以清明为例，“扫墓”几乎成了它唯一的主题，但事实上，古人有一种“生死相依”的思想，在这个日子总是要出门踏青，在追悼祖先的时候庆祝新生的美好。如果我们能适当恢复传统节日中原有的那些娱乐内容，或者创造一些新的娱乐活动，人们过起节来也许就有了更多的意趣。
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则认为，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将它们一些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东西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在博物馆陈列展览，在节日或平时向公众表演；而另一方面，要对传统节日进行“创造性转化”。就后一点而言，韩国人做得就非常好。他们的江陵祭，虽然日子是在端午，但早已被注入新的内容，不但有以舞蹈为主的戴假面具跳舞和各种歌唱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和体育活动。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思路，为我们的传统节日想出一些全社会大多数人都可以参与的庆祝活动。比如，如果中秋之夜天色晴朗，不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将城市的多数电灯关掉，让大家感受一下真正的月色。这样，一方面继承了古人的望月传统，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环保、节能的现代理念。
至于具体怎么创新，葛剑雄认为，大家不妨群策群力：政府给予行政支持，民间进行各种实践，学者专家提出各自意见。不要指望那些新点子会一下子形成全国统一；假以时日，大浪淘沙，自会有全民认同的方式、活动与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