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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创造力遇上乡村状态

 

书名:创意乡村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何建超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研究文化创造力和乡村状态如何结合的著作。

本书关注的是当代中国乡村热点话题-----乡愁和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除了环境之美以外,还有风尚之美、人文之美、产业之美。这些都是中国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难题。作者理顺了中国的乡愁发展史,并深刻阐述了国人的乡愁观。

 书摘正文

  第一章乡村之美

1.乡村是永远的脐带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养育着一个大家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生活轨迹;石凳纳凉、蒲扇驱蚊、夜色捉蝉是顽童的嬉戏;炊烟袅袅、货郎过村、卦师卜签、瓜地午酣、下河摸鱼、挥汗收割、烈日晾晒……这些场景构成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让人梦回故乡。

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渭河北岸,这里属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南低北高,风景粗砾。关中平原素有“田肥美,民殷富”(《战国策·秦策一》)美誉。塬叫奉正塬,属于地堑式构造平原。往北一路逶迤而上,过了铜川、黄陵,再继续北上就抵达延安,进入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满目荒夷,风物建筑均不同于平原地带。生活在渭北平原一带的先民们很早就掌握了黄土的特性——黏性、直立性。家家户户依着土塬畔开凿窑洞,小户人家一般有一孔、两孔窑洞;大户人家有三孔、四孔甚至更多。历史建筑学家将这种建筑称为“穴居式”民居。据说这种民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还有的人家为扩大面积,在窑门外向外扩建,盖上厦子房,围合成别致温馨的小院。窑洞历经风雨侵蚀、人为破坏后容易崩塌。为防止崩塌,有钱人家就在窑洞内框外加砌砖券、石券保护崖面;没钱人家就用黄土搅合着麦草上浆裹抹窑脸。这种材料黏性强,即使刮风下雨也不用担心脱落。奉正塬的窑洞大都有着漂亮的窑脸——原木平开式门,以松木、桦木、杨木居多,经久耐用,不变形。小时候玻璃稀罕,老人们舍不得用胶水,但要装饰窗户,这难不倒聪明的先人,他们就用面粉熬成浆糊,用麻纸糊到窗户格栅上,遮风避光、疏朗有致,逢年过节给窗户贴上窗花,红红绿绿煞是好看。材料虽然很寻常,但点缀着农家小院的亮色和喜悦。窗外窑脸上挂着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串子、白亮亮的大蒜……一切都显得自然天成、和谐有致。窑洞就地取材,冬暖夏凉。寒冬腊月,外面大雪纷纷,躺在热炕上瞅着外面扑簌簌落下一寸厚的雪,雪地上留下麻雀鸿爪点点,枣树嶙峋兀然伸向天空,枝丫横斜满是雪柱,雪色反射着寂静的清晨,就是再优秀的画家也未必能画尽窑洞人家的春夏秋冬。当然,窑洞也有缺点,比如日照不够、通风差、雨季潮湿。这时候,住在几辈祖传的窑洞里听到偶尔簌簌落下的黄土,心中难免会有几分忐忑。

尽管如此,窑洞仍然是我童年最有趣的记忆。

 

树大分枝,家大分业。后来,我父亲在老屋对面盖了新房,就搬出了窑洞。新房子属砖木、土坯混合,主体山墙属夯土结构,院子围墙也是夯土结构。那时候没有建筑队,盖房子全靠乡党亲戚帮忙。房子看似简单,其实技术含量蛮高,山墙是夯土夯筑,一般是做好墙脚后用木模具箍住两侧,在中间填入一定湿度的泥土,然后夯实,一层一层直到需要的高度。不要小瞧这土墙,结实着呢。祖辈们充分掌握了黄土的黏性特征,筑的夯土墙坚实耐用,四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山墙虽然有些垮塌,但主体依然屹立不倒。真是结实!厦子房青砖漫地,青砖包门楦、窗楦,青砖砌排水。屋脊属举架式房梁,松木檩经过浸泡后经年不腐,两边是两间半边盖的“厦子房”,在入户门楼和后院衔接处用石棉瓦搭出滴水檐,后墙高约3米,檐墙高约6米,远观舒缓平和,不似南方住 宅的山墙陡峭峻拔,概北方雨水少之因。秋季阴雨连绵,雨水从屋檐向院内哗啦哗啦流个不停,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水归堂”。院内排水俗称“水堵”,积水经“水堵”流出,排入门外小渠,最后汇入渭河。雨下久了人就心烦,母亲担心着场院里的麦穗,就在庭院树个棒槌,祈祷老天爷开眼,早日放晴。“水堵”容易堵塞,于是一家老小冒雨排水的境况时有发生。门是松木门,刷着桐油黑漆,几十年不掉色。门轴是用渭北出产的青石凿做而成,和门墩辅佐,在匠人巧做之下也不需要门轴油来润滑,多年也不会嘎吱嘎吱作响。院庭植一株泡桐,用砖垒围合着,泡桐窜得快,三五年就高过屋顶,连根茎也挣裂地面努力展露着生命力。春天微风徐徐,落花满庭,让人独享“孤桐北窗外,高枝百尺余。叶生既婀娜,叶落更扶疏”(《游东堂咏桐》,南朝谢眺)的韵味。夏,午后,蝉放开嗓子鼓噪不歇,但也无法打断农人翘脚酣眠。

一株梧桐伴我度过童年时光。

村里主干道也是窄窄的,路上驶过马车、驾子车、自行车和拖拉机。偶尔来了一辆乡上干部的吉普车,尘土嚣张。乡下人对干部有天然的畏惧感,远远瞧着。孩子们则什么也不顾,在尘土里撒欢追吉普车……夏夜,乡亲们把躺椅、凉席搬到门口,摇着大蒲扇,天南海北瞎聊,月如钩、星依稀,不时有流星划过夜空。躺在凉席上仰望苍穹,大人们煞有介事地对儿子显摆:“儿子,那个像瓢把的就是北斗星!”还有一些伙伴蹑手蹑脚地在渠边杨树上摸知了……

乡村寂静如斯。梭罗的《瓦尔登湖》则要比这更安静,更远离尘世。徐迟先生感慨:“《瓦尔登湖》是一本静静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在距离康科德两公里的瓦尔登湖畔,梭罗独自一人生活了两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梭罗在湖畔建造了一座木屋,一个人种豆、筑屋、焙制面包、渔猎。“晨昏照耀下的树林和季节变幻间的乡村和田野,水天一色下翩飞的鸥鸟和树丛里惊恐逃走的小兽”,这些是大自然的恩赐,上天的眷顾让梭罗独享了。如今,乡村正在被城市引导和影响着,农民们都定不下心了,诓论城市?人们都想逃离喧嚣,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追问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个哲学问题,高楼大厦红尘万丈不是休憩的佳境,乡郊野外自然成了精神疗养院,于是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

2013年岁末,姑姑、姑父从美国回来探亲。他们自小长在关中农村,晚上闲聊,由近期的雾霾天气说到环境变化。姑父回忆:小时候,村子里山清水秀,他十七岁时就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大清早背上干粮,从陕西眉县红河谷进山去伐木,单趟要走三十公里山路,硬是靠着肩膀把一根根松木扛出大山,但那时候大伙都不觉得苦,也不觉得寂寞,一根檩扛出大山就可以换来五个工分。现代人无法设想三十公里山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体力。那时候,人人热血沸腾地要与命运抗争、与生活较劲。临别时,我送了姑父一幅画作为礼物。这幅画中山林郁郁葱葱,火红的柿子树下瓦房片片,浓墨淡写之间浸透着淡淡的乡愁。这何尝不是乡土中国的写照呢?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事情干得多大,对乡村的记忆却永远不会忘记。这种记忆早就定格在朝岚夕晖中、袅袅炊烟里,云雀、斑鸠、野兔、金黄的油菜、香甜的玉米、灌木丛、林地、沼泽池塘、绚烂的景色和清新的空气,组合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美,有喜悦、有烦恼、有生死交替,万物轮回。

概括而言,乡村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质朴自然。雨打街巷、孩童滚铁环、货郎叫卖、杀猪宰羊、玉米飘香、麦浪翻滚……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这些昔日寻常风景慢慢隐去,现代农业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人定胜天让乡村异化成了城市的附庸品和支撑城市运转的供应商,传统的乡村生活和传统习俗正遭受以城市为主导的新文化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新的文化没有构建起来,传统的又很快被抛弃,乡村越来越趋于功利。就像有人说:“因为失去所以怀念、因为离开所以留恋。”于是,人们开始怀念那些简单质朴的日子。

二是风景优静。乡村之美在于不事雕琢,生态自然。宋人邵康节笔下的山村是如此简单:“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寥寥几句就把乡村的动、静、远、近勾勒得惟妙惟肖。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乡村诗更是大白话:“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是一幅多么惬意的走亲访友图景!陶渊明从“动”中寻找到乡村的“静”:“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作者没有直接写乡村的静谧,而是采用对比手法,写了狗吠、鸡鸣,以动衬静,让寻常风景变得诗情画意。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田园诗歌占据很重要位置,可见对恬淡、朴素的追求是人之秉性。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先驱蕾切尔·卡森遵循着真理,以超凡的个人勇气对破坏乡村环境的工业利益集团提出挑战,她顶着各方压力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警示科技文明导致乡村生态失衡,最终会毁掉发展成果。她笔下的乡村有着生命的张力:“布谷的鸣唱,迷人的云雀,环绕的河流,时间缓慢得几乎停止了流动,只有那些植物的生命悄无声息地指向繁荣、死亡和轮回。”我国同样经历了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小农经济走向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过程。工业对乡村侵蚀与日俱增,先前大自然保持着较强修复能力,一个夜晚过去,一场暴雨洗礼,一次夏收秋种,乡村依然如故。但现在大不一样,环境污染远比20世纪60年代卡森笔下的美国严峻得多,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当务之急。这说明“人与自然之间,不仅是依存和攫取等功用性关系,还存在着经过时间建立起来的文化联系,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们,以自身千百年绵延的文化理念及行为同当地环境达成一致,当这种文化关联被外来文化冲击直至断裂时,生态环境恶化和本土文化的存在危机都将是难以避免的”①。(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李小云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

三是关系质朴简单。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眼见拥香偎翠、珍馐佳肴和奇珍异宝,惊诧万分:“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刘姥姥这句大实话暗示着简单的乡村关系。正是这种“没有坐的空儿”维持着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运转。乡村组织结构以家庭为单位,以家族和姻亲为血缘纽带,宅院也大多是代代相传的,子孙们在此繁衍生息。不管谁家婚丧嫁娶、盖房收种,乡亲们都会争先恐后地帮忙,他们在这种寻常生活中积累了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四是建筑传承文脉。民居是构成乡村景观的主要元素。民居的审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及整体的国民素质,民居不同于城市建筑,城市是政治家实现抱负的舞台,是建筑师施展才华的天堂,城市建筑地域性相对较弱。民居体现地域、风俗习尚、邻里和天地自然的关系。因此,民居是乡村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是宗族、规矩和家庭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主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民居也是村落的基本单元,广义的民居还包括牲畜棚圈、仓库场院、道路、水渠、祠堂、牌坊以及特定环境下的附属设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向郊区蔓延,大量农田被开发,出现了城中村,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的产物,充其量是方砖垒起来的盒子,仅能满足居住的基本需求,并不具备建筑价值和审美价值。现在的一些城中村几乎已经成为城市中藏污纳垢的主要区域了。

 

五是习俗保留较好。“一村一风俗,十里不同天。”不同的乡村,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各不相同,这些不同构成丰富多元的乡村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乡村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城市只是作为政治和商业中心并行于乡村,在城里工作的政府人员大部分出身于乡村,骨子里流淌着乡村血液。乡土中国时期,乡村文化是主流文化,世俗、有生命张力,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中国进入城市扩张、乡村收缩的特殊时期,乡村逐渐被边缘化,对乡村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强势文化基础上,重农业轻农民,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许多乡村习俗被不加筛选地当成糟粕一股脑扔掉。”乡村习俗包括礼仪,礼仪是维系乡村结构平衡的重要纽带,礼仪的价值在于通过祖先传下来的一套庄重仪式,让人获得精神价值体验,就像西方社会是通过宗教让人得到灵魂安定一样。随着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民眼界开阔了,审美意识也变了,也逐渐意识到习俗是维系家园生活和情感的重要纽带,于是一些经过自然筛选后保留下来的习俗出现了复苏迹象。这是否是乡村文化复兴的信号?“新的信仰和旧的神明复兴是在提醒区域文化存在的文化整体性,因为现代物质社会的功利需求不是唯一的,而心理与精神需求将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经过整合而重新显现。”①(庄孔韶 :《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机与生活方式吗?》,《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李小云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文化是继承和扬弃的过程,这或许是乡村社会理性选择后的文化的进步,乡村复苏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才能从旧文化走向新文化。

2.乡愁的文化历程

乡愁是一种情愫,更是一种文化表达,从古至今,横鬲千年,历久弥坚。

乡愁作为“人类一种难以捕捉的情愫”、无法解开的情结和回家的冲动,是中国诗歌中的永恒话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研究乡愁诗就是回望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历史,这历史就是一幅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的浓情画卷;是故园家国的情怀,风物长宜的胸襟;是乡土、乡音和乡味的牵挂。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表现“乡愁”情愫的古诗歌应当上溯到《诗经》,《小雅·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用“乡愁”来激励在前方作战的将士奋勇杀敌、衣锦还乡。汉乐府《木兰辞》中的乡愁意味更浓烈,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但不爱封赏爱家乡;“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希望的是“对镜贴花黄”。这,就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乡愁观。

上古时期,乡愁诗歌主要表现对家乡、父母及兄弟姊妹的眷念,这是农耕时代人们情感的主要寄托和表达方式。王云涛先生在论文《唐以前乡愁诗的情感内涵》中认为:“到了汉代,乡愁诗多写游仕求学中的的相思,文人多为求学求仕而远离家乡,自然会产生浓烈的思乡之情。如王桀《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文人内心深处济世安民的思想和建功立业的豪情被唤醒,折射到诗歌中便是反映社会动荡、有家不能归或无家可归的主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愁诗则将个人情感与时代命运相结合,主要表现游宦羁旅和边塞征人的离乡别情。

唐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王维描述长安城的繁盛:“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乡愁诗的宽度、广度增加,思想内涵更加深刻。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王昌龄、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创作了大量乡愁诗,题材涵盖了羁旅之情、边塞感悟、仕途磨难、友朋之情等领域,无论从写作技法还是思想内涵上都达到诗歌巅峰,让后世难以超越。这些乡愁诗中,又以李白的《静夜思》冠盖群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借景言志、直抒胸臆、乡情浓郁,无与争锋。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是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活的写照。“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乡愁诗表达的主体转向家国命运和个人情感、人生际遇的交织,更多反映社会现状和国民心态。

宋朝初期,汲取唐末地方军阀藩镇割据的教训,尚文轻武,国家迎来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全面繁盛时期,传统经学让位于理学。有学者认为这时候的乡愁诗虽延续唐以来的个人与国家命运交织,商贾羁旅和宦海沉浮后对故乡的眷念,但已经无法与唐诗创造的高峰相比肩了。

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宋恭帝及谢太后。公元1279年,元军南下,最后在福建崖山与残余的南宋军队进行了殊死激战,陆秀夫抱着8岁的宋幼主赵昺投海自尽。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南宋的终结。元遂统一中国。连年战乱导致大量中原士庶南迁,中原文明随之向南方辐射转移。乡愁诗最早诞生于黄河流域,但元代之后因士族文明南下而风景黯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散曲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虽是一幅羁旅荒郊图,但真正表达的却是亡国之痛、乡愁之苦。“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从而成为元代乡愁诗的代表作。

清,摇着扇子的风流文人亦不少。

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出身官宦家庭,他感情细腻,创作的“纳兰词”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像《采桑子·九日》就表现羁旅乡愁:“深秋绝塞谁相忆,木叶萧萧。乡路迢迢。六曲屏山和梦遥。 佳时倍惜风光别,不为登高。只觉魂销。南雁归时更寂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国家动荡,民族陷于危亡时刻。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深入人心,仁人志士纷纷探索图存救亡的道路。民国终结了清王朝,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的乡愁主要表现爱国情怀和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角色扮演,而儿女情长、故土难舍的小家情怀都让位于祖国情感。正如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泣血写下“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那样,舍身救国是仁人志士的理想。近年来,民国题材的影视剧热播,或许是现代人对“仁者爱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乡愁的反思与追问。

 

“文革”结束后,经济开始复苏,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乡愁逐渐淹没在喧嚣的市场浪潮中。1971年,台湾诗人余光中的现代诗《乡愁》问世。不曾想,一首小小的乡愁诗却激起千层浪花。“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首诗将个人际遇和民族感情融为一体,一咏三叹,句句剜心,一经发表就引起共鸣,从而成为现代乡愁诗划时代的作品。此外,席慕蓉、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等诗人也都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乡愁诗,余光中的《乡愁》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岸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文化符号。海峡两岸同宗同源,无论是故乡人还是异乡人都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一代人的悲剧需要这一代人来承担面对。在这种意义上,乡愁就不仅是乡音乡味、青砖黛瓦和阡陌桑田,而是国家兴盛、民族团结和民主富强。

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溢着乡愁的历史,乡关何处的追问从秦时明月到汉时雄关,无论是“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喜悦,还是“近乡情更怯”的忐忑,都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情感。从颠沛流离的民国往事到狂飙突进的城市中国,故乡总是魂牵梦绕,让游子夜不能寐,挥毫抒写对故乡的眷恋。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中国人的乡愁是一脉相承的,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因此,乡土中国的乡愁始终都流露着东方人文化哲学的思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表达了中国人的乡愁观,穿越时空,感动今人。

乡愁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具有时代烙印。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所指的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农耕时代信息不畅,交通不便,人们颠沛流离,“黄鹤一去不复返”,“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人生常态。而现代人类社会进入科技超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最好的时代”,城市化让人和故乡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后,许多社会问题显露出来,乡愁不仅是文化反嚼,更是对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追问,只是以乡愁这种形式表达出来,如邹广文先生所说:“乡愁是我们在生活标准化、理性化,文化个性消弭的今天,对现代性实践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的抗拒和对多元、个性化生活的憧憬。”①(邹广文:《乡愁的文化表达》,《 光明日报》,2014年2月13日。)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市场化阶段进程中,传统乡村结构、宗族关系解体,但是新的乡村关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大量农民身份转化为农民工,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而将乡愁传递到角角落落,于是人们开始怀念过去,当然,怀念不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穷苦生活,而是对由于经济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

一旦这种乡愁成为普遍心态,自然会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指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本来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是人的情愫的表达,乡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予高度肯定,说明中国式的文化哲学始终在牵引着中国人的神经,留住乡愁,留存田园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一经文件形式发布,必然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共鸣。

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

资料显示:“30多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这“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似乎渐行渐远。”①(张海林:《2013城镇化升级:基层官员到北京打听中央政策》,新华社,2013年2月25日。)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到城市,至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106小时。 城市这个巨大的“容器”越来越让人觉得糟糕。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但是经过城市的快速扩张,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人人似乎都想发泄不满情绪。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高楼大厦、电梯洋房是方便了、舒适了,但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安慰,人反而更孤独、更迷茫了,人和人之间距离更加疏远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消弱了,礼崩乐坏了,信仰缺失了,人在社会转型中迷失了自我。“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当人们告别乡村生活,尚未学会适应城市生活时,城市生活已经普及化了。乡村何去何从?乡愁何处承载?当静下心来,撕开眼前的迷雾与屏障后就会豁然开朗,原来“乡愁”就是倡导人回归朴素,回归自然,遏制贪欲,不要过度戕害自然,不要一味攫取土地资源,要实现天地人的和谐相处,这才是乡愁的真谛。“风景触乡愁”,触动的更是我们对以往行为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守望,回归不是开历史倒车,恢复到以前的农耕时代,而是文化上的寻根认祖。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国与国的冲突不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文明回归与再选择,这是国家、民族寻求身份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必然选择。乡村文化同样。原来乡亲们聊天会问:“哪儿的人?哪个村的?”“哪儿的人?哪个村的?”实际就是身份界别,包含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甄别,乡愁就诞生于这种思维和甄别之上,是现代人寻找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是社会进步的新起点、新阶段,是走过许多弯路后寻找到的一条正确途径,并借此来弥补人类过失,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发展。

 

 第二章变化了的传统元素

1.乡村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因此地域性就构成乡村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据统计:2000年,我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时间内有90万个村子合理或不合理地消失了,其中也包括一些具有传统风格的古村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部分农村出现“空心化”,田野荒芜、住房闲置,撤村并校比较普遍。乡村的消失意味着给城市提供支持的源头枯竭,也意味着乡村文化的消亡。在我看来,乡村变迁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断裂

农村是传统思想和观念最后的一片自留地,但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城市文化以压倒一切的优势覆压着乡村文化。同时,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而且越来越复杂,传统文化消失速度加快,而新的文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农村普遍出现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等现象,尤其是年轻一代,虽然有一定文化基础,但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大多数社会问题迷茫甚至困惑,负面文化对传统的侵袭导致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村民按照各自的现实利益矫正自己的处理问题策略,很少再顾忌他人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是否符合乡村道德规范。起初是以宗族大姓为基础繁衍而成村落,进而形成文化,村民之间休戚与共,是这些乡村隐形力量维系着村落关系、家庭结构和邻里关系,现在逐渐被利益关系取代,村民思想开始分化,邻里之往减少,一些年轻人在城市置业安家后不愿再回到农村,偶尔回乡下也只是看看老房子,安排田地租赁事宜,逢年过节回老家,无外乎族里人相互串串门,简单聊聊就各忙各的,以血缘关系和宗族文化为纽带的乡村文化结构逐渐解体。

(2) 耕作方式变化

传统的农业生产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苦不已。现在大多是机械化作业,拖拉机、三轮车、收割机、播种机、除草机一应俱全,除草剂、杀虫剂、碳铵、尿素、膨大剂、催熟剂等化肥农药广泛使用,原来一亩地需要三五人共同耕作,现在十亩地甚至上百亩地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播种收获。生产方式变了,耕作强度减轻,土地流转承包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城市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餐饮、运输、建筑、安装、装潢、机车修理、保安、销售等服务业。距离城市近的乡村异化更快,土地被征收后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盖起高楼大厦和花园洋房,村民们被迁到更远的地方。村落消失了,村民变成边缘性市民,传统耕作方式不复存在。

(3)生活方式变化

城市化带来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在陕西关中有句顺口溜:“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油泼辣子一道菜,板凳不坐蹲起来,秦腔不唱吼起来。”秦人秦腔,千年如斯。和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关中农村具有“三慢”的特点:城镇化速度慢;思想观念转变慢;生活方式转型慢。让我们复原一下传统关中农村的生活场景:首先是生活简单规律,家家户户差异不大,一个村子基本上用一种模式就可以全部概括。以夏天为例:早上起来灌两口水,咬两口干馍,然后扛上锄头下地,锄上两陇玉米,瞅瞅太阳升高了,甩把汗、抖抖鞋里的土坷垃回家,临走时吆喝两声隔壁地里的乡党一起走。到家差不多是上午九点,洗把脸开始吃早饭,早饭基本上是玉米榛、糊汤,一家人就着咸菜、浆水菜,呼呼啦啦地吃起来。吃完饭点根烟,没抽上两口又被媳妇喊着去除草,这一干就一直到下午两三点,也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回到家稍微歇息就端碗,喋一老碗臊子疙瘩拌面。在凉席上打个盹,下午四五点再去地里干活,等再回家时连太阳影子都看不到了。关中把吃晚饭叫喝汤,也就是热点儿剩饭或者吃点儿馍而已,饮食结构比较单一。通过一家人的生活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一村人在干什么,这种模式化的生活和区域文化、生产方式都有关系。

这几年,关中农村的城镇化速度越来越快,村民饮食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红白喜事就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原来要四处去借桌子、板凳、碗筷,一家老小忙活几天,现在服务外包,一个电话就能搞定。服务队上门服务,包括厨子、服务员、碗筷、蔬菜、大肉、桌椅等一应俱全,不动锅灶摆几十桌酒席没一点儿问题。传统磨坊门前冷落车马稀,镇上有加工好的精细粉任你挑选,大部分家庭开始购买车辆,电动摩托车成为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出行工具,自行车几乎被淘汰。个别家庭购买小轿车,以国产和韩国、日本品牌为主,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讲普通话,穿着时髦,一点儿不比城里人差。

(4) 教育变化

2012年11月1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在我国除农村小学外,农村教学点在过去十年间减少11.1万个,占总数的六成;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也超过四分之一。平均每天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和3所初中。研究报告指出,10年间农村小学生减少3153.49万人,占37.8%;农村初中生减少1644万人,减少26.97%。”农村学生减少,一方面是因为人口降低,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适龄子女进城走读,条件好的家庭也将孩子转到县镇学校就读。由于乡村教师待遇低,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宁愿待在城市打工,也不愿意回乡下教书,从而导致乡村基础教育人才短缺。

(5) 住房结构的变化

较少受到工业化冲击的村庄是一派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村舍因山就势,依水傍田,田垄地畔、果林菜园交错勾连,绕过一片竹林、一方水田,映入眼帘的是屋舍。中国民居大多以木结构为主,木架结构除了坚固抗震的优点外,还为勾梁画栋提供了表现空间,梁柱、立柱、顶棚、椽檐、花板、门、窗,都是乡下人发挥想象的空间。大户人家的庭院以中轴为核心,分前院、后院和中庭;小户人家没那么多讲究,盖房子随坡就势,咋方便咋来。但无论是大户还是小户,家就是生活的全部,是遮风避雨的温暖港湾,是响当当的面子。因此,乡亲们盖房都要花费心思,房子无关大小,简陋与否,它是家庭、家族生活的缩影。

 

现在,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村落规划,农民的宅基地由村里统一划分,一家挨着一家,住宅以城市建筑为样板,建筑风格趋同。住宅结构多为砖混,上覆楼板,加盖二层,无实用功能,多为挣“面子”,而传统住房结构因为比较复杂、实用性差而逐渐被淘汰,一些古老的、优秀的建筑元素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方正呆板的楼房。楼房外立面贴瓷片,有的平房“戴帽”,用大瓦覆顶,起到保暖隔热作用。崭新的铝合金门窗熠熠生光,门楼也贴瓷片,装饰着牡丹、芍药、荷花、喜鹊、龙等吉祥图案,还有“勤俭持家”“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祝福语。砖混结构的房子不用一根木材,施工简单、坚固耐用、节省成本。过去讲究三间大瓦房,现在追求三层小洋楼,农村住宅越来越简单化了,但是建筑的文化特色消失了,村子和村子越来越像了。(6) 生态环境变化

环境污染是制约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良田上残砖断瓦堆积如山,围山建堤,截水成库,池塘、防洪渠被填埋,大量抽取地下水漫灌,乡村自净功能遭到破坏。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杀虫剂、催红剂、膨大剂,造成土壤板结,造纸厂、电镀厂、小型化工厂排放的污水很少净化就排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

(7)经济转型困难

农业具有“三高一长”的特点,“三高一长”指高风险、高投入、高强度和周期长。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节节攀高,而产品价格却随行就市,增加了农民种植的风险,一些农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转型,于是全国又出现一窝蜂下乡圈地热潮。种地是个辛苦活,农民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弱,稍有不慎最终遭受损失的还是神经最末梢的农民。按照农民人口未来占全国人口总量的30%计算,未来还有5亿农民需要继续和土地打交道,其余农民去哪?都向城市转移吗?城市能否容纳下如此庞大的非农业人口,还是个未知数。如果转型失败,必然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因此,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当农民的问题值得深思。

乡土的才是中国的。随着城市化加快,乡土早已不是原来的乡土了。乡村异化了,但最让人担忧的是文化的异化。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历来缺乏坚强之精神”。乡村更是如此,传统文化正在丢失,从习俗、饮食、建筑,再到道德伦理无一幸免。有学者担忧:“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正逐渐终结。”

2.乡村遗产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位仙逝长辈的迁坟仪式。初春时节,白鹿原草长莺飞,景色优美。仪式是在刚起身的麦地里举行的,由村里长辈主事。老人腔调高亢悠长,更显哀恸。唢呐声声,曲小腔大,吐、颤、碎奏,深沉凄楚,田野为之肃穆。现在这样的仪式不多见了。唢呐表演是乡村文化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类似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加速度消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或群体渗透力最强的文化基因,是最具地方特色、最有价值、最富有魅力的文化资源。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的解释(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泛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所谓“高手在民间”,许多民间高手的绝活就是非遗的展演,非遗作为“活态”文化,消亡速度很快,除了需要收集、保存、整理物质性载体外,还要对掌握非遗技艺或形态的人加以有效保护,让这些民间艺人把绝活代代传下去。

我国非遗涵盖口头传颂,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根据这一定义,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类:分别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我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00多项,每项下还分若干分项。

乡村是非遗的主要发源地和流传地。费孝通先生曾说:“千百年来乡土社会孕育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土’字,土是生命之本,是文化再造和复兴的基础。”非遗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土”字,没有了“土”,乡村就和城市一样,没有了文化界别。

有学者认为:“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 以及宗教信仰和表达喜怒哀乐、表达审美情绪的艺术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些文化生态系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维持了它的平衡性、自洽性和稳定性。今天被称为非遗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就蕴育发展于这些文化生态系统中,它们和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也成为这个系统中不可分割的构成要素。”①(刘珂:《农村社会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库, 2009年9月28日。)以首批正式公布的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为例,首批非遗项目共计145项,其中有24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民间音乐,如蓝田普化水会音乐;民间舞蹈,如临潼十面锣鼓、洛川蹩鼓;民间文学,如长安斗门石婆庙七夕传说;传统戏剧,如华县皮影戏;曲艺,如韩城秧歌;竞技,如华山拳;民间美术,如凤翔泥塑;传统手工技艺,如澄城尧头陶瓷烧制技艺;民俗如宝鸡民间社火等,共计8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诞生于乡村,以农民生活为创作源泉,特色鲜明、代代相传,有些甚至没有文字描绘。现在随着非遗的载体(乡村)消亡,若不加大保护力度,在不远的将来,非遗就可能完全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抗争、妥协、和谐相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等文化内涵,因此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环境美、生活美,还要文化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要做到文化美就要重振乡村文化,特别是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存发展,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要义。

 

3.小院人生

乡村是美的,无论是“清江一曲抱村流”的曲折悠游,还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夏日静谧,亦或是“听取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田野喜悦,都是乡村之美。除自然景物之外,乡村还有一美——住宅。设想这样一幅乡村场景:在“雨里鸡鸣一两家”的日子,披着“青斗笠、绿蓑衣”,沿着“竹溪村路板桥斜”(《雨过山村》,唐·王建)进入农家,“故人具鸡黍”“把酒话桑麻”。这是多么惬意啊!农村是日夜不息供应城市运转的发动机,大部分城里人的爷爷或者是爷爷的爷爷,都曾经是一个邋遢而又怀揣理想的乡下小子。小时候,家里的房子是土坯房、砖瓦房和窑洞。春天来了,在田野里挖荠菜;夏天,小伙伴顶着烈日溜到西瓜地里去摸瓜;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就在屋檐下挂黄澄澄的玉米串子和火红的辣椒;冬天到了,就在炉火上烤红薯;腊月里大雪纷纷,家家户户都在喜气洋洋的贴窗花、贴门神、挂灯笼,迎接新年。走在乡间,峰回路转处屋舍俨然,农田、涝池(水塘)、核桃树、苹果树、桃树、梨树、槐树、皂角树……数也数不清,几声汪汪狗吠惊起树上麻雀,母鸡刚产蛋就迫不及待地咯咯哒向主人报喜……这是世外桃源吗?不是!这是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世俗生命在欢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村人陆续推倒土坯房,盖起楼房。原来的房子大都依着地势,不经意间就成了风景,现在的房子由乡上村上统一规划,街道笔直、干净整洁,但少了野趣,更谈不上田园诗意了。

有人认为“住宅即心,是规矩、修养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不仅影响着村落选址与布局,也影响着住宅的选取,因此乡下人的房子大都随坡就势、依山傍水,乡下人的房子大都是在老宅基地上翻盖或者是重新划分宅基地后盖的,大户人家的房子雕梁画栋,有“关”“藏”财富的气派照壁、上马石、拴马桩、雕花的门墩和精美的辅手。乡下人有句俗话:“富贵人家房梁上的一根椽要比穷人家的一根檩还粗,那叫气派!”老宅院里祖宗们的精气神似乎不曾离去,一直护佑子孙们耕读劳作、考取功名;也护佑儿孙满堂、福禄长寿。家就是温暖的方向,老宅院有先人的气场在,无论是灯下苦读的学子、飞黄腾达的高官,还是戍守边陲的士兵、海外发达的商贾,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故乡,只要有机会就会回乡造屋。宅院虽小,折射的却是乡下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

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我国民居建筑就已趋于成熟。中国民居虽有南北之分,但也有共性——砖木结构。千百年来,民居经受自然磨砺、风雨侵蚀,逐渐发育成不同的风格,进而发展成固定的艺术形态。传统的房屋顶部呈“人”字型结构,但关中民居特点是“房子半边盖”,房屋结构是“人”字的一撇,正房称“堂屋”,偏方叫“厦子”,盖房时先用黄土夯起三面土墙,朝院子一面布设门窗,房顶只需少量粗壮木头做檩梁。“房子半边盖”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经济原因。这种土木结构“半边盖”的房子节约木材,也沿袭了关中“少用木头多用土”的传统观念。冬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半边盖”的房子没有穿堂风,保暖性好。此外,关中地区缺水,只要下雨,屋檐滴水就能顺着瓦檐流进庭院,这取“肥水不外流”之意。过了渭河进入黄土高原,塬上更加缺水,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挖着地窖,主要用来储存雨水,雨水沉淀后就可满足日常淘菜、洗衣等用途。进门一堵墙,这不叫墙,叫“照壁”,“福”“禄”“寿”扑面而来,让人心情舒畅。

比如,陕西凤翔县就保留了大量关中地区的传统民居样式,民居样式仍然具有“房子半边盖”的特点。凤翔古称雍,民风淳朴。因此,“在院落布局上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观念,院落一般无上房,只在两边各盖三间,当地称为“厦房”,以房屋朝向为准,左边是上房(老人居住)和厨房,右边是厢房和杂物间,中间是细长的过道,后面是水井,地窖,杂物间和圈牲口的地方,后院门外是厕所。院子面积比房屋建筑面积略小或相当。大门装饰讲究,有精美的砖雕且多用青砖砌成。对神灵的崇拜体现在院落门口或门里面都要有的土地爷牌位或神龛,厨房的灶台上供有灶神牌位。”①(撒小虎.《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学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43页。)

凤翔民居反映了关中民居的家庭道德观念和伦理结构,当年少年得志的苏东坡曾在此挂职锻炼,想必也住在这半边盖的房内,“闲敲棋子落灯花”,写下许多得意文章。

北方的风景连绵不绝,沿着凤翔向北,这里的民居更有特点。

西行至长武、陇县、甘肃南部一带,就进入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民居尚保留“穴居”式。“穴居”顾名思义,就是在地势高处直接向下开凿长方形或者四方形的基坑,在基坑周围开凿窑洞,楦了顶和窑脸,装上门窗,盘个热炕,这就是一个家了。基坑内有缓坡作为出入的通道,当地谚语:“上山不见人,入村不见村,但闻鸡犬声,院落地下藏。”“穴居”是先民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杰作。先民在崖畔开凿窑洞,用青砖楦窑脸,窑脸呈半弧形,上面留有通风口,用木格装饰窗户,虽然简朴,但不失生活情趣。逢年过节,窗户就成了婆姨们展示手艺的空间,花花绿绿贴满了剪纸。秋收季节,窗台上晒满黄亮亮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还有柿子、核桃、大枣……男人在院落里晒粮食,女人在太阳下纳鞋底、聊天。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没有人愿意再住“穴居”,于是他们在开阔地方选址,起屋盖房。一些“穴居”也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供游客观光体验。

到了黄河边的韩城党家村则是另一番富庶。历史记载:党家村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主要居民为党、贾二姓两大家族。清朝初期,党、贾两姓人家分别在豫鄂交界的唐白河流域经营布匹茶叶、票号钱庄,富甲一方。挣了钱自然要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于是,他们开始修葺祠堂、庙宇、阁楼、碉堡等。有了银子,能工巧匠纷沓而至。经过工匠们的精心规划,村子就有了轮廓,街、巷、院的规划充分结合了堪舆思想,遵循着“巷不对巷”“门不对门”的建筑要求,组合成上百座宅院(其中祖祠12 座),近千间大瓦房屋。这些宅院大都属四合院布局,占地阔敞,雍容大气,每个院子占地约260平方米,以长方形为主,个别呈正方形,由厅房、左右厢房、门房围合而成,厅房开阔轩敞,前檐多为歇檐样式,主要用于供奉祖先牌位,逢年过节亲朋往来宴会的场所。冬天,炭火融化北方寒冷,满屋子其乐融融。门房和厢房为起居室,男女老少、兄弟姊妹居住有序、男女有别,一丝不苟。正对着大门的是一块大照壁,照壁为砖雕或石雕,刻有类似“忠孝节义”“存心要公平,孝弟忠厚择邻居”等格言警句。厅房两侧山墙亦有“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等祖训,体现了主人的身份修养和处世哲学,同时也教育、感染着子孙后代,做人行事都要遵守道德规范和先人教诲。

 

沿着黄土高原继续北上,映入眼帘的是沟壑纵横、墚峁相连、气象磅礴的苍凉景象。过了黄陵县到达延安,这里的民居以窑洞为主。相传,窑洞最早始于周代,是黄土高原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居,有土窑、接口窑、砖窑、石窑等类型。窑洞巧妙地掩藏在墚峁崖畔,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有些相互叠加,蔚为壮观。黄土高原、窑洞和人相互适应选择,暗含了天人合一的居住思想。窑洞负阴抱阳,向阳面外露,就是再穷的人家也要将这外露的“窑脸”精心装饰一番,“窑脸”旁是半圆形的木头窗棂,有人考证这印证着“天圆地方”的智慧,木格子窗户糊着白纸,贴着窗花,点缀了一院的风景。窑洞前是开阔的院落,有枣树、榆树、磨盘和石凳,窑洞在山峦墚峁间展露着神奇和安逸。遥想当年,中国革命就是从这片贫瘠的土地走向胜利,这里的沟壑、窑洞、小米、高粱都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继续北上,抵达山西平遥古城。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保留下来的地面文物众多,尤其是古民居更是在全国名列前茅。平遥民居大多建于明清时期,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就有400多处。可以遥想当年熙熙攘攘、车马往来的盛景。山西票号一度掌握着大半个中国的民间财富,票号老板们虽身居乡下,但目光早已越过高墙大院,密切关注着外界的风雨变幻,神态自如地指挥着大江南北的票号卖出买进。“庭院深深深几许”。这些四合院多为二进、三进院落,厚实坚固的围墙日夜护卫着主人的尊严和奢华,四合院布局严谨,左右对称,轴线分明,磨砖对缝,左右厢房是砖木结构的单坡瓦顶,坡一律向内院,“四水归堂”,财不外露。除平遥外,祁县的乔家大院更是奢华富贵,乔家大院集中了宋、元、明、清以来的建筑技法,加上历任主人的修缮,富丽堂皇、华美无比,一砖一缝里浸透着封建大家庭的威仪、居住理念和处世哲学,从而成为北方四合院的代表。

到了东北关外,住房就不同于华北中原一带,也就没有四合院那么讲究了。因家庭条件不同,房子分为草房、土房和瓦房,这些都代表了农耕时代的住宅理念。无论是哪种结构的房子,方位上大都坐北朝南,墙体很厚,窗户较小,室内盘有火炕,用来抵御严酷漫长的冬天。外面天寒地冻,一家人盘腿坐在火炕上,喋个小鸡炖蘑菇,喝二两烧刀子酒,小子日自得其乐。

好了,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杏花春雨的江南吧。“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小桥流水、鸡鸭鱼鹅、乌篷船、油纸扇、青石板街巷、吴侬软语……这些元素组合成如诗如画的江南风光。江南民居是水乡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的重要体现,也是水乡农民生活方式和住宅思想的外延,布局和北方四合院有共同之处,大都采用平面布局。江南虽是鱼米之乡,但人多地少,庭院自然就显得局促、紧凑。民居多采用穿斗式木构架,柱直接承檩,屋顶陡峭,覆盖灰瓦,盖南方雨水多之故。房屋外墙很薄,还刷着白灰,室内铺砖或石板用于防潮,用木量比北方民居多,而且喜欢用褐色、黑色等色彩,盖南方气候湿润容易返潮之故。林木掩映间露出灰瓦白墙,倒也相映成趣,让人感叹古人不愧为大自然的调色师。周庄、同里、西塘和乌镇并称江南四大古镇,建筑代表了江南民居精华。角直古镇距离苏州不远,名气虽不及上述四镇,但也古朴幽静、风景绝好。江南水乡民居大多是前街后河,出行有舟楫,临街搭建着公共檐廊供人行走。每当有婉约的女子走过青石板街衢,就会在悠长的古巷留下一帘幽梦。白墙黛瓦间飘来清新的丝竹声,循着声音推开虚掩的大门,眼见那勾栏玉砌、疏影横斜,窗棂下的小猫慵懒的神态一如江南。穿厅堂,入厢房,过天井,进后院,全然不似北方四合院阔绰气派,但花木扶疏、曲径通幽、雅素明净,自成洒脱。宅院虽小,但走出的达官贵人、风流才子、倾城佳丽却不计其数。无论阔绰也罢、平淡也好,都已成过眼云烟,只有院落依旧迎来送往着形色匆匆的不同主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处宅院涵养一种性格,北方人如黄土高坡般豪迈爽朗,南方人则似古巷般悠远深邃。如此百转千回,怎能不叫人忆江南,怀念似水流年?

沿着珠江到了岭南地区,这里民居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带。岭南包括广东、闽南、海南和广西大部分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浸润着海洋文明,因此自汉代以来就逐渐形成开放包容的社会心理和商业思维,并融合改良了异域文化,发育成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文化。位于珠海北部的唐家湾会同古村是著名的侨乡,这里的民居既有岭南风格,同时又受西方建筑思潮影响,进而形成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19世纪以来,这里的村民为躲避战乱,纷纷漂洋过海,到香港、澳门、旧金山、檀香山等地谋生,发达了就回老家买田起屋。由于他们常年在外经商,住惯了西式屋子,轮到自己建房子时,自然就糅杂了个人理解的西方建筑风格,形成既有地域特色又有西洋风格的中西合璧建筑。“更绝的是其单体民居设计中运用了现代摸数制设计手法,以中国传统民居正房家前院为核心,以增加左右书房和前后院为变数,演变出满足各种家庭人口、代际增加和长幼尊卑次序的住宅,使整个村落风貌既统一又有变化,极富韵律感。”①(朱晓明:《寻找唐家湾》,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0页。)

乡土中国历来缺乏坚强的建筑观念,从而导致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自己,传统殆失、文脉断层、建筑异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受城市文化和建筑的传导示范,乡村建筑不断模仿城市建筑和国外建筑。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眼界开阔了,潜移默化地将城市居住理念带回农村,从根基上动摇了传统的居住理念。这种城市化思想日积月累,相互仿效,原来地域特征明显的乡村住宅就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标准的楼房、平房,曾经孕育中华文明的传统农家小院一去不返。

4.拴马桩

梁思成先生认为:“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外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与雕塑在西方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我国历史上对雕塑艺术的重视度则逊色很多,这自然引发梁思成的感慨:“此最古而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 ①(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在我国除过造像艺术外,还有一种民间雕塑艺术也一直被忽视,就是在陕西渭北地区的拴马桩石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进行大规模文物普查,对拴马桩的分布作了界定:主要集中在富平、蒲城、澄城、合阳、韩城、大荔县(市)及周边地区,地理范围在泾河下游以东、渭河下游以北、陕北黄土高原以南、黄河以西,处在关中平原的东端。近些年来,这种被忽略的艺术品大量被博物馆、私人收藏,价格也水涨船高。”②(晏新志:《陕西渭北拴马庄的历史成因及造型语言探微》,《关中民俗艺术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拴马桩也称拴马石,属石刻雕塑,是我国北方民间石刻艺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拴马桩主要用来栓牛、马、骡等牲畜,既有实用功能,还有装饰、威慑、祈福等内涵,更是门第、家庭富裕程度的外在表现。拴马桩用料主要以渭北所产灰青石和黑青石为主,大型高约300厘米,中型约260厘米,小型约230厘米,通体由桩头、桩颈、桩身和桩根构成,雕有精美的动物、花鸟虫鱼等图案。桩头属石雕主要部位,多为圆形,有孔,造型为动物类、人兽组合类和少量花类,动物有狮子、猴子、牛、马、羊等,组合类有人兽依偎、人兽搏斗等。无论哪种形式都具有细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特征。桩颈亦称台座,上大下小、上圆下方,主要作用是承接桩头。桩身结实修长,雕有云纹、卷纹等图案。桩根亦称桩基,主要是固定桩身,因此深埋地下。

雕塑艺术起源于上古时代,包括石刻、玉雕、陶塑、铜雕、泥雕等,以宗教雕塑(造像)和陵墓雕塑为主要表现形式。拴马桩不属于这两种,拴马桩起初主要用途是用来拴马、牛、驴、骡等牲畜,其次才是作为住宅建筑的附属品,体现它的装饰功能,因此与宗教无关。在封建农耕时代,渭北地区的富商、官宦喜欢在大门外两侧栽上一个或多个拴马桩,精美气派,而小户人家则可能是个木头桩子而已。从实用功能分析,拴马桩还能供亲朋好友拜访时栓坐骑,就相当于现在的车位一样。拴马桩大多配有上马石,供人踩踏上坐骑。后来,随着陕西籍官员外出致仕,这种民间艺术就流传到更远的地方。关于拴马桩的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拴马桩是由最初的木制逐步演化为石材的,在唐甚至更早时期就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最早应起源于明清时期。

拴马桩虽然是民间器物,但因其造型独特、外观华美而增添了北方民居和深宅大院的美感和威仪感。可以想象,拴马桩曾日夜守望着主人的平淡或富贵,也守望着蹉跎岁月,任风雨之侵蚀,人为之摧敲。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年代的久远常常使一种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艺术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的缩影。时空转化让拴马桩这种昔日的普通石刻成为美的化身、民俗的表征。仔细辨认似乎还能从斑驳的桩体上探寻出人世沧桑、历史轮回……

和碾盘、柱础、石门槛、门礅石、石凳、石桌、石马槽、上马石等民间器物一样,拴马桩只是作为建筑构件或装饰品形象出现,因此在美术史上鲜有记载,不像历史上规模宏大的造像都记载有工匠姓名。拴马桩作为普通民间器物,没有留下工匠任何蜘丝马迹,现代研究者只能通过斑驳的桩体还原古时工匠师傅们挥汗如雨、石硝飞扬的场面。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正在加速度消失,一些古村落被拆迁或改造成旅游景区后又出现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原住民与外来人口、游客的矛盾;旅游开发与动态保护的矛盾;城镇化建设和原生态保护的矛盾;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人居环境的矛盾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目前复杂多变的古村落旅游现状。要破解这些矛盾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经验和教训,最后形成立法保护。目前,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逐渐为大众所熟悉,间接拉动了拴马桩为代表的大量民间器物迅速升值,“但是由于所有者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和文化上的盲点,导致这些器物无法在乡村完整保存,于是就派生出一种以搜罗运输各种民间器物为生的从业者”。他们走街串巷收购拴马桩、马槽、碾盘、石柱础、石鼓、石狮子、石门墩,然后通过熟人介绍,将这些器物贩卖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拴马桩,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拴马、骡、驴等牲口的,现在是汽车时代,早已无马可拴了。就连同属马科的兄弟驴,还有杂交品种骡子都在农村消失了,养马成了奢侈生活的象征,骑者个个趾高气昂,手持马鞭迎风而驰,锃亮的靴子晃得人眼花。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就纳闷,这究竟是炫耀马还是炫耀人呢。养马毕竟是少数高大上人士的生活方式,至于拴在哪儿已经无所谓了,于是拴马桩堂而皇之进入城市博物馆、私人会所、别墅庭院、公园绿地,有精明商人开始仿造拴马桩,采用机器雕刻,高仿拴马桩虽然工艺精湛,但少了沧桑感、少了古味。有人说:“在利益驱动下,民间旧物实现了流通,在流通过程中被展示、收藏、保护、利用、增值。在民俗旧物的利用过程中,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一些农民开始从乡土社会走向都市,由农民变成文化商人。”①(尹虎彬:《人文生态观念下的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李小云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拴马桩曾守望过乡村宅院的荣辱兴衰,它的命运见证了中国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这种独特的民间艺术生根于农村,上接先人,下接地气,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虽然进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和会所,但早已没有了土气,只是装饰品而已。近年来,不仅拴马桩,就连马车、牛车、骡车、水车、磨盘、石槽、纺织机、门墩、门匾、窗棂、手工瓦、檩、板凳、桌子等家什都被城市人疯狂抢购,甚至连老院子也被拆迁异地复建,而村落文明却在一点点消失。这究竟是文明的守护还是文化的掠夺呢?

5.阡陌交错

“阡陌”,即乡间小路,也泛指田野。“阡”指南北走向的田埂,“陌”指东西走向的田埂,两个田埂相互交错勾连,构成乡村田野的主要路网。“阡陌”一词最早见于汉乐府《陌上桑》,讲述的是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使君的故事。罗敷美貌如花,让“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也有“阡陌”一词出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天的田野一望无垠,田间小路相互交错,彼此相通,走在乡间小路上,欢快雀跃的心情难以言表,远远就能听到村子里鸡鸣狗吠之声此起彼伏。面对此情此景,就连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也感叹:“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杂诗三十首之陶徵君》)平平淡淡的叙述中透露出在田野劳作的辛苦,但心情是惬意的,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阡陌”走过历史,也走向未来。

老子曰:“出门愈远,离道愈远。”人有好坏,道分古今,正如陶渊明所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古典的乡间小道狭仄修长,是独特的乡村景观。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音乐人叶佳修创作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80年代经内地歌唱家苏小明演唱,风靡一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着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喔呜喔呜喔喔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也在吹响……”阡陌上的歌声悠扬,田野里禾苗芳香沁人心脾。现在,这些优美场景早已成为记忆,那古典的、氤氲着乡愁气息的阡陌歌声,动人的故事,还有“带月荷锄归”的心情都渐行渐远。

在国外旅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在遥远天际之间,夕阳将山峦映照成线条分明的剪影,清爽的乡间道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不知名的花儿争相吐艳,绿色向无限远延伸,教堂、村庄点缀其间,木栅栏将田畴分割成一片一片,牛羊马三五成群悠闲地吃草、饮水、静卧,追逐戏耍,在蓝天白云下,光影交错如梦如幻,就像莫奈的油画一样色彩饱满。只要一见到这种风景,同行的朋友们就激动不已。“咔嚓、咔擦”,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当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农业不再是社会经济主导产业,现代化让乡村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地方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房地产开发,导致每年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农耕文明孕育的乡村景观也在迅速消失。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飞机,让距离不再是问题。于是工厂主来了,房地产开发商来了,田野变得热闹起来,天空中升腾起滚滚浓烟,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推土机残暴地撕开阡陌道路、溪流湖泊、山坡林木。乡村要城镇化、政府要政绩、开发商要赚钱、建筑师要出名,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下,谁还愿意静下心来研究乡间道路和自然的关系呢?在乡土中国,“阡陌”既体现人和土地的关系,也体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乡间道路大多没有名字,多以方位、地块来确定,纵横交错的水渠和田埂共同构成了乡间的道路结构,这种结构避让自如、顺势而为,体现了古老的乡村哲学——自然、质朴、随和,尊重格局、不强求,纵然是一株老槐、一口老井、一洼池塘,道路该绕就绕,绝不去人为破坏它。现在乡村规划盲目仿效城市规划,设计师缺乏对乡村景观、乡村住宅、村民心理和行为的充分研究,生搬硬套城市环境设计,破坏了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于是到处是硬化铺装的广场,南树北移的景观,而忽略了建筑地域性特征。事实上,乡村差异性是城镇化过程中应得到充分重视的重要因素。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化的进程相差15个百分点,人口的城镇化严重地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大量土地被生硬地划成市区,但是人却没有相应成为市民,地方政府只是将城市的居住理念、道路设计在乡村进行简单宣传和复制。所谓的“阡陌交错,鸡犬相闻”“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的田园风光,还来不及欣赏就被“规划”了,一切都要为发展经济让路。当然,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雾霾、尾气、交通拥堵……这些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开始向乡村蔓延。今天,“乡愁”似乎成了一个点击率颇高的词,人人都在消费乡愁,岂不知乡村是乡愁的源泉。没人了源泉的滋养,乡愁就会枯竭。中华文明的源泉就在阡陌交错间、在渔歌晚唱里、在牧童归笛中、在袅袅炊烟间……由此可见,“阡陌”的社会意义是多么重要,它联络着乡土的筋脉,交织着人和人、人和自然、村落和村落的关系。

能不忆“阡陌”?

6.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or public place)这一概念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在英语语法中,public的含义主要指公共与公众。通常所说的公共空间是地理概念,属狭义的公共空间,指那些供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共同使用的室外场所,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广义的公共空间指进入地理空间的人们所从事的休闲文化活动或者政治集会。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包含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主要围绕广场、市政厅周边、教堂广场、小城镇中央喷水池展开,是市民议论时政、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比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梵蒂冈教堂广场、罗马竞技场等,都是著名的城市公共空间,曾经见证了欧洲文明的兴衰更迭、风云变幻。

近现代以来,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对公共空间的建设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进程,类似广场、体育馆、图书馆、公园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西方城市。当然,公共空间不是城市专属品,乡村自古就有,比如,在安徽的歙县、休宁、祁门等地方,大部分古村落的进村处都有一个融自然风光和徽文化于一体的乡村园林——徽州水口。水口既有村落界定、防卫、休闲等功能,也有精神引领作用,因之也被后人称为“中国乡村最古老的公共花园”。在这些村子,水口就是朴素的公共空间。作家到乡下采风,和乡亲们聊天时爱寻根问祖,岂不知大多数村民是没有族谱的。老乡只好憨笑敷衍:“老家不就是山西大槐树下的嘛。”其实,泱泱中华何其广阔,又岂止一个“大槐树”呢。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大槐树”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寄托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乡村公共空间既是防御、绿化、交流信息、消遣娱乐、采买商品、劳作等乡村活动的地理空间,同时还是乡村风水、精神导向和人生价值的文化空间。因此,英文中对于这样的场所,强调的是space,意即一个空间,一个氛围场。城市包括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有城市必然就有商业,商业活动支撑着城市日夜运行,这就需要大量公共空间来缓冲由交通、办公、学习、商业、住宅、娱乐等构成的拥挤空间。所以,城市里就有了公园绿地、广场、喷泉、图书馆、博物馆、连廊和亭台楼阁等。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身份的区别,是乡亲们交流耕播心得、打听消息、祭祀先祖、休息游憩的场所。有些公共空间,比如,祠堂主要就是完成家族祭祀、议定重大事项的公共场所。乡土中国的公共空间囊括了庙宇、村口、祠堂、井畔、桥头、戏楼、磨面房、饲养室、村委会、社区活动室等元素,每个公共空间蕴含的又不止一种形态,还包含思想文化、人与人的交流方式。仔细研究很有意思,单是名称就体现时代变迁。饲养室和村委会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产物,社区活动室和党员之家则是乡村城镇化的成果。

先说祠堂。祠堂是乡村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安放先祖列宗牌位的地方。祠堂是从家庙演变而来,出现时间上晚于庙宇。相传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上书:“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祭祀始祖。”世宗接受谏言,布诏天下:“许民间皆连宗立庙。”于是,宗祠遍天下,民间祭祀从此盛行。祠堂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强化宗族血缘,维护同族人的社会经济利益、裁决家事、执行族规、处理乱纪和商议重大决议的场所。祠堂也是封建家长制度的象征,一些重大事件,如祭祀祖先、抵御外来侵略和族长推选继承等重大决议,都要在祠堂里进行,家族间的恩怨是非,邻里之间的口水纷争也大多围绕着祠堂这一公共空间展开。

著名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是以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白鹿村为背景,描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两姓都有各自的祠堂,田小娥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悲剧人物,她到死都无法进入祠堂。在封建社会礼教吃人,这种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惩罚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羞辱。这从反向也印证了祠堂不可僭越的重要地位。祠堂是古代礼法最为集中的地方,除了它的现实社会意义外,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族人心目中神圣不可凌越,一些家族中甚至对擅闯祠堂者都有从严惩处的规定。祠堂一般都有祠名,祠名强化着家族的价值观,并以先人的德行庇佑着后代子孙。祠堂选址很讲究,大户人家的祠堂一般建立在村子主要节点或者中央位置,乡宅环绕拱卫,建筑华丽精致,尺度开阔,旁植有榕树、槐树、皂角树等,遮天蔽日的树木暗示着宗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祠堂因其严肃性自然就成为封建乡村的重要象征。北方传统的祠堂出入口往往都写着“入格”和“出肃”,意在告诫族人除了要遵守国家律令外,宗族里还有“格肃”是要严格遵守的。祠堂的命运终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祠堂被当作封建礼教残渣余孽的化身被砸个稀巴烂,留下的凤毛麟角。从此,作为乡村最主要的文化符号——祠堂,湮没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

祖先们在规划乡村空间时不像现代城市规划有严格的规划要求,他们虽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也不具备现代规划思想,但是这不意味乡村就没有规划。相反,乡村规划也非常严谨,大多遵循风水堪舆思想,藏风聚水,自古亦然。堪舆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落和住宅的选址建设,从而成为主导封建乡村规划的主要思想体系。

 

公共空间还有水口、村口。这都是村子对外的标志,是进出村子的门户。南方水多,因此水口就成为村与村的重要界别之一。北方干旱,村子出入口就称呼为村口。村口大多有牌楼作为地理标识,牌楼有木、砖、石材等,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门额上有村名。有的牌楼旁还有高大的槐树、皂角树。树木翳翳,鸟儿栖在枝头,啾啾欢叫,幽美安逸。夏夜,乡亲们在村口纳凉,沏一壶俨茶,老爷爷摇着大蒲扇惬意地躺在躺椅上,时而传来蛐蛐叫声,和着青蛙的呱呱声,组合成夏夜奏鸣曲……赶路的客人亦可在牌楼下歇脚、吃干粮。到了云南、贵州、四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苗族、侗族的村口大都有寨门、由吊桥、风雨桥相衔接。有的风雨桥上下两层,一层行人,一层行牛马车辆,生动盎然。

水井畔、小溪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乡村公共空间。北方河流少,关中一带村民吃水靠井水,井的深度从30米到80米不等。清早,晨雾尚未散尽,男人们挑着扁担,挂两个水桶,晃晃悠悠来打水,在井畔抽袋旱烟扯些闲话,谁进城买了件新衣裳,谁家媳妇肚子大了,谁家猪圈里多了一窝猪仔,半夜里给牛填草碰见鬼了……鸡毛蒜皮地交流着。一不留神过了半晌,水还没打哩。老婆在家等不及了开始吆喝,大老远都能听到。性子急的干脆打发孩子来喊爹……谝闲话正在兴头,一声吆喝吓一跳。扑通!桶掉井里了,引来大伙一阵哄笑。在这些村子,井畔就是村民交流思想的公共空间。在江浙安徽一带湖区,湖泊连着河流,乡亲之间的交流空间又不同于北方农村。杜甫诗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水流绕村而过,宛如姑娘的飘带一样委婉动人,姑娘、媳妇们在河畔、溪旁、湖边的石头上搓着爷们儿的衣裳,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嬉笑声、打骂声被哗啦啦的流水击碎了,一路欢声笑语流向远方……

明清时期,在福建泉州、漳州,还有广东、江西等山区流行建造一种特殊的住宅——围屋。围屋是客家文化中著名的民居建筑,它结合了中原遗风以及南部山区的文化特色,既是抵御外来入侵的屏障,也凝聚着宗族、村民的精神,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围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有圆型、方形等,一个围屋就是一个世界,围屋内住着同族的人,甚至整个村子的人。开阔的中庭院落就是乡亲的公共空间,无论是晒被褥、打稻子,还是纳鞋底、绣花,都在这里完成,大家共同维护围屋的内部秩序。城市里的公共建筑千姿百态,而且工艺先进、科技含量高,但真正能和城市文化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的建筑却不多,能促成人与人之间亲密相处、荣辱与共,具有向心力的建筑更是少之又少。现代建筑具有疏远、冰冷的感觉,无法构成熟悉的亲近感,城市广场上,不同的人时聚时散,形成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交氛围。城市建筑在不断拔高,赤裸裸地坦露着人的欲望。人类在向前奔跑的同时,是不是该停驻片刻,回望一下流逝的年华、失落的乡愁。

鲁迅先生在《社戏》里记述了乡下看戏的乐趣:“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赵庄能修得起戏台子,一定是个大村子。在这里,戏台子和城里的电影院、美术馆、体育场一样属于公共空间,是乡亲们交流心得的重要场所。社戏是乡下很有趣味的集会,吸引少年鲁迅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在作者眼中,“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远山淡黑、月光皎洁、水流潺潺,水乡美景哗啦啦流过。转瞬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富裕起来的村子纷纷重建戏台子,这一古老的民俗文化焕发出新生机,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热火朝天的年代,村里将家家户户的农具、牲口、锅碗瓢盆集中起来,说是要吃大锅饭,所有的牲口也被集中起来,由几个有经验的村民统一饲养。饲养牛马的地方有个新名称——饲养室,牛马和人吃住都在饲养室,饲养室就成为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饲养室旁边是村委会办公室,通常都在树杈上挂一口铸铁大钟和高音喇叭,大清早铃一响,村民就得出门干活挣工分。喇叭里每天播放着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村民席地而坐,听村长讲话。

在欧洲一些国家,乡村的公共空间是围绕教堂展开的。教堂一般位于村镇中心,敲钟人每日不疾不徐地敲着,把人的欢乐和苦难都带向天际。饲养室和教堂虽然风牛马不相及,但都承担了乡村公共空间的角色,舒缓情绪、传播信息,观望政治变幻。

公共空间是乡村本体价值的重要表现,它的消失意味着传统的乡土结构和身份认同的解体。城市里单元房之间的人际关系肯定不如村里邻里之间的关系紧密。公共空间将乡下人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的建筑中,起到身份甄别和文化寄托作用。祖祖辈辈的重大活动都曾围绕公共空间展开,墓地、祠堂,这些都是乡土中国的重要元素,它们若在平坟、砸烂祠堂的运动中一旦消失了,是否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亡?复杂的乡村社会问题是否与公共空间消失存在某种联系?公共空间见证了时代变化,城镇化推动公共空间演变为社区活动室、大广场和公园……社区活动室内麻将桌、跑步机、电视机等一应俱全,设施虽然完善了,但似乎再也找不回少年鲁迅坐着乌篷船去看戏的闲情逸致了。乡土味散尽之后,是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是耶?非耶?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建设,更重要的还有精神文化建设,特别是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这是我们的乡土,也是我们的家园。

7.乡关何处

有人认为,在乡村能感受到一个民族的高贵情感——爱、善良、淳厚、朴素、感性。在人类适应和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乡村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破坏。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往往也是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时代。从17世纪起,西方国家经历了殖民主义的黄金时期,是文艺复兴把人的思想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工业革命又促使科学技术大踏步前进。人们掠夺自然获得了超额利润,随之环境问题接踵而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环境问题已上升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但是,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甚至掠夺依然有恃无恐,变本加厉。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先驱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她和她书中体现的环保精神感染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他评价卡森:“她唤醒的不止是我们国家,还有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可视为当代环境保护的起始点,《寂静的春天》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向人们显示出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

从1962年至今,人类又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环境保护成为各国共识。政治家们也开始反思,但是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伴随着自身利益的膨胀而日积成疾,或许开发之初人们懵懂意识到可能会造成环境危机引,但当收益期望值远远大于环境成本时,两权相遇取其重,两害相遇取其轻,人类就不会停止攫取的步伐。现代工业文明越进步,人类付出的环境成本就越高,当人类带着征服自然的傲慢,标榜文明进步的同时,恰好是环境保护问题最为严峻的时候。

和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一样,我国环境也存在掠夺式开发。掠夺性开发完全漠视自然规律,“以人类为世界的中心”,视万物为刍狗和随意征服利用的对象,竭泽而渔,这必然导致物种减少、土壤沙化、森林消失、大气污染,沙尘暴、泥石流、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SARS、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等传染疾病肆虐。自然环境遭到戕害后就会以另一种形式来报复人类的肆意妄为,而修复平衡则往往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有人感慨:“缺什么喊什么是当下社会中的普遍又被人无视的现象,当我们声嘶竭力呐喊回归传统文化时,正是传统文化遭受严重危机时,当呼吁回归自然时,也恰好是自然伤痕累累之时。”向前冲与回头望其实一点儿也不矛盾,适当放缓脚步能避免仓促地误入歧途,人类困在钢筋水泥盒子中时间太久了,是该放缓脚步反省得失了,文明进步不是开赛车,不比速度,要比幸福指数。人类的幸福究竟该怎么衡量更为合理,究竟是手握重权在觥筹交错中穷尽心思发财的资本家,还是手握长矛在原始森林中疾奔追赶猎物的原始部落?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城镇化让更多农村人走向城市,但在城市生活久了却怀念农村生活。人就是这么矛盾。中国历史上,乡村和城市之间一度差别不大,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所以致仕、归隐大多数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转化,没有太多障碍。这就有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有了王维的辋川别业。建国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越拉越大,一方面是城市高度物质化,另一方面却是乡村日益凋敝。城里人对乡村怀有鄙视姿态,而不在乎是否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共同发展。人从土地里走来,最终要回归土地,因此更应遵循自然规律,共同改善乡村环境。大城市早已不堪重负,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当人们开始厌倦灯红酒绿时,至少还保留了乡村这么一个安静的栖息之处,这该多好啊!一个人在生机勃勃的田野中奔跑和在水泥丛林中踯躅,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贾丕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