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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密战:1950

 

书名:越南密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作者:钱江

内容简介

“援越抗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由于行动绝密,不公开,不宣传,不报道,只有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官兵见证了援越抗法的波澜壮阔与惊心动魄。

本书根据最新解密档案,详尽披露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进行抗法独立战争的完整过程。从1950 年边界战役到1954 年奠边府会战,其间领袖决策,一言九鼎。战略区统帅受命千里之外,叱咤风云。将军鏖战热带丛林,烽烟漫卷。大国外交斡旋,折冲樽俎。更兼有战士远征,血洒疆场;儿女情长,缠绵离别。半个世纪时光拂却浮云,作者以恢弘手笔,触摸60年前的战争硝烟,开启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

★在越方处于军事劣势的情况下,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和苏联后,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援助越南达成了什么协议?

★在中共联络代表到达越南后,越方除了请中国提供地点以整训军队外,还提出了哪些条件和要求?

★战将云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开赴越南,担负着哪些具体的使命和任务?

★以陈赓、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方实施的边界战役、红河中游战役、西北战役、奠边府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美国在此次越南战争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作者简介

钱江,1954年12月生于北京,在上海长大。“文化大革命”中为内蒙古建设兵团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体育记者、编辑。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学位。1991-1992 年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著有《乒乓外交幕后》《美国首都华盛顿》《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等著作。现为《人民日报》记者。

书摘正文

 第1章 风云骤起印度支那

胡志明特使秘密访华

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黎明,越南海防,波涛起伏的海岸边,静悄悄地漂出了一只打鱼的小帆船。

在海空飘行了一夜的那一轮圆月,被东方喷薄而出的霞光照射得淡淡隐去了。

帆船在波涛中远去,蓝色的大海上竖起一桅白帆,小船认定航向驶往中国的北海。

那是一个翻天覆地、沧海化为桑田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此之时,俯观天下,20世纪后50年世界大分野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四年前的1945年2月4日至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三个盟国的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有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来到苏联黑海边的雅尔塔,举行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的第二次会晤。他们来到风光秀丽的海滨,当然不是为了观光美景。三位首脑都把雅尔塔会议看成是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确定,在盟军彻底粉碎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后,由苏、美、英、法四个大国分区占领德国,并且决定必须让德国在战后进行战争赔款。

雅尔塔会议还决定,于1945年4月5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由美、苏、英、中、法五国作为未来联合国组织的常任理事国,在战后联合国讨论解决一切问题时,常任理事国采取“一致原则”,即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

雅尔塔会议划分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国际大格局。

就此分野,水流各自东西。苏美英法盟军消灭了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后,果然将德国一分为四,各占一端。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在欧洲大陆消散净尽,虎视眈眈的“冷战”已经代之而起。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是当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

从欧洲移目东望,战争风云漫卷整个亚洲东部。最壮观的战争景象发生在中国,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追歼国民党军残部。非洲大陆上,则滚动着挣脱殖民主义枷锁、争取国家独立的阵阵雷鸣。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才真正是百国林立的时代。

当此世界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之际,有谁注意到了,那只在北部湾海面漂荡的小帆船?

清凉的海风鼓起了船帆,除了水手,船上还坐着两个衣装朴素、不时眺望远方的人。其中的一个三十七八岁年纪,略显老成的样子,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班。他打扮成商人模样,奉命秘密前往中国,进入解放区,去找中共中央委员会,使因为各自的解放战争而多年未通音讯的越中两党中央重新建立联系。

这个使命非同一般,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特意选中了李班,亲笔写下一封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暗语密信,命李班面交。这项任务关系国家命运,为了万无一失,印支共中央另派一位精通华语的干部阮德瑞作为李班的副手,两人分路前行。阮德瑞走陆路,步行越过中越边界,从芒街进入广东的东兴,再寻道去中共解放区;李班走水路,争取到中国后与阮德瑞会合,一起与中共中央代表会谈。

对中国,李班太熟悉了,熟悉得几乎就像自己的祖国。

李班是越南南方人,15岁投身革命,18岁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此后两次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认识了一位参加了中国革命后来到越南的华侨,这位华侨了解了李班的经历之后对他说:“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干革命。现在中国有红色政权,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去……”

带着中国革命者的介绍信,李班于1933年来到中国,次年春天进入江西瑞金苏区,由中共著名领导人陈潭秋、何叔衡负责,将他转为中共党员。

当年10月,李班随中央红军长征,行军不久就因患病掉队被俘。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很快获释后辗转来到他初到中国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汕头,以李碧山的名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且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6年底,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委任李碧山为中共汕头市工委和韩江工委负责人,开辟和发展当地的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中共广东梅县中心县委书记,曾任闽粤赣省委(后改为闽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在梅县,他和中国姑娘温碧珍结为夫妻,这使他的家庭一半属于越南,另一半属于中国。

他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5年2月,李碧山组建并领导闽粤边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建立电台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韩江纵队很快开辟出纵横300里的游击根据地。

不过,李碧山毕竟是越南人,他无时不关心着自己祖国的命运。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消息传来,李碧山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回国工作的报告。

经周恩来批准,李碧山于1946年7月回到越南,恢复了李班的名字。两个月后,越南抗法战争爆发,李班从一场战争跨入了另一场战争。

纵使阅历既丰,磨难也多,此时的李班还是难以抑制心潮如浪翻卷。时间也如浪潮,越南抗法战争最艰苦的历时两年多的战略防御阶段终于过去了。更想不到,时隔三年,自己又要回到中国,和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的首长、战友见面了。

三年前,李班告别中国战友回国之际,在广东梅县三乡虎坑,党委机关和电台的战友们为他举行了送别大会。李班在大家面前说:“经过我本人向中共中央申请,中央已经正式批准我回到祖国越南去工作,新姐也要和我一同去。不久我就要走了,要和亲爱的同志们告别了!”一语方出,他已经热泪长流,话语哽咽,在场的人们也都流下了眼泪。在分手前的最后一刻,李班动情地说:“我坚信,今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分别,将来我们还一定能在革命的旗帜下再见。”

虽然过去了三年,但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而眼下这只小帆船,正载着他去实现临别赠言。

 

印支共代表身边的中国助手

同一只船上,26岁的小伙子侯寒江是中国人。此次他身负双重使命,一是作为在越百万华侨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护送和陪同印支共使者,和中共中央接头。

侯寒江原是抗日战争中广东韩江纵队的游击战士,李班的老部下。抗战胜利后,这支中共领导的队伍,遵从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撤向山东解放区。由于运送部队的船只所限,侯寒江遵照上级指示,于1946年撤到了越南,最初在河内中华中学教书,同时从事华侨工作。1946年11月,法军向河内进攻,侯寒江随印支共中央的队伍撤到越北地区,继续从事华侨工作,李班就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几年下来,侯寒江的越语已经讲得相当不错了。不久前的一天,李班找到他,要他一起回国,去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联系。

回祖国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侯寒江是第二次领受如此重要的任务。

那是在一年前的1948年7月,也是李班找到侯寒江,要他从越北去香港,找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介绍越南华侨工作情况,并请南方局派人来越南加强华侨事务工作。

侯寒江坐船到中国的北海,再从北海换乘小船到香港。按照李班的指示,侯寒江找到中共主办的报纸《华商报》社,由一位女士带领,他见到了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连贯和乔冠华,侯寒江向他们详细汇报了越南华侨的情况,并转达了李班的意见。

这时,中国国内战争的局势已发生重大的转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转入反攻,南方局负责人们为此极为振奋。时当盛年的乔冠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面对来自越南的侯寒江畅谈印度支那问题。乔冠华谈到,印度支那是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夺的战略地区,其重要性将日益突出。乔冠华强调说,在印度支那,老挝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域,要经略印度支那,就要重视老挝,因为老挝是印度支那的战略后方和迂回之地。

中共南方局同意了李班的请求,派出许实、吴健、刘莲、杨行、荷子五人分别从不同的路径进入越南,从事华侨工作。

侯寒江圆满完成了李班交给的任务,同南方局派出的杨行一起来到越南南方的西贡,再辗转回到越北解放区。

有了上次的经历,李班自然想到了侯寒江,要他与自己同行。

此刻,侯寒江坐在船边眺望大海兴奋不已,因为在大海那边等待他归来的,是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新中国了。

李班、侯寒江此行所循正是上次侯寒江走过的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兵锋已达两广地区,正在进行解放华南的最后战役,国民党军正从海峡纷纷撤往台湾。现在李班、侯寒江的船迎面而去,很难说一路上会遇到些什么,所以他们还须十分隐蔽,时常绕道而行。从另一层意义上说,李班是老首长,侯寒江必须全力保证这位印支共中央代表的安全。

还有一个因素也使李班和侯寒江充满警惕。这次出来,因经费所需,越币又不通行,他们随身携带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金条,一旦在海上或靠岸时出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帆船静静地漂,终于,船上的人看到了中国长长的海岸线,那是当时还属广东省的北海海岸。

李班、侯寒江在北海登岸后换乘了一条客船。北海是个渔港,侯寒江在鱼市上见到刚刚上市的鲜活大红鱼,灵机一动,买下几尾,把随身携带的金条都塞进了鱼肚子。他们把这几条大红鱼带到了香港,安全上岸。

这时,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夏衍、乔冠华,以及连贯等人已先后去了北京,香港工委干部吴荻舟接待了手拎红鱼前来的李班和侯寒江。李班向吴荻舟介绍情况后,希望他尽快向中共中央通报。吴荻舟很快通知李班,中共中央请李班、阮德瑞二同志到北京面谈。

经中共香港工委周密安排,李班和侯寒江乘海轮到了青岛,再转道前往北京。这一路,他们走了将近两个月,来到北京已是寒冬季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早就开过了。

阮德瑞也在几天以后到了北京。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徐冰、连贯会见了李班和阮德瑞,听取他们介绍越南情况。

 

第2章 联络代表罗贵波受命入越

  中南海万字廊中,刘少奇赋予使命

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中南海700亩湖面晶莹一片,点点冰光闪烁,映照着岸上古老的元、明、清三朝帝王行宫。湖畔,墙外的世界完全变样了,湖边的曲廊却石栏依旧,宫墙里静谧得没有一丝声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走出居仁堂,冒着凛冽寒风朝着万字廊刘少奇办公的地方走去。

新中国成立快有三个月了,红墙环绕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所在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住在中南海红墙之中。

穿过一道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经过万字廊,罗贵波走进刘少奇居住的院落。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先迎了上来,寒暄几句,将罗贵波引入办公室。

罗贵波抬眼望去,只见院落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剥落得斑斑驳驳。王光美看出了罗贵波的诧异,解释说,这里原是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光绪的命运是个悲剧,后来自然没有人为他修房子。少奇同志住进来以后,把东边厢房做了办公室。这个院子,房间也窄小,曾有不少人建议把房子扩建一下,少奇同志始终没有同意。

天气很冷,罗贵波踏进屋子,明显感到供暖不足,室温较低。但刘少奇看来毫不在意,他气色很好,身着黑色旧粗呢中山装,两鬓头发都成银色。待罗贵波坐下,刘少奇神情庄重地说:“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并报告了毛主席,准备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越南党派来代表请求援助这件事,罗贵波早些天就知道了。

罗贵波是于1949年10月由第1野战军第7军政委任上调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就任这个职务之前,他来到北京打算看病,军委即告诉他将另有任用。

中央曾考虑要他去江西担任赣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紧接着又有新的考虑,征求罗贵波的意见,打算派他去湖南,在已经起义的陈明仁将军的第21兵团担任政委之职。那正是新中国诞生百业待兴之时,最后由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了决心,要建设正规化的军委办事机构,报请毛泽东同意后把罗贵波调来军委办公厅当主任。

刚刚组建起来的军委办公厅条件有限,罗贵波的办公桌就和朱德的办公桌对拼在一起,聂荣臻、叶剑英也在同一处办公。成天出现在这几位开国元勋的面前,也许就是挑选罗贵波去越南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的一个原因。

几天前,刘少奇已经征询过罗贵波的意见。当时罗贵波没有准备,未置可否,于是刘少奇在此刻又一次明确地说,胡志明写信并且派人来要求我们援助,要我们派人去越南。中央决定要你去,看你有什么意见?

罗贵波想了一下说:“我以前从没有担负过这样的工作,缺乏经验,怕误事。另外,不知道去多长时间,我到北京来原想是检查身体的。”

刘少奇说:“你去越南时间不会很长,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去越南了解情况,向中央汇报。”

刘少奇明确地说,你到越南去任务有三条:第一是感谢越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第二是沟通两党中央的关系;第三是调查越南当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中央确定对越南进行帮助的方针和计划。因为我们对越南的情况知之甚少。

罗贵波备觉责任重大,他望着刘少奇说:“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工作,任务复杂而且艰巨,我担心难以胜任。”

刘少奇接住话头,说:“我们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

刘少奇向罗贵波简要地介绍了越南目前的情况。他说:“法国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在越南北部,法军正在蚕食被分割的由印支共领导的根据地,情况非常困难。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向越南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

刘少奇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补充说,“更何况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境,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的边民,这就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他规定了罗贵波赴越后的任务:“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到越南主要是去看一看,去商量怎样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况,首先建立起两党关系,作调查研究,供中央决策。时间大约三个月。身体情况嘛,去三个月再说,完成了任务就回来。”

最终,罗贵波以他那一代人习惯的语气说:“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42岁的罗贵波是老红军,他是江西南康县人,1907年出身在潭口镇一个衰败中的旧式家庭里,在辛亥革命以后反封建思想广泛传播的年代里接受了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又在赣州的省立师范读书时逐步接受革命思想。1926年,罗贵波由当时也是国民党员的著名共产党人陈赞贤介绍加入国民党,不久即加入中共,参加过赣南秋收暴动,后任中共安远县委书记等职。1930年,担任赣县县委书记的罗贵波转入红军,任纵队政委。这年下半年,23岁的罗贵波担任赣南红军第35军军长,随即改任政委。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军干部团第3营的政委。长征途中,他率部担任过著名的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罗贵波任八路军第120师民运部部长、新编第358旅政委,此后长期工作在晋绥,曾任晋西北新军政委,晋绥分局吕梁区党委书记,吕梁军区司令员、政委。解放战争中,他是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性情平和,平日里言语不多,处事谨慎,善于在艰苦的环境里打开局面。他长期主持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经验丰富。

与刘少奇谈话之后,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下,罗贵波先和途经苏联来北京的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当时化名陈春风)见面会谈,接下来与一直等在北京的李班、阮德瑞谈话,听他们介绍越南情况,又同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洽。

 

毛泽东起草电文,承认越南政府

越方照会及时转给了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于1949年12月16日乘火车到达莫斯科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经反复磋商确定,在这次访问中,中苏两国要签订一个友好条约。毛泽东电召周恩来去苏联参加具体谈判,黄明鉴的照会发出之时,周恩来还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之上。

毛泽东收阅了由刘少奇转来的越南外长照会,即亲自起草复电,并于1月17日电告刘少奇:

(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日(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

(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即转给胡乔木,吩咐与黄明鉴的来电一并发表。

第二天,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份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方面对此感到特别高兴,黄明鉴于1月26日就此对“越南之声”电台记者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友好的邻邦。这样一个朋友的出现,将大大地鼓舞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我们将一天天地变得更加强大,并一定能够实现胡志明主席所提出的加速准备总反攻的号召。”随中国之后,苏联于1月31日也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之后,则有一批东欧国家相继承认;这就使印支共方面打破了持续已久的外交困局。

身在苏联的毛泽东对越南问题十分关注。十多天后,刘少奇自北京发电请示,是否允许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军队在情况紧急时避入中国境内?毛泽东回电表示应予准许,而且,“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如越方要求给予武器、粮食等,也要“尽力帮助”。

中共联络代表悄然出发

总司令朱德找来正在做出发准备的罗贵波,听取汇报后再度明确,罗贵波的任务主要是进入越南了解情况:“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援助,采取什么样的援助方式为好。”朱德叮嘱罗贵波说,要严守行动保密,入越以后,他的身份只能在越南少数领导人中间公开。

1950年1月13日,刘少奇再次和罗贵波谈话。

刘少奇回顾了他和胡志明的交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在广州认识了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翻译兼秘书的胡志明。胡志明在广州创办了培养越南革命青年干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常常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人讲课,当时刘少奇专讲工人运动。1938年,在延安,刘少奇又和秘密前来的胡志明见过面。延安一别,已经十多年了。

不过刘少奇也说,他和胡志明相识虽早,后来也有接触,但毕竟不很熟悉。解放战争中,中越边境地区两党之间有些联系,部队之间也有联系,我军的地方部队,即桂滇黔纵队,在困难的时候曾经转移到越南境内,受到了他们的保护和帮助。但是,中越之间这种联系不是固定的、正式的,“你去越南后要建立两党中央之间的联系”。

刘少奇嘱咐说:“你去越南这件事绝对保密,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由越南党中央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赴越联络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中央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说着,刘少奇拿起毛笔,为罗贵波书写了致越共中央的介绍信:

越共中央:

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

在此之后,刘少奇又有了新的考虑,他提起毛笔,为罗贵波写了第二封致胡志明的介绍信:

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八人。

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中央军委为罗贵波配备了一部电台,谷密云任台长,还有报务员薛培芝、机要员张思智,以及警卫员武怀德。

罗贵波挑选李云扬作为他此行越南的主要助手。

李云扬,1912年生,广东台山县人,青年时曾留学日本,于1936年由著名共产党人林基路介绍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他到延安抗大任教,1939年随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去新疆。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追随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代表逮捕,李云扬也被投入监狱,直到1946年6月才出狱。

1946年7月,李云扬回到延安后任第359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此后转战至山西吕梁军区,和罗贵波一起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李云扬来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此时,准备进入广东的叶剑英正从各地急调广东籍干部,李云扬也被选中。由于一时未能成行,李云扬就先到华北中学担任副校长,主持校务。

罗贵波打听到李云扬在北京的地址,匆匆赶到华北中学,对李云阳说:“现在解放了,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你还是跟我到越南去一趟吧。”

李云扬欣然应诺:“那好呀!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要我去我就去。”据李云扬回忆,罗贵波找他谈话的时候,尚无“顾问团”的名称,当时叫做“联络组”,对外称“华南工作团”。李云扬到罗贵波身边后,即负责与李班和阮德瑞的联系,安排出使越南的细节。

由李班、阮德瑞陪同,罗贵波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南行。临行前,他们的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位越南人刘德福,他是越南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书记,来北京出席亚洲、非洲的工会会议后回国。刘少奇在次日将罗贵波的姓名用电报正式通知越方,并告知说,罗贵波一行“经汉口、广州、南宁、龙州,然后进入越南,大概需一个月才能到达。”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与罗贵波南下沿途所经之处的中南局和广西、云南省委联系,要求给予帮助。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司令员林彪:“中央已决定派罗贵波到越南,不日即从北京起身,并同越南代表一路回去。他们经过武汉及广西时当与你们接洽,并和你们建立电台联络,以便于他们到达越南后我方与越南党的联系,并实现对他们系统的帮助。目前你们可令前方给他们一些临时帮助,数目由前方与越南商定(后)电告。”

果然,罗贵波一行到达武汉后,林彪对此事非常重视,特地在汉口设宴招待。

胡志明秘密来华

在越南北部丛林里,胡志明由陈登宁陪同,带领六名助手秘密离开越北根据地,向中国进发。所以,当1950年1月黄明鉴、周恩来电报往返之际,胡志明已经在前来北京的路上了。

胡志明、陈登宁一行于1950年1月16日进入中国广西的靖西县,而就在当天,罗贵波一行离开北京去越南。胡志明进入中国境内后,广西军区相关负责人率领一个排兵力前往迎接,当晚在解放军龙州军分区司令部下榻。由广西军区安排,胡志明从龙州乘汽车于1月25日到达南宁,下榻于民生路金山大酒店。当晚,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和正在南宁的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设宴招待了胡志明一行。

这天晚上,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常务工作的刘少奇收到广西发来的电报,得知胡志明已秘密到达南宁。

刘少奇对胡志明来华早有思想准备。将近半年前的1949年7月,刘少奇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苏联与斯大林会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问题。斯大林会见刘少奇时曾就苏联党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错误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表示道歉,他说:“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由于长期置身于苏联国家最高权力的顶端,苏联国内已出现了个人崇拜的严重问题,所以斯大林能作这个表示颇不容易。随后,斯大林代表苏共正式建议新中国应于1950年以前建立。这时,斯大林谈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个认识,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

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已经定下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中国、越南相互关系的总格局。

鉴于这种背景,刘少奇于1月26日致电中南局:

胡同志到达武汉,暂不要公开欢迎,而在党内秘密欢迎。但他到达武汉后,你们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开欢迎他,看他意见如何再行决定。你们应对胡同志热情接待,周密护送来京。

 

第3章 毛泽东和援越抗法决策

 胡志明的“小礼物”

胡志明等人于1月27日到达武汉。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胡志明最熟悉的是周恩来。由于当时的桂湘铁路只通到广西东北部的来宾,胡志明一行从南宁乘汽车到那里,由桂北区委书记何伟接待,安排他们转乘火车去北京。胡志明和何伟在抗日战争中就相识了,何伟看到胡志明从越南来衣服穿得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布军大衣披到了胡志明的肩上。胡志明欣然接受,还神秘地向何伟讨几个零花钱用。何伟满心疑惑,不解地问胡志明:“你要这几个钱做什么?”

胡志明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国话笑答:“给邓颖超买点小礼物。”

何伟拿出一点零钱给了胡志明。事隔多年,担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何伟在一次闲谈中听胡志明说起,前去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带给了邓颖超。

1月30日,胡志明、陈登宁来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火车站迎接,按刘少奇的指示把胡志明送进中南海,以“丁”的名字住了下来。按胡志明的要求,此行全程保密。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晚年回忆这件往事时说:

我认识胡志明同志就是这次。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那时我们家在中南海的万字廊。有一天,他自己很随便地就上我们家来了,我正好在家,一抬头见进来一个人,脖子上围了个大围巾。我一看就猜到他是胡志明,因为少奇回家简单讲过他来中国的事。我马上请他在客厅落座,一面赶紧叫少奇。少奇出来,他们俩就在客厅里谈话。因是老朋友见面,谈得很轻松很随便。胡志明同志喜欢小孩子,让我把我们家的孩子叫出来看看。我还对胡志明同志说:“你留胡子干吗呀?还要用围巾盖住,多麻烦,干脆剃了算了。”他笑着说:“这不行。越南人民就认我这胡子。”

刘少奇随即电召已经出发的罗贵波返回北京与胡志明见面。同日(1月30日),他发电报将此事向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作了汇报,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刘少奇将胡志明送往苏联

刘少奇还决定,他本人参加,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他随即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胡志明抵京当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设宴招待。中方出席的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越方有陈登宁和黄文欢等。

刘少奇在席间告诉胡志明,中国已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正在与苏联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中国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的法国延缓承认,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取得胜利。

刘少奇回忆起当年在广州和胡志明的相识,谈起了1925年至1926年间胡志明在广州开办的“越南青年干部训练班”,问起当年的学员现在的情况。

胡志明对在座的人说:“那时在广州举办训练班时,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延年、李富春、恽代英,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老同志都为我们讲过课,少奇也是训练班的授课老师之一。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同志对越南革命事业的关怀与帮助。”

这时,黄文欢向刘少奇敬酒,说明他就是当年训练班的第3期学员:“那时,中越两党革命者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食堂,我们每天到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吃饭。”

刘少奇对胡志明表示,希望他在中国多留几天,待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后,具体商谈中国对越南革命的援助事宜。

胡志明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但不打算在北京多住,而是打算马上去苏联。他对刘少奇说,他这次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苏共中央,他想面见斯大林。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莫斯科,去苏联正好可以一起谈。

刘少奇即将胡志明的要求向毛泽东报告。

在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刘少奇报告胡志明访华后想来莫斯科一事进行了磋商。当时在莫斯科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情:

1950年2月1日:

我来到毛主席住房,主席正和总理商议事情。毛主席看我进来,转过身来对我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胡志明正在北京访问。胡志明同志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特别是广东、广西一带尤为熟悉。他是越南人民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我和恩来同志已拟向国内去电,请少奇同志热情接待,并代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周总理接着说:“中越两国已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后可能会来苏联访问。”

苏中两国领导人都同意让胡志明到莫斯科来。1950年2月2日,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刘少奇发出电报,请他转致对胡志明的问候。毛泽东还让周恩来飞到苏联远东,在那里与胡志明会面,然后陪同胡志明飞回莫斯科。

于是,胡志明于2月3日乘火车离开北京,2月6日到达苏联远东的赤塔。在那里,他见到了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他的周恩来,然后一起乘飞机来往莫斯科。

 

中苏两党就援助越南达成协议

胡志明到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了他,只是斯大林没有参加。斯大林在事后对毛泽东说:“胡志明要求苏联直接向越南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打法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些不同的考虑。”

斯大林作这个表示,与他半年多前向刘少奇提出的,向越南援助可能要由中国负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有另一层顾虑,担心胡志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会和南斯拉夫的铁托走到一起去。

毛泽东向斯大林说,胡志明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胡志明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拥护,你应该见见胡志明。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明确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我们认为,支援和帮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国来承担为好。”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弹药,也还有其他军事物资,中国不一定都能满足。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心里,自然希望苏联给予援助。

在毛泽东作了介绍以后,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原来,在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胡志明对苏联抱的希望要比对中国大得多,所以才执意要来莫斯科。

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他要同毛泽东商量这个问题。

日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这样回忆胡志明的秘密到访:

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凝视人们时眼睛里闪耀着一种特殊的真诚和纯洁。这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真诚,是在原则上和实践上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人的纯洁……胡志明直接从越南的丛林飞来莫斯科,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在丛林中徒步走了好多天才到达中国边界,再从那里来到苏联。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胡志明两只不平常的眼睛总是凝视着斯大林。我要说,在他凝视的眼神中有着几乎是孩子般的天真。我记得有一次,他从皮包中取出一本苏联杂志——我想是《苏联建设》——要斯大林签名。在法国,人人都追求亲笔签名,显然,胡志明也有这个瘾了。他想回越南后,可以让他的人民看看斯大林的签名。斯大林给他签了名,但不久,这本杂志被偷偷地从他那儿拿回来了。因为斯大林担心,胡不知会去派什么用场。

胡志明将他的人民反抗法国占领军的作战情况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给他物质援助,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离开莫斯科后,胡志明又来信要我们支援他们奎宁,因为他们的人民当中正流行着疟疾病。我们的医药工业大量生产奎宁,所以斯大林慷慨大方地说:“给他半吨。”

20世纪50年代初,“输出革命”的思想如流星闪烁,仍然划行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坚决地持有这个思想的。与毛泽东讨论越南问题时他再次谈到了关于“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中国将成为亚洲革命中心”的预想。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地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就近。斯大林认为,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至于其他,斯大林说:“我们已经打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罗贵波从后来解密的档案中知道:有一次会面时,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都在场。

毛泽东说,我们要派的都是土顾问

承诺由中国承担起援越抗法的责任,是一项重大决策。越南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土地南北延绵,人口众多,法国殖民势力已在越南经略多年,法军牢牢控制着越南的城市和平原。要将法国殖民者的军队赶出越南,必须要经历一场漫长的、规模宏大的独立战争。援助越南,必然伴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与斯大林协商之后,毛泽东下定了决心。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确定的第一个境外军事援助计划,比下决心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至少早了半年。

2月17日,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中国,沿途多次下车参观。车行途中的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专列上举行会谈,商议了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胡志明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胡志明甚至设想,由中国派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越南和法军作战。

毛泽东倾向于派遣军事顾问,他不无幽默地对胡志明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我们的顾问也都是土顾问呦。”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会议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证。

在北京,毛泽东亲自主持隆重的宴会,招待胡志明、陈登宁以及黄文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参加。

在北京期间,胡志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继续会商中国援助越南的具体问题,讨论中国如何援助越方在北部边境战场作战。刘少奇介绍了中国的经验,如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等。胡志明介绍了印支共的历史和现状。为便于向越方提供援助,中方建议,越方在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建立总领事馆。

身在北京的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的承诺意味着什么。他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经解放,这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因此,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你在工作过程中将会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最有利的一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此后,黄文欢就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从赣南山岭中走出的罗贵波

本来,得知胡志明已经来到中国的消息后,刘少奇于1950年1月27日致电中南局的林彪、邓子恢,要他们通知罗贵波折回北京,让越南陪同人员先行归国。但当时罗贵波已经离开武汉,正在去广州的火车上。

1950年2月5日,罗贵波到达广州才看到刘少奇要他回北京面见胡志明的电报,但胡志明已在1950年2月3日启程去苏联了。刘少奇接到罗贵波的请示后只得命令罗贵波继续前往越南,不必返回。

在广州,罗贵波拜会了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叶剑英对胡志明很熟悉,向罗贵波介绍了不少情况,还为他增调了能说越南语的秘书兼翻译莫扬。

在广州,李班和大家分手,取道香港先行回国汇报,于1950年2月27日返至越北丛林根据地。

罗贵波一行出于路途安全的原因又返至湖南衡阳,然后向广西进发。

到达桂林后,南去的铁路被土匪破坏了,一时无法修复。当地驻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将罗贵波一行护送到南宁。

在南宁,有张云逸接待,罗贵波他们度过了春节,于大年初五(1950年2月21日)这天由一个连护卫向越南进发。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到达毗邻越南的靖西县城。阮德瑞于当日越过边境回国报告,越方即派出政府典礼长武廷莹前来靖西迎接罗贵波。

即将走向越南之际,罗贵波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众多战友和部下,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而自己担负的使命又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凤尾竹、南疆月,四下里重重山影,多少往事,总在离乡辞国之际涌上心头。

罗贵波的家乡在赣南的南康县潭口镇,那里是一个一马平川上热闹的集镇。罗家算得上潭口的一个大户人家,罗贵波的祖父和父亲两辈家中都算得上广有钱财。罗贵波的上辈人中二伯父中了武秀才,四叔父考上了文秀才。罗贵波父亲罗宝光文化不高,旧观念极深,想到自己全无功名可言,实在意气难平,就仗着手中钱财,在40多岁时一发狠心,以5000两银子捐了一个直隶府的五品候补知府,眼巴巴地等着实缺。

罗贵波的生母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因第二位太太膝下没有孩子,罗贵波就由这位母亲抚养长大。养母受教育不多,但性情温和,信从古训,相夫教子,给予罗贵波许多温暖。

6岁时,罗贵波上了私塾。就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在此之前,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的封建统治政体,父亲的做官梦已经破灭。可是,旧传统并没有远去,这个延续在封建末世的家庭,竟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将昔日的五品候补知府归路着实打点得风光气派了一番,把银子花得像赣水决堤一般。

对这个葬礼,幼小的罗贵波有极深的印象。从此,罗家迅速地败落了。

这时,新思想的风潮从广东那边渐渐吹了过来,新学堂一所所地办了起来。

罗贵波读了一年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他的性格有些内向,但读书甚慧,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全年级的第一或第二。

20世纪20年代,赣南还极为封闭,没有铁路,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幼年的罗贵波没有见过汽车,看见刚刚投入赣江航运的小火轮就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了。

眼前的世界很小,纵使坐落在平原的潭口也不过极目十数里。好在罗贵波爱读书,两个要好的同学廖贵潭和陈铁生也喜欢看书。那时的赣南村镇里谈不上有什么外国文学著作,倒是有不少中国传统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说岳全传》《薛丁山平西》《三侠五义》以及描写太平天国农民英雄的故事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在这些书中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三国演义》和《水浒》。三国人物足智多谋,于鞍马之上得天下。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又未遂其志。梁山好汉们仗一身好武艺,聚啸山林,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凡此种种,都给这几位成长中的赣南少年以深刻的影响。

小学毕业以后,罗贵波到赣州的省立师范学校读书,他继续在书本中苦苦求索,有时激愤,也有时陶醉。

可是一旦从书中回到现实,罗贵波发现生活太沉闷了。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是逊位皇帝仍然住在北京紫禁城里。皇家官吏被赶跑了,遍地贪官污吏还在欺压百姓,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各派军阀乘机混战,赣南诸县,就是盘踞广东、江西、湖南一带军阀相互争战、反复拉锯的地方。兵灾涌来,百姓流离;水旱再至,民不聊生。

罗贵波的少年时代是在巨大的精神苦闷中度过的。在求学中他日渐不满于现实,却不知生活中出路在哪里。为了挣脱苦闷,他常和廖贵潭、陈铁生交谈,产生过许多离奇而幼稚的念头:学梁山好汉去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可是当今的桃花山、梁山泊在哪里呢?要不然遁入空门,不再与尘世结缘。可是如此则实在太绝情。出洋,到南洋去闯荡一番呢,又觉得自己不明世事,心中实在没有把握。

天高地阔,却没有一条路能走通。这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只好又回到罗贵波家中,操起祖上传下的笛子、二胡、洞箫,或委婉、或悲怆地演奏起来,寄托满腔情怀,一缕愁丝。

 

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共和”旗帜,黄埔军校也办起来了。革命信风拂动了赣南大山中几位青年的心,于是罗贵波和廖贵潭、陈铁生商量,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政府,跟随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

他们马上行动了起来,廖贵潭到广州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陈铁生进了黄埔军校,只有罗贵波被家人从半道上拦住,截了回来。无奈之中,他跟着一个姐夫做了一年多买卖。他不喜欢生意经,闲下来依旧捧书研读,思索今生去向。

1926年初,同乡人陈赞贤从广州回到了潭口。陈赞贤已在上年加入了中共,他径直来找罗贵波,大概是廖贵潭、陈铁生已在广州作了介绍的缘故。陈赞贤向罗贵波讲述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希望罗贵波也和他一起投身革命,去唤起民众。陈赞贤说的和罗贵波心里想的一拍即合,罗贵波立刻就答应了。

不久,陈赞贤介绍罗贵波秘密地加入国民党,还推荐罗贵波到一家小学去教书,向少年们讲述革命道理。

又过了些日子,廖贵潭从广州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另一位同乡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蓝广孚。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回来搞农民运动。廖贵潭、蓝广孚一回来就找罗贵波,向他介绍在广东学到的新思想。此时的罗贵波已经读过不少《向导》《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写的一些介绍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思想急剧变化。罗贵波说,在这个时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由廖贵潭、蓝广孚介绍,罗贵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于一个夜晚在蓝广孚家里举行,一面红旗,一盏油灯,三个赣南青年心情激动地站在一起。

罗贵波受命开展学生运动,驱逐了小学的校长,并把廖贵潭请来当校长。但是县教育局不予承认,并通知学生家长不交学费,使学校难以维持。罗贵波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坚持将近一个月就支撑不下去了。被赶走的校长复职了,罗贵波在1927年秋天离开学校,从事农民运动。

这时,大革命已经失败。罗贵波在当年年底曾组织年关暴动未成,又在1928年2月参加组织了潭口暴动,率领数百名农民,仅靠四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就消灭了当地的靖卫队数十人,缴获了十来条枪。但是,清晨暴动,国民党军下午就赶到了,农民军寡不敌众,卷起红旗上了山。

此后,罗贵波还到赣县、新风等地组织过农民暴动,并于1928年9月担任了安远县委书记,是当地的赤卫队(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30年,年轻的罗贵波加入红军,当过纵队队长和军长、政委,在赣南作战。数十年后,罗贵波回忆往事的时候,不禁感慨地说:“其实我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待到上阵打仗,打埋伏、包围、袭击,都还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里学来的。再加上自己的热情,仗就这么学着打起来了。”

尤其让他感慨的是,他最要好的战友廖贵潭、蓝广孚、陈铁生,都在红军时期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从那时起,罗贵波戎马倥偬,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雁北根据地抗日、与阎锡山军会战晋中,最后攻取太原。20年岁月飞逝,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此刻,罗贵波一路南行,离乡辞国,要去越南了。留恋祖国的罗贵波同样企盼着,把胜利也带到越南去。

意外重逢越南老战友洪水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来到了中越边境线上。

边境线对面的丛林里,走出几个笑容可掬的越南人。他们是印支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军总司令武元甲,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越南第4、第5联区司令员洪水。而洪水,竟是罗贵波的老战友!

洪水,越南河内人,1906年生,原名武文博,青年时曾在法国留学,在那里结识了胡志明。1925年,从法国回到越南不久,刚满19岁的武文博来到中国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参加了胡志明创办的越南青年干部训练班,还是胡志明组织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员。这个“同志会”被视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前身。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时,武文博加入中共,易名洪水,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转战四方,后来进入江西苏区,成为一名红军军官,曾任红军第34师政治部主任和红军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文化教员。

洪水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水任八路军总部民运部干事,不久后到晋绥边区任职。洪水曾和罗贵波一起工作,当时担任过晋西北地委宣传部部长。1938年春,洪水和中国姑娘陈玉英(陈健戈)结婚。1945年,经胡志明向中共中央请求,洪水回到越南,先后担任第4、第5联区司令员,战功卓著。

洪水和罗贵波这两位老红军在越南见面了,紧紧握手。

踏进越南就走进了战争,罗贵波一行走出十余华里,来到一个叫做便马的小山村宿营休息。

印支共迎护人员已经在便马村中安排了一个小竹楼,但是再难有更多的住处了。当夜,武元甲等人与刚刚进入越南的罗贵波等九位中国人同室而眠。

在越南,高脚竹楼通常是楼上住人,楼下饲养牛猪鸡鸭。为了迎接罗贵波,这家住户已把楼下打扫一清,用干土掩盖了禽畜粪便。即便如此,罗贵波他们还是感到气味难闻,一夜难以入睡。

次日清晨,安排好罗贵波一行的食宿和行程路线,武元甲、黄文泰、洪水等人先行离开,罗贵波等人则在一个营越军护卫下待天黑后才开始行进。

昼伏夜行,罗贵波一行走得很慢,一天才走20余公里。他们被告知这是印支共中央的安排,为的是不让客人太疲劳,也是为了保证安全。罗贵波说:“客随主便,让越南同志安排行军日程吧,这也叫入乡随俗。”

1950年3月10日下午,曲折行走了200余公里后,罗贵波一行来到越南太原省群山环抱的印支共中央驻地。越南领导人或骑马、或步行,从各自住地来到一座竹木结构的“迎宾馆”前,迎接远道而来的罗贵波一行。他们是:党中央总书记长征、政治局委员范文同、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国会主席孙得胜、主持财经工作的中央委员阮良朋、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黎廉,还有李班。

宾主寒暄后入室交谈,李班现场翻译。

 

长征向罗贵波介绍了战争局势,表示希望罗贵波首先了解军事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以便具体商量中国如何向越南提供援助。

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强调说,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战役,将法军封锁的越中边界线打开一个口子,开辟一条中国至越南的交通运输线,将援助的物资运进越南。为此,越南方面已经准备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进攻老街,打开中越云南边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铁路运输援助物资;另一方案是先打高平,打开中越广西边界。

整个求援计划相当庞大。在这以前的1950年1月上旬,越中两党刚刚沟通联络的时候,越方向中共中央提出,急需战防炮弹1200发,美式30步、机枪子弹42万发,英式30机枪子弹9.1万发,并希望援助(借用)汽车20辆。这些,刘少奇全数批准。罗贵波入越后发现,这点儿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十几名华侨青年紧张地进行翻译,将各种材料供罗贵波研究。热带森林里热气蒸人,入夜则蚊阵大起。罗贵波虽是江西人,却已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十几年,一到越南,不禁觉得酷热难当。每到晚上,他总是把自己赤膊罩在蚊帐里,点一盏油灯,研读材料、起草电文直至深夜。

1950年3月19日,也就是罗贵波入越第十天,他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了与印支共中央会商的结果。罗贵波认为,有必要争取在5月间组织战役,首先消灭越南北部边境高平、老街之敌,然后消灭东溪之敌,进逼谅山,并争取解放河内以南的太平省。罗贵波转告了越方提出的要求:请中方先帮助装备高平、老街方面的越军各两个团,另外再装备两个炮兵营,或由中国派出两个炮兵营进入越南协助作战。

有了罗贵波在身边,越方大受鼓舞,与法军一争高下的念头十分强烈。1950年3月20日,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与越方进一步会商,考虑“争取雨季前(6月或7月)完全解决高平、老街的战斗”。

1950年3月21日,罗贵波再电中央和林彪、叶剑英、张云逸、陈赓,报告他了解到的滇越铁路目前状况和利用前景,希望修复滇越铁路,以便向越南运送援助物资。

同一天,印支共中央邀请罗贵波再作商议,表示他们已经决心制订老街与高平两个战役的计划。计划中的老街战役地区将包括老街、莱州、山萝、义路等地,高平战役将包括高平、东溪、七溪等地。由于这两个战役所在地区基本上都在越中边界地区,因此统称为“边界战役”。

罗贵波向北京报告,如果先打老街,打开云南方向边界,则因云南地势太偏,那里的物资和交通条件或许不足以供应越南战争的需要。至于滇越铁路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从开远至河口段已经拆除,短期内难以修复,无法利用,因此应当先打高平,将广西作为援越物资的主要通道。

胡志明,越南人民爱戴的领袖

就在罗贵波紧张工作的时候,胡志明结束了中国之行,于1950年4月4日回到越南中央根据地。胡志明一回来就派人通知罗贵波:“明日见面。”

4月5日清晨,由越南主席府典礼长武廷莹陪同,罗贵波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

那是大山里的一块平地,一条清澈的小溪淙淙淌过,小溪边搭起了一个小竹楼,就是胡志明的“主席府”了。胡志明在门前迎接罗贵波,一见面就和他紧紧拥抱。

胡志明是越南革命传奇式的领袖。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五年之后的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出生在义安省南檀县金莲村。他原名阮生恭,上学后取名阮必成。他的父亲阮生辉精通汉文,曾在顺化会试中考中副榜(相当于候补进士),当过平定省平溪县知县,因与法国殖民当局及阮氏官吏不和而去职。少年和青年时的阮必成对中国古典文化作过刻苦钻研,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下产生了救国图存的热切愿望,逐步接受了民族革命思想,决心终身致力于越南的独立和解放。

1911年,阮必成当上了一名海员,漂洋过海。几年后他来到英国居住。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阮必成是在欧洲完成的,欧洲文化,尤其是英、法两国文化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7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国从越南征调近10万民工到法国为战地服役,阮必成利用这个机会移居法国,开始使用“阮爱国”作自己的名字,在旅法越工中宣传新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法国社会党。1922年该党分裂,阮爱国拥护的一方改组为法国共产党,他也由此成为共产党人。法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成员,阮爱国于1923年去了莫斯科。从此以后,莫斯科成为他一生中理想萦绕之地。

1924年,阮爱国作为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秘书和翻译来到中国广州,他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越南革命,准备建党。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终于在1930年1月组织成立了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

建党后不久,阮爱国就在香港被捕。他于1933年初出狱,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取道海参崴去了莫斯科,在那里继续指导越南革命,并且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1938年底,阮爱国离开苏联从新疆来到延安,接着往南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在那里直接领导了漫长的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8月,他化名胡志明,从此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在胡志明领导下,印支共逐渐发展壮大,建立起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又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抓住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军队土崩瓦解的有利时机,胡志明领导军民实行总起义,在1945年9月2日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独立。

在长期的曲折经历中,越南人民逐渐认识并爱戴自己的领袖——胡志明。

初次见面,胡志明即告诉罗贵波,他在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见到了刘少奇、朱德。中苏双方商定的基本方针是,中国直接援助越南,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队训练方面的全面援助。胡志明对此表示感谢,他还邀请罗贵波参加于次日召开的印支共政治局会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前后持续了两周,详尽讨论了如何打开越中边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会议中越方政治局委员们提出,为了实施反攻,最好将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境内的云南和广西两地进行整训,整训兵力将达1.25万人。胡志明也持此见,并于会议进行中的4月12日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援助3000吨粮食,以供人民军七个月之需,并在云南、广西两地训练人民军主力部队。[1]

 

刘少奇告诉罗贵波,你将担任驻越大使

在北京,刘少奇非常关注罗贵波在越南的工作,仔细阅读他从越北丛林中发回的电报,1950年3月23日,刘少奇即指示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请他考虑修复滇越铁路的问题。

刘少奇也同意由中国方面在云南、广西境内整训越军主力部队。

1950年5月8日,中共中央向罗贵波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指示,要求他准备在越南长期工作。指示说:

罗贵波同志并告陈(赓)、宋(任穷)、张云逸,西南局、中南局:

你4月29日来电悉。

越南同志对中国党和中国党的干部一般还是不很了解的,同样我们对他们也不是具体了解的。在这种互相不大了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应有的误会和过分的警惕,此点望你加以注意。但两国党及其中坚干部都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现在也是相互信赖的。此点,你亦需加以注意。

越南某些同志可能有些毛病,例如害怕说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对中国的经验不重视,更多地依赖外援,随便开口要帮助等。但这些毛病不是一下能够改正的。这些毛病在许多中国同志中也有,也不是短时期能够改正的。这只有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以后,并在多次的实践经验中证明以后,才会逐渐改正。

你现在根本不要用过多的心思去注意越南同志这些毛病,更不要去批评他们这些毛病。你现在只应该诚恳老实和热情地从正面提出你认为正确的意见并介绍中国的经验给他们,以待他们采纳。他们能够采纳多少甚至不采纳,你亦不要去计较,你只诚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们就行。他们不愿你调查的事你就不应去调查。你如此坚持一个时期之后,就可能逐渐取得他们对你的进一步的信任,你也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但不要一切事都去调查和询问),然后,彼此不敢当面说的话,就可以慢慢说出来了。而这是完全不能性急的。

你应在越南坚持工作下去,中央准备任你为驻越南大使,在适当时机,中央准备将此事提交越南征求同意。如越南同意,你即以大使身份长驻越南。

另外,韦国清不久亦将率军事顾问团去越南,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们,陈赓、宋任穷则不能长驻越南,只能在必要时去越南一转,他们的任务是在后方帮助越南,不能代替你的工作。韦国清因要集中注意力在军事方面工作,亦不能代替你。你的任务现在实际上是,将来也是驻越南的大使并兼中国党驻越南的代表。你应准备相当长时期在越南工作,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

由武元甲陪同,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越军主力的状况使他吃了一惊,直到几十年后,罗贵波还清楚地回忆:“我没有想到越军的情况竟是这样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弛。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界打大的战役呢?”

罗贵波向越方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捏起一个两个拳头的。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该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对这个问题,印支共中央已有清楚的认识。罗贵波入越前的1950年1月,印支共中央在越北根据地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政治基础强大,后方巩固,军民士气高昂。但我们还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

待罗贵波视察完部队,印支共中央和越军总部正式地向罗贵波提出,越方已决心整编正规军,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进行整训,由中国对这部分越南部队进行武器弹药、医药和通信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同时,为了顺利实施拟议中的越中边界战役,请中国向越军派出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担任战役顾问,派出一批团、营级的军官到越南部队中担任团、营顾问。越方还提出,他们希望在1950年内组建起6个师约10万人的部队,请中国为之提供武器装备。

就这样,1950年春天,越军第一个正规的整编师——308师(越方当时称“大团”)——集结到一起,正式组建起来了,由王承武任师长,高文庆任副师长,双豪任政委。

中方的答复亦很快作出:将视情况的成熟与否逐步地帮助越南方面组建这些正规师,并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进入中国的越军将分为两部分:进入云南文山地区的308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负责整训;越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174团和209团——开入中国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整训。

实际上,中方更重要的决策是,迅速组建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以长期协助越军作战。

 

第4章 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

  韦国清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

根据印支共中央的连续请求和罗贵波就此事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下旬正式形成会议,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顾问团团长由原第3野战军第10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

选韦国清入越,颇经多方考虑。首先,他久经战阵,长期以来是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在红军中,他曾是一名工兵。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征战于江淮地区的“麻雀战专家”。解放战争中,他成为纵队(军)和兵团的司令员,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渡江战役前夕,他担任第10兵团政委,和司令员叶飞一起挥师解放了福建。入闽后,韦国清转而接手地方工作。此种经历使他既熟悉军事也熟悉政治工作,足当重任。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他的家乡和越南相距不远,越南也有壮族人,彼此的语言可以相通。去越南,这是韦国清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从个人性格来说,在第3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中,韦国清以机智稳重著称,担任赴越军事顾问团首长很合适。

韦国清恰好在北京,正等着中共中央军委分配工作。

韦国清原名韦邦宽,1913年出身于广西东兰县劳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夏天,15岁的韦国清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当过张云逸的警卫员。此后他转战桂黔湘边界地区,然后进入江西苏区,于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很快成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团长。

1934年10月,韦国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率部参加抢占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的关键性军事行动。红军抢渡乌江时,当时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跟随团长陈赓,率工兵连星夜疾行60华里,赶到边界河渡口,神秘迅速地架起浮桥,使中央红军得以及时全部过河,攻占遵义。到达陕北后,在红军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中,韦国清身负重伤,伤愈后进入红军学校学习。

抗日战争初期,韦国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1940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政委、第4师第9旅旅长等职,转战于淮北。他于1942年12月指挥了朱家岗战斗,这次战斗对粉碎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对淮北地区的大扫荡具有决定性意义。1943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突然率部袭击新四军淮北根据地,韦国清率第9旅主力迅速包围了韩德勤部,予以围歼,生俘韩德勤,为新四军坚持在淮北和苏北的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4年9月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牺牲后,韦国清就任副师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韦国清曾任军调处执行部徐州小组中共代表。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韦国清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1947年2月,他率领一个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第42集团军军部和它的第2师、第4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韦国清率部参加莱芜战役。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他指挥两个纵队在青驼寺阻击国民党援军,血战三昼夜,挡住了援兵,保证了华野主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最精锐的第74整编师。

1948年起,韦国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担任第10兵团政委后,他同司令员叶飞率部渡过长江后参加上海战役,尔后进军福建,先后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省委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韦国清被调到北京,准备让他去联合国任职。正好赶上要成立赴越军事顾问团,几乎是一夜之间,韦国清未来若干年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

二、三、四野,各组越军一个师的顾问队伍

1950年3月中旬,组建赴越军事顾问团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韦国清持信向四个野战军首长请示,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韦国清拿着刘少奇的信先找到了第2野战军政委邓小平。邓小平看过刘少奇的信,爽快地说:“这样吧,我们刚好都在北京开会,你一个一个去找太辛苦了,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商量一下。”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起来到林彪住处,邓小平对林彪说:“中央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去越南,韦国清来请我们各个野战军选调干部,少奇同志还写了信来,我们一起到彭老总那里商量一下如何?”

林彪表示同意,大家一起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一口答应,说:“现在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你们要什么干部就给什么干部,要多少给多少,我们全力支持。你说要多少人吧。”

林彪在一旁附和彭德怀的意见。

韦国清说:“越南现在要组建三个师,有的是罗贵波去了以后刚组建起来的。越方的意见,除了总部机关以外,第一步要选派三个师的各级顾问去越南。”

邓小平说:“我看三个师的顾问由中央决定分配吧。军事顾问团的团部人员,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3野战军选调,怎么样?”

韦国清说:“这样办好,我再向少奇同志汇报。”

听了韦国清的报告,刘少奇说:“小平同志的意见很好,顾问团团部人员就由三野选调。那三个师,还有一个学校的顾问,要发个通知,向各个野战军明确分配一下。”

韦国清请示:“可否由二、三、四野战军各选调一个师的各级顾问,军政学校的顾问和教员,由四野就近选调?”

刘少奇同意韦国清的意见,说:“这样好。一野在西北地区,任务很艰巨复杂,人员又少,这次就免了吧。你把这个考虑向聂总报告,看他还有什么意见,请中央军委发个通知。”

此议最后经毛泽东批准。

 

195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套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同时确定,由第3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4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

4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

第3野战军首长粟裕和韦国清商议后,由粟裕提名并确定,由当时设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由总队队长梅嘉生担任韦国清的主要助手。

梅嘉生,是第3野战军各军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是江苏丹阳人,1913年生于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幼年随母亲到上海读书,初中毕业后当过店员,而后继续求学并且接受了进步思想,不久又到南京投考军校,学习装甲兵课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梅嘉生于1937年秋天回到自己的家乡,组织抗日武装。这时,在他的邻村,大革命时期就成为中共党员的管文蔚也在组织抗日部队,梅嘉生于当年冬天和管文蔚取得联系,组织起农民自卫团。不久,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1支队北上,梅嘉生所部即归属新四军,不久后参加了著名的黄桥之战。梅嘉生于1939年入党,初任丹阳游击纵队第3大队队长,后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参谋长。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转战苏北、山东,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尔后,他曾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参谋长,第23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中,他所在的第23军经历了和英国军舰发生冲突的“紫石英号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最重大的涉外军事冲突。他熟悉司令部业务,思考细致周密,是一名出色的参谋长。

一纸密令,战将云集顾问团

一纸密令颁发,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国度进发。

在几十年光阴闪过之后回首这段往事,几乎无人不说由于年深岁久,这段奇异经历埋藏得太深,使得记忆的探铲在启封它们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磨损得太多了。几乎是四十年后,当年的军事顾问赵瑞来对笔者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等历史走远了才来研究历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里剿匪时,通信员送来副师长王砚泉的信。信上告诉我,已经确定让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要我立即回军部报到。眼下四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信里的一句话了,副师长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军事顾问,希望你发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后一次搬家,把这封信给烧了,烧成灰了。历史学家,你们来晚了。”

不过,在中国和越南的现代关系史上,这样牵动历史的事件毕竟是不可能磨灭的。让我们记录下几位当年的顾问团成员对久远往事的回忆吧。

张英(原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我于1946年随广东东江纵队离开老家东莞撤到山东,编入后来的第3野战军。在山东,我们打胜了。苦战三年,终于一路打到了南京。进入南京以后,我在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担任组织科科长。1950年4月下旬,总队首长梅嘉生、邓逸凡先我一步调离。邓逸凡走后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担任政委。谁知过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调令,我们刚开完梅、邓首长的欢送会又开了欢送李文一的会。这期间,总队的倪有石、孙志明和王振华也调到顾问团去了。李文一出发前告诉我,上级已经确定我担任副政委,要我抓好总队的工作。

看来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请假回了广东东莞老家。我是抗日战争前夕在那里参加革命的,算得上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因为战争环境险恶,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农民抚养,自从撤离广东后就再没有音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想把女儿找回来。

李南到东莞不久就来信说,女儿找到了。差不多同时,我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命令。

这时顾问团团部已经离开了南京。我想在离开祖国之前再和妻子见上一面,同时看一眼多年不见的小女儿。经过上级批准,我带了一位警卫员,抱着1岁多的儿子,奔波几天到了东莞。

我见到了女儿建芳,她正和养父、养母在一起。我走过去,建芳的养母说:“快叫啊,叫爸爸。”已经8岁的建芳愣了一下,指点着身边的养父说:“这不是爸爸吗?”

养母指着我说:“这是你亲生的爸爸。”

但是建芳没有叫我。

我感到一阵心酸。抗战多年,我没有几天和女儿在一起,解放战争三年多,连女儿的面都没见过。建国了,见到了女儿,却是一见马上就要离别。

一家人在东莞团圆了三天,照了一张相,我就带着警卫员赶往南宁,顾问团正集中在那里准备奔赴越南。

窦金波(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第一任炮兵顾问,后任兰州军区炮兵部队首长):

1950年4月下旬,当时我是炮兵团团长,刚从青岛移兵福建建瓯,遵照军委命令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并准备进而解放台湾。要参加那么大的战役,我特别兴奋。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电话通知:“窦金波,到军部来一趟,你的任命有变化。”

我赶紧去了。副军长刘勇跟我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呀?”

我随口说:“知道了。”

刘勇很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要我当副师长。来福建经过南京,特种兵司令部跟我谈了一下。”

刘勇晃了晃脑袋,把一纸电报推到我面前,说:“看一看这个吧。”

电报说,窦金波调往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立即到南京向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我完全愣住了,没想到刚刚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这世界变得真快。

没说的,我立即赶往南京,但心里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张怀忠是我在胶东时就认识的一个师长,他把我介绍给了正在组建顾问团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谈了顾问团的组成情况,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说,凡去顾问团的干部家属都集中到南京来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从青岛来了。组织上知道她产期临近,一定会妥善照顾。待顾问团人员到齐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务。

大约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领我们顾问团团以上干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应中央电召也去北京,列车上挂了一节专列车厢,我们也就搭乘他的车厢一起走了。事后才知道,朝鲜局势非常紧张,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中央同时在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召集高级将领去北京商议对策。在列车上,我发觉粟裕将军经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下的决心,这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待我从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会见回到南京时,女儿已经降生了。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越华”。

田大邦(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往越军主力团第102团的顾问,后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军第119团团长,率部向滇西北进发剿匪,随即又进至西昌地区,配合友军剿匪作战。仗打得很顺利,到5月间就班师返回昆明。当我来到洱源县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报到,接受新任务。我赶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师长王砚泉也接到命令从滇西往昆明赶,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随即向军部报到,原来是让我到越南部队去当顾问。

我们在昆明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领会国际主义精神,掌握政策。然后由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带队乘火车到开远,接着赶到了砚山县。越军主力308师的两个团——第88团和第102团——已经到了,我到第102团担任顾问,我的战友周耀华去了第88团当顾问。第102团团长是武安,政委是黄世勇。武安三十来岁,原先是河内的一个工人,作战勇敢,和我的关系挺融洽。我们团一级顾问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听他们谈训练安排,我们提出意见。看了越军部队以后留给我的印象是,越军战士忠于祖国,能吃苦,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是能打仗的。

张祥(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那时候,我还以为国内战争结束了,这辈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初,我任第13军第37师第110团第2营营长,结束了滇南战役后从元江回到昆明,驻守飞机场。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师部报到。我马上进城到连云巷师部所在地,师长周学义告诉我,已经确定,派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立即出发去开远向军部报到。他还特意叮嘱:“此事绝对保密。”

我赶到开远,在这里遇上了从别的团抽调来的顾问。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党章、国际主义精神和军事。大约有一个来月,学习结束我们就去了砚山。当时,越军第308师刚刚来不久,由我军整训。我们走前军部开了一个挺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周希汉军长带我们去第308师,我被分在越军一个小团(营)任顾问。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训结束之后,进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这个小团打。

李增福(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昆明卫戍区司令员):

那个时候我年轻呵,才23岁。

我是江苏沭阳人,1940年13岁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第二年皖南事变发生,随着游击队“升格”,我就成了新四军战士。抗战胜利,我随黄克诚师长进军东北,又从东北一路打下来,到了广东、广西,那就是一路追击了。1949年底我军进了广西,一部分国民党残军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军部队拼命追。追到了离镇南关六公里处,突然接到总部命令:就地停止追击,任何部队不得出关。

这样,我到了越南门口又折回来了。

1950年夏天,我们第39军集结到河南漯河整训,这时,我担任营长。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突然接到了团长的电话:“张师长打电话来,要你带上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全副武装,立即到团里来。”

我问:“什么事呀?”

团长说:“来了再说。”

我立刻离开会场,带上通讯员侯玉明和饲养员老陈,骑马赶到了团部。原来团长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师部去。当下,我们套起一辆马车到了师部。师长张竭诚告诉我:“军里来电报,调你到中南军区,另有任用。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儿,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立正向师长敬礼,说:“派我到哪里都行。”

马车接着往前赶,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把我们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军部。刚到军部门口,就见雨里站着军队列处(也就是干部处)的人,冲着我喊:“来的是李营长吗?”

一听我回答说是,他高兴坏了,说,不要进军部了,直接去火车站,票已经买好了,介绍信也开出来了,你直接去武汉报到。

就这样,马车把我拉到车站。只一会儿,火车就来了。

下半夜我到了武汉,想自己找到军区去,结果转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铺子里给军区队列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可高兴了,说:“部长正等着你呢,派人到车站也没把你接着,这下你可不能乱跑了,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

小车把我拉到了中南饭店。我们四野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了,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一进饭店就遇上发东西:便衣、雨衣、皮鞋,还一人发一块英纳格手表、一支派克钢笔。这后两样当时可是贵重东西,我一下子变成富翁了。我想,这次执行的一定是个特殊任务。

发完了东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动身去南宁。临走了,军区一位部长宣布:“你们是到‘越南工作团’工作。具体任务到南宁以后由工作团首长安排。”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

 

吴涌军(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海军福建基地政委):

1949年夏天,我作为第3野战军第20军的一个营教导员,参加了上海战役。上海,是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一段美好时光的地方。我终于回到上海了,还在上海找到了失去联系已经12年的母亲。我见到母亲的时候,她一下子认不出我了,还说:“你是从扬中老家来的,你们小一辈的人我都不认识了。你的老一辈是谁呀?”我说:“你再看看我!”这下子母亲把我认了出来,一下子大哭起来。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真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

不久,部队移驻昆山。接下来,我来到南京,进入华东军政大学“高干团”,又称“一团”,开始了学习生活。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现在胜利了,能安下心来读书了,我特别想读出一个好成绩来,补上少年时期的欠缺。

一个崭新的国家在我们手中活脱脱诞生,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建设她。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是半年。1950年初夏的一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通知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级决定派你作为军事顾问到越南去,去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现在你就去野战军司令部报到、集中。”主任还问我有什么意见没有,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出国呀。

接受了命令,我来到中央路野战军招待所,邓清河、窦金波、于步血、倪有石、陈镇已经先我一步来了。我还很快知道李文一也要调到顾问团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谈起了去越南的事。

我实在是百感交集,不知有多少念头涌上心来,晚上想得都睡不着觉。

新鲜、激动,又带着不安,我那时的心情实在难以形诸语言。

我本是贫苦农家的孩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新四军,打仗已经整整10年了。我打过日本侵略军,接着打国民党军队,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法国人呀,这个仗将怎么个打法?多少年来,我一直受教育说,参加革命,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毕竟只是从理论上明白,现在要我去实践了,我还没有经验呢。越南,这个邻国的解放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一点不知道呢。

说真的,这时我格外留恋起国内来了。我打了十年仗,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我还会亲眼看到胜利的今天。可是如今毕竟胜利了,我怎么不该多享受一分胜利的快乐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战场,这个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还有,胜利了,我也28岁了,也应该考虑结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里好好地生活。

再有,我还有在江苏扬中县老家的父亲,在上海做工的母亲,胜利了,我也该尽一尽过去没有尽到的供奉之责呀。

我还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岁,她才6岁,家里没办法养活她,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卖她的那天夜里,妹妹哭,母亲哭,我也哭。我紧紧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不要卖妹妹。我就要长大了,我长大了能养活妹妹。”可是母亲对我说:“你才9岁……”从此我没有见到妹妹。现在胜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去越南,对一个人来说是生活的一个大变化,谁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邓清河是一位师政委,是老红军,他和我谈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过希望留在国内的意思。可是邓政委说,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得服从上级决定,到越南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边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想想那些在过去的战斗中牺牲在身边的许多战士,我能活着看到胜利,怎么还能讨价还价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顾问们,绝大部分人也都怀着同样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们在南京集中以后,上级允许顾问以短暂的时间处理个人事宜。我决心找妹妹。我先赶到无锡,找到同在部队但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他在苏南军区参谋集训队当队长。哥哥告诉我,他已经根据线索到常州找过妹妹,可惜,妹妹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后因病死去了。

听了哥哥的话,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晃,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向哥哥辞行,家事全托付于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7月下旬,我随顾问团来到南宁,团长韦国清也从北京来了。我们在一起制订了《出国守则》。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对顾问团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

会说越语的都去越南当翻译

韦国清一直在北京负责军事顾问团的全面筹组工作,刘少奇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赴越工作问题找他先后谈了两次。在韦国清陪同下,聂荣臻还在北京两次接见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

顾问团的名单里出现了侯寒江的名字,他要重返越南了。原来,他跟着李班一到北京,就提出了留下来学习的请求。经李班同意,侯寒江进入中央统战部为华侨党员举办的学习班学习。5月,统战部突然通知侯寒江去见连贯。连贯告诉侯寒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军事顾问团去越南协助作战,现在急需越语人才,就把你找来了,要你加入军事顾问团,先做翻译工作。连贯正式通知侯寒江:“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从越南转来了。”

5月底,侯寒江去南京向梅嘉生报到。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的越南人,黄明芳、文维、武德,他们都是越方最近派到北京到“青年训练班”学习的,现在结束学习,都到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工作。日后,他们都成了越南方面的重要中文翻译。

在军事顾问团紧急组建的同时,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原滇桂黔“边纵”司令员、现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进行必要的协调。

翻译,越南语翻译突然变得万分急需。云南军区下令,在原先庄田统率的滇桂黔边纵的越南华侨青年中寻找懂越语的人才。太巧了,1948年至1949年初,活动于滇桂黔边界地区的“边纵”受到国民党军的压力,曾从广西和云南边界出境,进入越南的高平、河阳等边境地区整训。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华侨青年参军,其中有几十个华侨女青年,她们大都有一定文化,集中在宣传、医务分队。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华侨女战士集中在昆明、文山地区。

命令急下,驻地在昆明昙华寺的边纵医务处朱碧英、冯明等六七个女战士赶往庄田在翠湖边的住所,当晚就在庄田住处的一个空屋子里打地铺睡了一夜。次日,庄田带领工作人员和这批被视为宝贝的女翻译们乘车驶向开远,他们在第13军军部住了一夜,天明即赶往砚山。那里,越军第308师刚刚开到。

 

冯明记得,到砚山的那天特别热,她吃到了早熟的荔枝。

当年才16岁的越语翻译丁苏萍在40年后向笔者回忆说:

那时候,真觉得天下没有比翻译更难的事了。在云南砚山整训越军主力团的时候,受过大学教育,越语汉语都说得呱呱叫的也就那么三几个人,我们管他们叫“大翻译”,他们负责首长之间和上大课的翻译。再往下,就靠我们这些小翻译了。

我出生在越南高平,是华侨的女儿,小时候读过四年书,13岁那年参加了“边纵”文工团。按说,我的越语挺流利,可那全是生活用语,要我理解军事用语已经困难了,何况还要翻译呢。我被分在越军“首都中团”的一个营,越南营长叫黎永明,中国顾问是李云龙。他们说的那些军事术语我从来没有学过,实在叫我为难了。可我倒也不怕,能翻多少是多少,嘴里说不出来就用手比画,再不行就实说我翻译不了。这时,他们也会换一种说法。我一身军装,越南官兵对我挺尊重,顾问也慢慢理解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当然,笑话闹了不少。我们这些年轻姑娘初上练兵场,甚至有把步枪准星翻译作“蒜头”的。翻译到后来,我们比较顺当些了。但这时,越南部队也快回国了。

 周希汉军长负责整训越军主力团

中共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军委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要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给13军的总原则就是:“有求必应。”

第13军军长周希汉亲自拟订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副军长陈康先期赶到砚山布置。不久,周希汉带领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等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赶来,换回了陈康。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高文庆、双豪先期来到中国境内,和周希汉商议了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高文庆和双豪向周希汉递交了印支共中央总书记长征的亲笔介绍信,翻译当场口译。长征在信中说,现在派出越南人民军主力部队到中国整训,希望中国同志不要客气,把我们的子弟也当作你们的子弟……信中表达的诚挚之情,使在场的中国将领不禁为之动容。

双方议定,越军第308师所属各个战斗单位在越南河江省集结,集结完成一批即从麻栗坡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边界的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一过清水河即由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在麻栗坡不行,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来县城地处山沟,太局促了。放在麻栗坡后50余公里处的文山县城也不行,因为解放军正有一个团在那里剿匪作战,不便于军队训练。于是,再北去35公里,周希汉军长将越军整训地点确定在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13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5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军第308师。

从1950年5月7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解放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翼布置了警戒。越南部队来到清水河边,把各种枪支放在国境线越南一侧的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少枪支。中方即表示,凡越方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第308师开进中国境内两个团,但它的第36团被法军隔断在红河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云南人民沿途箪食壶浆相迎,路边还打出了大幅标语:“欢迎两广纵队!”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褛,绝大部分人打着赤脚,面带菜色。可是,一到砚山,情况就全变了。当一个班走进安排好的房子,就会看到里面已经搭好了12个铺位,铺位上挂着12顶蚊帐,12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10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第308师的整编完全按照解放军主力师的建制进行。越军官兵高兴极了,第130营陈营长进屋看到这些装备,竟一下子跳了出来,拉着中国军官的手说:“太好了,这都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胡主席和你们毛主席是老朋友!”

1950年6月初,除第36团以外,预定的第308师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第308师(大团)——就在云南砚山县正式集结编成了。

整训随即开始,周希汉和吴效闵登台为越军干部讲课,越军连以下军官和战士则主要在练兵场上接受战术和技术训练。

为讲课,周希汉、吴效闵很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商量,得先摸一下越军的情况再讲才有针对性。可是怎么摸呢?周希汉出了点子,双方先交流情况,着重介绍本部队打得较好的一个战例。

吴效闵手执教鞭,为越军军官讲解了第13军在淮海战役中沈庄战斗的战例。吴效闵是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又是战斗的亲历者,讲得绘声绘色。讲课结束,越军干部走出屋子,师政委双豪亲热地搂住第13军作战参谋李挺的肩膀,说:“真不得了,一个战役歼敌55万人,这么大的战役我们可打不了。”

 

越军第88团团长泰勇是一位在战斗中右臂伤残的战将,他在图表和照片前向中国军官介绍了不久前越军攻打法军据点的一场战斗。在那里,法军以一个连驻守,越军集中将近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战斗持续三天,最后将法军逐出据点。这是越军近期来组织的一次较大战斗。

听泰勇大体说完,吴效闵显得不耐烦了。天气正热,他把原先坐着的一条长凳翻倒在地,四脚朝天,自己双臂一弯,枕着后脑躺在凳腿中间。他问泰勇:战斗发起的时候,你们营、团指挥所设在哪里?回答是,营指挥所距离敌人800米,团指挥所距敌2000米,重机枪阵地设在营指挥所前面一点的地方。

这和解放军在战斗中指挥所靠前的做法有一些距离。吴效闵一时失态,脱口而出:“什么战术,完全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句话,越军干部大都听懂了,满室默然。

这天讲越军战例时越军指挥员高文庆不在场,第二天,他来到了周希汉的屋里,提意见说,昨天有位同志批评我们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不妥当。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希望不分彼此,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确实缺乏经验。

正巧吴效闵也在屋里,高文庆不认识吴效闵,闯进来就直率而言,把吴效闵弄了个大红脸。

不过有此插曲,双方的了解总归是进了一层。周希汉、吴效闵再讲起课来,针对性强多了。周希汉的讲课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三种武装力量开始的:游击队、地方武装、正规兵团。战斗方式也主要有三种: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最后,逐步过渡到以攻坚战为主。周希汉的主导思想十分明确:要让越军了解和掌握打歼灭战的战法。

第13军还抽出一部分连、营干部训练越军的战斗技能,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战术训练,还有抵近爆破、扫雷、设障,以及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方法等。越军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他们果然发展了这一战法,使它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的常用战法。

越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高文庆、双豪告诉周希汉,第308师整训后,预定的战斗目标是解放老街。

周希汉叫来作战参谋李挺交代说:“给你一个连,用一个月的时间,让越南同志提供情况,仿造一个老街法军阵地,好让他们针对性训练。”

李挺按照军长指示四处踏勘,终于找到近似地形构筑了土木工事。这工事在当时看来已经是非常坚固的了,但半年多以后他亲自来到老街跳进法军工事一看,才知道法军设置的是混凝土永固工事,实在是比他的仿设阵地坚固出好多倍。

阵地设置完备,解放军训练分队为初到的越军作了破障爆破演示。

假设敌依托山梁构筑了碉堡,阵地前设置了多道铁丝网。攻击分队发起进攻前进行了炮火准备,将堡垒群淹没在浓重的硝烟里。然后爆破手突前,在火力掩护下炸断铁丝网,后续爆破手跟进,撕开第二道铁丝网……最后一个爆破手则把炸药包送到了碉堡的枪眼下面,随着一声巨响,混凝土碎块飞向天空……战斗集群发起冲锋。

一位凝神观看的越军指挥员对站在身边的第13军侦察参谋张秀明说:“这真是打仗的样子。前些时候我们进攻安沛,一共只有一门山炮,三发炮弹,也作炮火准备。三发炮弹打出去了,我们从距敌1000米的地方开始进攻,冲到离开法军500米的地方,法军开火压制我们,我们就不能动了,只好退回来。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炮火,也照着你们这个办法打,法国人挡不住我们。”

演示之后,越军也按计划进行了实兵演习。中国军事顾问担任连、排长,越军排级军官当战士向仿设的法军阵地实施攻击。这样的演习增强了越军指挥员在实战中近战歼敌的意识。但是,演习过程中也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故。

演习中进行了实弹炮火准备,特意调来了九二式步兵炮作抵近直瞄射击。由于协同不好,一个炮手瞄准出现偏差,一发炮弹落在了越军冲锋的散兵线上,七人同时负伤。

双豪目睹了这个场面,沉痛地搂住李挺说:“我们伤了七个人。我们的干部很宝贵,实在伤不起呵。”

周希汉军长闻讯赶来,到医院看望了负伤的越军干部。

第13军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308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还提供了12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第13军山炮大队为此专门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长、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教练,最后还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了越军。这些骡马都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在交付骡马的那天早上,王砚泉正好从一旁走过,他看到好几位驭手抱着骡马流泪,一边把豆子塞到骡马的嘴里——他们和这些无言战友从此就要分手,再也不会见面了。

事实上,向越军第308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超过了解放军。第308师得到了十门五七式无后坐力炮,这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还没有使用过就先装备了越军。

 

一个炎热的上午,田大邦、赵瑞来来到越军第102团驻地。团长武安上前向顾问敬礼,说:“我团刚刚发到五门新式火炮,大家以前见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使用,请顾问为我们示范。”

在闪动着蓝色微光的火炮前,田大邦、赵瑞来暗暗吃惊。他们虽然身经百战,却也都是第一次和这样的无后坐力炮谋面,甚至比越军还晚了一步。田大邦悄声问赵瑞来:“这是什么炮?你会打吗?”

赵瑞来没有慌神,他从武安团长手里接过说明书,很快就看懂了,吩咐下午实弹射击,演练一番。在靶场,赵瑞来示范操作以后请一位越军士兵“立姿射击”,打一发试试。也许是翻译发生了细微的差异,越南士兵立正肩炮射击。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焰从他肩后喷出,炮管的震荡使他猛地踉跄一步,大惊失色。这几位中越官兵一起领教了无后坐力炮的神力。

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在回忆录里写到了越军精锐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整训的事情:

到中国的部队,除了重新装备武器外,友方还帮助训练攻坚技术,特别是爆破技术。以前由于没有炸药,我们还没有使用过这一技术。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可以实弹射击,战士们进步很快。看到我国部队从干部到战士听讲时都能迅速笔记,许多中国同志感到惊异,还曾以为我军中的知识分子太多!我们只好努力向友方解释,我们的多数干部是学生出身,而绝大部分战士是农村青年,许多人是参军后才学识字的。

……几个主力团冲锋使用的梭镖现在不用了,这还是第一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缺乏现代化武器设备,没有我们很需要的一些武器,如反坦克枪和高射武器。布鲁诺式轻机枪和马克辛重机枪太笨重,不适合我军小个子。第174团几年来在4号公路上作战,缴获许多法国、美国造的轻便现代武器。他们建议保存这些装备。总参谋部指示部属各主力部队都必须换装新武器,以便统一供应弹药。过去几年,战士们只希望手里有一支枪,现在不只有了枪,而且弹药也相当充裕。我军步兵团的火力与以前比较已大不相同。

梅嘉生、邓逸凡相聚北京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加紧配备人员,并在中越边界整训越军的同时,中国方面为即将迁入云南的越南陆军学校成立了顾问分团。原第4野战军第48军第143师师长张兴华由广东韶关调任顾问分团团长,他持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杜平的介绍信到北京向韦国清报到。韦国清对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就要在北京接见顾问团干部,你先住下等待,准备接受中央交予的任务。

1950年6月下旬,就在梅嘉生出任顾问团副团长不久之后,他在军政大学第3总队时的搭档,政委邓逸凡也来到了北京。邓逸凡是广东兴宁人,1912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做过文书、秘书等工作,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征战,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逸凡作为第115师的政工干部随军开进敌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此后,部队继续东进,邓逸凡担任过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邓逸凡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从参加红军之日起,邓逸凡就做政治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此时的邓逸凡并不知道梅嘉生的使命,因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和梅嘉生同时调动的。学期临近结束,他就得知自己要调动,而且是去北京,大概就是到总政治部去。刚刚于5月就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是邓逸凡的老首长,在江西苏区他们就在一个军团里,彼此十分熟悉。所以邓逸凡一待学期结束就来到北京,他打算问问罗荣桓,究竟分配自己去做什么工作。

罗荣桓一见邓逸凡非常高兴,说:“你来了,很好!家搬来没有?”

邓逸凡一愣,说:“没有呀,还没有通知我。”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罗荣桓说道,“已经决定把你调到总政治部来。”

“来总政做什么?”邓逸凡问道。

罗荣桓说:“来了再具体分配嘛。你先回南京去搬家,今天就不谈什么了,你在北京休息一下就回去,一切等来了再说。”

又要和熟悉的老首长一起工作了,邓逸凡很是兴奋,回到打磨场招待所就张罗着订票回南京。谁知道票一时还订不上,他只好等在招待所里。

 

第5章 中共中央的期望

朝鲜战争与中共中央援越部署

盛暑,6月下旬,华东平原上的小麦由南至北依次黄熟。

一列自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飞驰在一望无尽的大平原上,这趟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卧车车厢。车中最高首长是第3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另有一批人,则是由梅嘉生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部的师、团级军官们。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将在1950年7月下旬集中到南宁。除第2野战军已经派往中越边境整训越军第308师的干部以外,军事顾问团团部的团以上干部,则有机会去北京,由中央领导人接见,授予任务。

到达北京以后,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住进前门外打磨场乡村饭店,也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招待所。韦国清已经先一步住进了招待所的一栋小楼,他赶来看望将在越南共同战斗的新战友,这中间也有不少老相识。韦国清对他们说:“这几天不要外出,大家等待中央首长的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都是前方战将,新中国建立以后还没有到过北京,有不少人从来没有进过京城。他们兴奋不已,感觉到一定会见到领袖毛泽东,聆听他的讲话。

没有想到,他们很快得到通知:目前朝鲜局势非常紧张,中央领导同志很忙,接见暂时推迟。

几天后的6月25日,大规模的朝鲜战争爆发,接见再次被推迟。

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得到了另一层意义上的满足。既然接见推迟了,中共中央招待所就组织他们游览北京名胜。

金碧辉煌的故宫、琼岛绿荫下的北海清波、秀丽古朴的颐和园,还有汉白玉栏杆环抱的天坛祈年殿……古老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新中国战将们,对新中国的感受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

朝鲜战局从一开始就向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发展。朝鲜人民军于战争开始的当天清晨迅速越过“三八线”,开始进行汉城战役。人民军主力在西线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于28日占领汉城,进至汉江北岸。东线人民军部队则攻克了春川和江陵。

人民军在汉城战役中初战得手的战报传来,持续了两天的紧张空气飘然散去,顾问们等待的通知也来了:“明天,6月27日上午,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四位领导一起接见顾问团的同志们。”

 刘少奇、朱德叮嘱顾问团

中南海丰泽园中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四十余人,在上午早早来到了这里。偌大的颐年堂里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屋子一头放着的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颐年堂颇像个会议室。倒是屋内四周墙壁上挂着的清代宫廷字画没有撤去,引得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拥到墙边仔细端详。

忽然,听得工作人员用不大的声音说:“首长来了。”大家登时纷纷回到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迎接他们的是顾问们的一片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进屋子,在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只有王光美站在刘少奇身后。接着,大家也坐下了。

但是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主要和同志们谈谈去越南工作的问题。本来毛主席、周总理要一起和大家见见面的,但是朝鲜爆发了战争,相信你们也都看到报纸了。目前,战局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注朝鲜局势的发展,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只能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见面。”

刘少奇发问:“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朱德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推辞:“副主席先说吧。”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啊?可以提出来嘛,有话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在经历了一番思考之后,绝大多数顾问都已经决心服从中央的安排,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此刻来到中南海,更是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使命感。其实,在顾问团的组建过程中,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正式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刘少奇接着讲下去:“没有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这次你们去越南工作,是一件大事。去不去,是个原则问题,也是共产党员的立场问题。大家都是党员吧,共产党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我们国家是解放了。但是还要深刻地想一想,台湾还没有解放嘛,还有许多岛屿没有解放嘛,大陆上还有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毛主席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怎样理解呀?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甘心吗?”

刘少奇讲起了历史:“你们不是看过故宫了吗?李自成不是占了北京进了故宫吗?结果怎么样?李自成的部队骄傲了,以为大功告成,就是没有料到明朝残余势力勾结清兵进关,结果没有多少日子就完了。今天蒋介石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勾结起来反攻大陆,这个危险不是很明显吗?共产党员能掉以轻心吗?”

颐年堂里静静的,除了刘少奇的话音,就是钢笔尖在笔记本上划过的沙沙声。顾问们紧张地记录着,生怕漏掉太多。

刘少奇接着说:“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就是不仅要解放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同志们,想想这个任务有多大有多么艰巨呀!”

说话向来平稳、注重逻辑的刘少奇说到这里,也在话音中带出了情感:“我们现在的胜利只是开始,不是完成了任务。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骄傲,不能有享乐思想,不能松劲。就拿越南来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不亚于我们,所受的痛苦甚至比我们还重,如同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和越南是近邻,边界上的人民互有亲戚,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能坐视不救吗?如果说,越南再被法国占领,我们的边界能安全吗?他们被征服,我们就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援助越南,既是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胜利。”

刘少奇回忆起往事:“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流血、牺牲,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他们为的是什么?这就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要只看眼前,只看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要看远些,胸怀要宽广些,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气派。”

刘少奇说:“越南革命胜利不会太快,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我看三年的准备是需要的。今年要好好装备、训练部队,明年可以进行大的重要战斗。”

刘少奇讲完了,他看了看朱德,征询他的意见。

朱德说:“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成。”

刘少奇说:“你也讲一讲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要注意的工作方法。”

朱德不再推辞,宽和地对顾问们说了起来:“刘副主席讲的我完全同意,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这次你们去越南,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同时很光荣。你们去干什么呢?不是像外交官那样办外交,而是要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

朱德说:“去了还要了解人家的实际情况。人家也有经验,不要看不起人家的经验。介绍我们的经验也要切合人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照套我们的经验。比如,他们大体上和我们抗日战争时的情况相似,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呀?在有利的情况下打一打运动战呀?至于具体的作战方式,我看咱们的经验是可以适用的。要想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军队建设的经验我看都可以用上,那就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

朱德的讲话不长,他在快结束的时候说:“听说越南还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则。”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桌面上的一张纸,又把它拿起来,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物品的单子,有一些就不大需要,比如说皮鞋……”

话音未落,颐年堂里的顾问们发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朱德手里攥着的,是顾问团向中央提出的一张清单。顾问们要出国了,希望发一块手表、一支好钢笔,再发一双皮鞋。打了那么些年仗,大多数人已经多年没穿过皮鞋了,甚至还来不及拥有一双皮鞋。有的人,自小在牛背上长大,从来没有穿过皮鞋。

朱德显然不太满意:“到了越南还要住农村,又是稻田、水网、山林什么的,皮鞋就没有多大用处,背上还很重,还是多带点草鞋、布鞋比较适用。手表,是不是每人都要有一块呀?我看领导同志有就行了。还有派克钢笔,听说要几十万元一支(当时币制,1万元合人民币1元),写好字不在用什么笔,毛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钢笔,只有几支毛笔,有时也用铅笔。我看咱们新出的新华牌钢笔就不错,又便宜又好使,可以每人发一支。衣服,也不要像外交官,不要这个料子那个料子的。他们游击队都穿便衣,最近编了些正规军,听说正式军衣也没有发全。我们可以做一些像他们军衣那样的衣服,不要特殊……”

 

 邓逸凡意外受命,走进颐年堂

当朱德手拿清单还在讲话的时候,刘少奇走出了颐年堂,刚才秘书轻轻地告诉他,邓逸凡来了。

这天上午,邓逸凡没有出门,端坐在房间里等车票回南京。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个陌生人。来人问:“你就是邓逸凡同志吗?”

邓逸凡点头说“是”。

来人很有礼貌地说:“我从少奇同志那里来。少奇同志请你去,现在就走,车在外面等着。”

邓逸凡感到奇怪:“刘副主席怎么知道我到了北京?”邓逸凡和刘少奇是熟悉的,他们曾在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一起工作。邓逸凡深知刘少奇为人严谨,既然相召,必定有要事,所以跟着来人上车就走。

车开进中南海,径直开到了颐年堂前。

邓逸凡走向颐年堂,只见大门一开,刘少奇迎面而来。邓逸凡从开着的门口,看见了里面坐着的朱德、韦国清、梅嘉生。

刘少奇和邓逸凡打了招呼:“邓逸凡同志来了?来得正好,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了。逸凡同志,打算派你到越南去。”

“去越南?”邓逸凡以为自己听错了。

“派你担任军事顾问团的一部分领导工作,去越南工作一个时期。”刘少奇说得清清楚楚。

邓逸凡毫无思想准备,说:“少奇同志,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已经和我谈过话了,要我到总政治部工作。”

刘少奇说:“那就这样吧,这件事罗主任那里我去说。你去越南,是中央的决定。你现在就参加会议,等待主席接见。”

听到是中央决定,邓逸凡立即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于是邓逸凡也跨进了颐年堂就座。事后他才知道,就在顾问们齐聚颐年堂等待接见的时候,刘少奇会见了韦国清和梅嘉生,刘少奇问起:“在干部方面你们还有困难没有?”

韦国清说:“我和梅嘉生商量了,觉得还缺少一名政治工作方面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因为去了越南,我和梅嘉生的主要精力恐怕要放在军事上。”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需要政治方面的顾问。那么由谁来担当呢?你们提名,我来决定。”

梅嘉生说:“我在军政大学时的政委邓逸凡现在正在北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他能够担当这个重任。”

“邓逸凡呀,我熟悉,那就定了吧。他在哪里?”刘少奇当场拍板,于是就有刚才那匆匆的一幕。

邓逸凡刚刚坐定,就听得刘少奇说:“主席来了。”

毛泽东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听到毛主席到来的消息,大家一下子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只见毛泽东由王光美扶着从他居住的菊香书屋走进颐年堂。在此之前,谁都不曾留意王光美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大家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毛泽东挥起了手说:“唉,睡不着啊。”他先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交谈片刻,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逐一握手,并且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在顾问中间,毛泽东认出了曾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和中央警卫团工作的老红军张兴华,笑着说:“你是江西兴国人,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样,到越南去有准备吗?”张兴华回答:“坚决服从命令。”

当毛泽东回到桌前的时候,刘少奇提议他向顾问团作个讲话。

毛泽东说:“你们都讲了吧?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刘少奇、朱德,还有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都请毛泽东讲一讲。

毛泽东点头了。他转身要顾问们坐下,自己就站在顾问们中间说了起来:“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艰巨的任务,希望你们做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地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义务。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要同情他们,还要伸出双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还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态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你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也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和刘少奇说话的细密不同,毛泽东讲起话来音调高亢,富有诗人的感染力。他在谈到为什么要派顾问团的时候说:“同志们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同志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许多越南同志为中国的革命流血牺牲。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就是在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这么做的。”

毛泽东提高了语调:“人家有国际主义思想,我们也应当有。中国有一句古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另外,春节期间我去了一趟莫斯科。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在回中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到这个问题,胡志明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但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土顾问呀。”

讲到这里,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他接着说:“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罗贵波同志先到越南去了。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就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同志们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赓同志先一步进去,他和胡志明同志熟悉,并且已经在边界上帮越南同志整训部队,装备武器。他去了协助你们工作一个时期。”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出去,中央决定请韦国清同志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们又想让韦国清同志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很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他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同志。”

讲到顾问团工作任务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越南同志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打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得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

“当然,”毛泽东话头一转,说,“不能忽视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的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毛泽东强调:“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作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三倍、五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胜。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去了要先集中些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要搞些炮兵,学会攻坚。不攻坚,就打不到援兵,就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你们去了,夜战近战、爆破、拼刺刀,都要教。还要根据人家的实际情况,传授我们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经验不问情况如何就去硬套,那要把事情办坏的。千万不可急于求成。从支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训练直到作战指挥作风,都要在实际情况中去提高他们。除了你们以身作则以外,还要把你们自己的经验教给越南同志。打一仗,进一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必要时在战斗间隙搞短期训练。功到自然成。也要耐心学习人家的经验提高自己,自己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帮助越南同志。”

接下来,毛泽东谈起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样当好顾问?这要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领导同志当好参谋。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所以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你们到越南以后,首先要和越南同志把关系搞好,为开展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又说:“我们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要戒骄戒躁。既然是诚心诚意帮助越南同志,那就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来做。有了这种思想,才能做好工作。你们到了越南,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要爱护那里的人民,要像在中国一样,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讲起了历史:“越南是怎么成了法国殖民地的呢?那是清朝末年,清朝腐败透顶,中法战争,中国本来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法国恐吓清朝,逼迫清朝签订了割地赔款求和的条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这样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本土被德国占领,顾不上越南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乘虚而入,控制了越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胡志明的游击队就进了河内,成立了政府。不久,法国夺回了本国领土,又出兵越南,把胡志明的游击队赶出河内。这时,我们正在打解放战争,也无法援助他们。现在,我们一解放,就开始援助……我们是共产党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和封建主义不同,和帝国主义不同。我们援助他们完全是无私的,是诚心诚意协助他们打败法国殖民主义,取得民族解放。胜利以后,他们将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

毛泽东的这番话,为顾问团工作定下了基调。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起了刚刚从越南回到中国的洪水。这是罗贵波到越南后不久处理的颇为棘手的事情。洪水回越南担任军区司令员,在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战功,但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终于到了很紧张的地步,以至于胡志明亲自找罗贵波谈了这件事,表示说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请毛主席予以批准。毛泽东熟悉洪水,很快答复同意,即由罗贵波负责把洪水护送回中国,来到了北京。1948年1月,洪水曾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1955年,他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这样洪水便成了新中国唯一一位授衔的外国将领。

 

第6章 陈赓秘密进入越南

  大将陈赓入越

1950年6月中旬,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接连收到中央电报,命令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中共中央在6月18日给陈赓的电报中说:

你去越南,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项情况在内),及我们可能的援助(特别注意物资的运输条件),拟定一个大体可行的军事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输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后勤,进行作战。这个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并需越共中央同意。最近越共中央提出很多要求,并拟在1950年内组织与装备六个师约十万人的部队。我们觉得他们的要求缺乏周密的计划,似乎不很切合实际,难以行通,特别是目前的运输条件及越南的经济条件,在目前不可能组织这样大的部队。望你在越南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和越共中央一道,共同拟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同时,应将我们援助他们的计划也加以拟定,报告中央批准后实行。

战争环境中,情况瞬息万变。6月21日,罗贵波电告中共中央,在老街的越军缺乏粮食,难以实施原定作战方案,印支共中央和总军委决定暂时放弃老街战役,改而进行高平战役,争取在7月下旬开始。考虑到在云南整训的第308师对高平较为熟悉,拟将该师调往高平作战。

接到这份电报的次日,6月2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赓,要他准备尽快出发去越南协助组织战役。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广西省领导同志:“现在云南整训的越南部队约1万人,准备于12~15日由砚山启程,7月下旬到达靖西,并准备作战。请你们指示沿途给予帮助,并替他们选择集中地点,代为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该部队到达靖西后,如枪械军火有所不足,向你们要求补充时,你们应尽可能给予帮助。”

陈赓行事果断,即刻确定了随同他赴越的工作班子。他们是:第4兵团宣传部部长曾延伟、兵团作战处副处长王振夫、兵团军械处副处长杨进、兵团机要处副处长刘师祥、第14军作战处处长梁中玉、后勤处处长张乃詹、副师长王砚泉、炮兵团团长杜建华。

和陈赓一起去越南的,还有原边区纵队参谋长、36岁的黄景文和团政委黄为。这两位都是“越南通”。

原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主力由司令员曾生率领,经海路撤到山东烟台。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南路武装坚持粤桂边地区游击战争。1946年2月,由于受到国民党军压力,经中共南方局与越南党商洽,南路武装主力第1团由团长黄景文率领,大部入越整训,余部原地坚持斗争。

黄景文率部入越后,曾协助越军在北江和海宁省与法军作战,得到越方称赞,为此黄景文于1946年10月被聘请为越南高级步兵学校(校址在义安省)顾问。黄景文化名“陈光”,刻苦学习,越南语水平明显提高。

1947年,在越南整训的解放军部队于10月返回国内,于1948年初编入新成立的“滇桂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黄景文任一支队司令员。1949年7月,“边纵”改称“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仍为“边纵”,庄田任司令员,林李明任政委,黄景文任参谋长。

有这个背景,边纵参谋长黄景文入越自然顺理成章。据黄景文夫人李夏湘后来的回忆,陈赓组织入越工作班子的时候,黄景文主动请缨说:“请组织让我参加顾问团吧。我对越南的情况熟悉。”

考虑到随行电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军区、在越南的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和第4兵团司令部这四个方面保持及时联系,刘师祥带上了三个机要员——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为了及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还从兵团新闻科调来了机要员赵锡峰。

一声令下,代表团成员齐聚昆明。

第40师副师长王砚泉还在滇西南凤庆地区指挥剿匪作战,并且刚刚完成了对赴越军事顾问团干部的选派。待接到兵团命令急返昆明的电报,他就只有纵马飞奔了。赶到大理的时候,王砚泉遇见了要去昆明向军事顾问团报到的第119团团长田大邦,两人结成一路急如星火般来到昆明。陈赓一见王砚泉,大声说道:“回来得真快,跟我一块到越南去打一仗吧。”

随陈赓出发的干部们都很愉快,几年来他们跟随陈司令员出征,捷报频传,信心十足。只是28岁的刘师祥原打算7月里和同在一个处的女机要员张瑞云结婚的,这下子婚期可就不知道要推到哪一天去了。

陈赓细心地为印支共中央准备了礼物——从香港买来的一批收音机、手表和钢笔。他还为罗贵波带上了慰问品,加上别的,林林总总,足足用了20头骡子驮运。

临行之际,陈赓的考虑颇为周到。6月28日,他致电中共西南局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我决定于7月5日由昆动身赴越,但我应以何名义去越,请即示之。”

6月30日,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复电:“陈赓到越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陈赓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他被赋予全权,入越后即为中国派出的最高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代表中共中央作出决断。而罗贵波则是中共中央派往越南的联络代表。

毛泽东对陈赓的军事才能完全信任,他同意越方改打高平的决定,于7月2日致电印支共中央说:“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后来,陈赓的出发日期略有推迟。

7月7日早晨,一列小火车静静地滑出了昆明火车站,向南驶去。车窗里,有人想贴着窗户往外张望,一看到路边有人,又急忙缩了回去。他就是陈赓。清晨,陈赓吻别了当年4月8日才出生的女儿小进。算起来,小女儿再过十天就过百日了。

在一个警卫连护卫下,陈赓率随行人员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

 

辗转南下,朝鲜战争风云激荡名将心胸

小火车在云南的群山中曲折行进。这条窄轨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占据越南之后,为了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中国的云南而在20世纪初修建的。铁路随山势蜿蜒,火车不能开得很快,看沿路水光山色却是再好不过的。但此时此刻的陈赓,一路凝思着越南战局,已经无暇顾及风景。他的思绪还不时飘向北方,飘向遥远的朝鲜战场。在前去开远的小火车上,他叫过刘师祥,布置了此行机要工作的三项任务:及时翻译电报,接收新华社播发的《参考资料》,收录中央电台的新闻。他吩咐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到播发新闻的时候,电台停下来接收。

此时,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吸引着整个世界的注视。朝鲜人民军利用突然作战的效果,在雨幕中突破“三八线”,迅速击溃了对手,于1950年6月28日占领汉城,又将主力分为东西两线大举向南推进。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参加朝鲜战争。7月1日,美国陆军第24师先遣部队抵达朝鲜。5日,美军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北进至鸟山地区,遭到疾进的朝鲜人民军重创。但是,美军还在不断登陆,朝鲜战争复杂化了。

1950年7月1日至6日,朝鲜人民军实施水原战役,主力强渡汉江,于7月4日击溃水原之敌。为了赶在美军主力展开之前歼灭锦江、安东当面之敌,人民军马不停蹄,在南线成立方面军司令部,于7月7日发起大田战役,意在迫使敌军主力决战,进而解放全部国土。

这些,就是出发当日陈赓最关心的天下大局了。

小火车的轰隆声在滇南的崇山峻岭中不时唤来重重叠叠的回音。一代名将陈赓,又要为自己的历史翻开风云变幻的新一页了。

陈赓,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县农村,原名陈庶康。陈赓的祖父陈翼怀出身寒苦,因娴熟武艺,早年投入湘军,逐渐升为军官,中年后解甲归田,成为当地富豪。陈翼怀的经历对幼年的陈庶康颇有影响。20世纪初的湖南,新思想、新潮流如春风拂地,润物无声。陈庶康6岁入私塾,几年后厌倦了“四书”“五经”。12岁时,陈庶康进入湘乡县东山书院读书。这座新式学校颇具盛名,陈庶康入学之前五年,毛泽东也曾在此书院求学,并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

来到东山书院的陈庶康,广泛涉猎各类图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父母做主,为他挑选了一位年长两岁的姑娘,要他回家即刻成亲。无法容忍这一事实的陈庶康愤而抗婚,像祖父那样离家出走,投身湘军,从此更名陈赓。最终,他迫使父母亲赔送钱财,把陌生的姑娘送回了娘家。

陈赓却从此自由了,尽管这时他只有14岁。他扛着几乎与自己等高的步枪连续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以及此后湘军进行的多次战斗。

在战阵中驰突四年后,18岁的陈赓对战争失望了,退伍来到长沙铁路任职,在工余刻苦学习文化。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英语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时,他特别希望借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用科学救中国。在长沙,陈赓曾进入自修大学学习,听过毛泽东、邓中夏等人讲课,并在何叔衡、郭亮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下,于1922年12月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此后,陈赓曾到上海大学学习。1923年冬,他考入设在广州的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政府“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次年春成为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就学期间,陈赓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

黄埔军校毕业后,陈赓留校任连长,先后两次参加了广东革命军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9月,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的东征军进攻广东惠州,陈赓是主攻连连长。他英勇善战,破城有功,战后即率连队调任总指挥部警卫。在当年10月27日的战斗中,蒋介石亲自到前线指挥,突然与粤军林虎所部遭遇被围,部队被打散。万分危急之中,陈赓背起蒋介石突出险境,此后又单独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徒步百余里,找到周恩来、何应钦,让他们派兵接出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件事念念不忘,陈赓也由此被誉为“国共合作的典范”。

大革命失败后,陈赓跟随周恩来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起义。陈赓在起义后南下作战时腿部负重伤,辗转来到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他进入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第12师师长,打仗时连战连捷,成为著名的红军战将。次年,陈赓在作战中腿部再次负伤,潜回上海治疗,伤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送交蒋介石处理。因陈赓与蒋介石有东征时的一段故事,更兼宋庆龄等人积极营救,陈赓被释放。他回到江西苏区后任红军第1步兵学校校长,随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陈赓是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麾下的第386旅旅长。他屡建功勋,是抗战名将,所部逐渐壮大为太岳纵队。解放战争开始后,陈赓率部于1946年秋连续进行了闻夏、洪赵、临浮战役,歼敌2.5万人。1947年8月下旬,陈赓率领太岳兵团8万余人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连续作战歼敌4万余人,积极配合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大别山地区的战略挺进。陈赓从此成为解放军在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上独当一面的将领,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

陈赓兵团在中原地区吸引住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陈赓兵团是围歼黄维兵团的主力。

1949年4月,陈赓指挥第4兵团渡过长江,进军江西。10月,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陈赓指挥两个兵团22万余人,作战月余,解放了广东全境。之后,陈赓参与指挥了广西战役。随后指挥了进军云南的滇南战役,活捉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解放了云南全境。至此,陈赓也完成了他在中国大陆上的主要战斗使命。

在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陈赓名副其实地身经百战。以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绩作统计,陈赓所率兵团,从山西太行山出发,最后转战至云南,总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部队50.3万人。在日后授衔的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陈赓大将在解放战争中所指挥的总兵力,仅次于粟裕而居第二位。

历史与陈赓有缘,总是将充满传奇色彩的使命放到他的肩头。

 

陈赓说,东南亚问题不解决死不瞑目

1950年7月7日下午4时,陈赓到达开远,再往前就不能坐火车了。

晚上独坐灯下,陈赓取出一个新笔记本,提笔写日记。笔记本是出发前夫人傅涯递到他手上的。陈赓和傅涯感情深切,他们之间有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约定,但凡陈赓率军出征,傅涯不在身边,陈赓天天写日记,待相聚时就把日记交给傅涯收存。于是每当陈赓整装待发之际,他总会接过妻子递来的新笔记本。解放战争中,陈赓驰骋疆场,和傅涯离多聚少,因此留下了大量日记。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陈赓即将挥师南下,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动议和批准,傅涯调到第4兵团随军南下。这一年来陈赓基本上停止了日记。现在,陈赓又要写日记了。多亏傅涯的这本新笔记本,它留下了陈赓在越南经历的翔实记载。

第二天早晨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能行,只好等了一天。

7月9日,陈赓一行继续南下,途中遇雨,坐在敞篷卡车上的官兵被淋得浑身透湿。当晚,陈赓接到罗贵波转发的印支共中央电报,通知陈赓,越军总部改变了原定的攻占老街的计划,打算改向高平进攻。

10日中午,陈赓到达砚山,立即安排会见了越军师、团级干部,听他们介绍了整训情况。当晚又听取了第13军军长周希汉和越军第308师中国军事顾问吴效闵等人的汇报。陈赓得出一个清晰的印象:越军“月余训练成绩很大,初步解决了战术思想问题,特别是炮兵射击、爆破及机枪使用,取得很大成绩”。

周希汉汇报时坦率地告诉陈赓:“我军总的说来和越南部队相处不错。但是,越军连以上军官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文化程度比中国顾问高,看不起我们的顾问,认为我们土气,打国民党行,打法国兵不一定行。”

“是吗?”陈赓虽有准备,还是敏感地问道。

“是的,有这个问题。”周希汉回答。

陈赓在砚山停留了两天,这期间他细细阅读了原越南西北战区政委、现任第308师政委双豪关于越军西北战区状况和越军现状的报告。双豪的报告语言朴实,陈赓深感满意。

从到达砚山开始,陈赓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中越两党、两国合作粉碎法军的全盘计划之中。他会见了即将随同第308师开往越南的二十多位中国军事顾问,作了一番鼓励。他第一句话就逗乐了众多部下:“兄弟受中央委托,前来解决东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不解决,兄弟我死不瞑目。”至于顾问们的归期,陈赓说:“现在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胜利,可是你们的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吃点苦,还要跟我到越南打仗去。你们想回来,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战死疆场,光荣了,我把你运回国内;二是打下河内,我用飞机把你们接回来。”

在砚山,陈赓有一个意外收获——从周希汉处得到了精通越南语的翻译周毅之。

周毅之是一个越南华侨的儿子,1919年出生于越南河内附近的河江省。他的幼年在越南度过,小学毕业后父亲把他送回中国上中学。抗日战争中,周毅之就读于西南联大新闻系,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由大学同学进而相恋。上大学期间,周毅之、傅冬相继接触了中共组织。抗战结束后,周毅之、傅冬到北平,在《平民日报》当记者。1947年,周毅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傅冬也于同期入党。在平津战役中,为了促成傅作义将军起义,傅冬、周毅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毅之进入复刊的《北平解放报》工作,1949年秋南下,随陈赓的第4兵团进入昆明,参加创办《云南日报》。为时不久,周希汉为砚山训练越军寻找越南语翻译,很自然地把周毅之找上了。在砚山,周毅之是周希汉身边最得力的越南语翻译。

现在整训越军事毕,陈赓要去越南,看到周毅之越语非常出色,点名要周随行。

打好第一仗将影响战略全局

1950年7月13日,陈赓一行于中午来到云南省文山县城。设立在文山县的文山地委负责人庞自、安朗、马丽用云南“过桥米线”做午餐招待。大概是陈赓的思绪还盘绕在中越双方的错综关系中,或者是他实在天生爽直、幽默,他一只脚刚刚踏进地委办公室,见面前端坐着三个人,还没有问一声谁是地委书记,就大声责怪起来:“你们有没有搞大国沙文主义?那是要不得的。我们是大国,人家是小国,小国就有小国的难处,我们要体谅,不能摆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知道吗?……”

庞自等三人全愣了。事后回想起来,觉得陈赓所指,或许是说解放战争时期,我滇桂黔边区纵队一度退入越南,对当时越方还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一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显得太不顾人家的实际情况了。当时,庞自等人没作什么解释,但是陈赓这番突如其来的话,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直到几十年后还很深刻。

滇南公路至文山而断,陈赓等弃车乘马进发。7月16日,满天雨水之中,陈赓一行人来到了临近边境的麻栗坡县城,越南河阳省委已先期派人来到这里迎接。

当晚,陈赓召集随行人员开会,向他们明确宣布此去越南的任务:第一,协助印支共中央确定切实可行的边界战役作战方针,拟订具体的作战计划,并协助越方实施战役指挥;第二,根据战役计划,确定向越方提供物资援助的计划,协调各项援越工作;第三,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建军工作。

 

陈赓说:

援越抗法,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援助邻国抗击外来侵略,是我们党第一次直接帮助兄弟党打仗。我们受党的委托到越南工作,肩负着国际主义的崇高义务,这项工作是光荣而艰巨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和国家,必须非常谨慎。边界战役,就其规模来说算不上个大仗,但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次战役对于越南抗法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仗。这一仗打赢了,整个越北战场的局势将为之改观。现在我们既不熟悉敌人,对越南人民军也不够了解,要当好参谋,出好主意,很不容易。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任务的困难所在,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军打赢这一仗。

由于在这天的行程中被雨水浸泡,到了晚上,陈赓负过伤的双腿开始隐隐作痛。不过,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以颇为优美的笔触写下当天日记:

因雨迟至8时才出发,路上泞滑,前仆后继。沿途山峰壁立,树木耸天,风景之佳,甲于江南。到达麻栗坡,已下午2时。镇不大,峡谷中,两山环抱,清洁幽雅。距国境仅五十余里。

第二天,陈赓在麻栗坡休息了一天,也许是希望双腿的疼痛能够消失。他在这里反复思考即将开始的越南作战。当天的日记表明,先克高平,已是他首战越北的中心点:

整日考虑越南作战。越南作战方针,应该是争取完全主动,求得消灭法帝机动部队为目的,改变敌强我弱之局面。高平作战,应该是围困高平,引诱谅山之敌增援,求得在运动中歼灭其5个机动营。如达到此目的,对越北作战即有决定之胜利意义。

来到麻栗坡,陈赓接到了两份电报。一份是西南军区司令部来的调令,调王砚泉去东北长春航空学校任校长。陈赓找来了王砚泉,把电报放到他面前问:“怎么样,你是去长春当校长,还是跟我去越南打仗?”

王砚泉说:“我愿意去越南打仗。”

“想好了啊。”陈赓说着收起电报,“西南军区由我去解释,你可是想好了要去打仗的。”[1]

这份电报好处理,但另一份电报就让陈赓颇费了一番思量。电报是云南省委发来的,认为周毅之去越南可能不妥,电报说周毅之在越南期间曾惹出过麻烦,如今与越南方面修好关系事大,如果周毅之去了越南有所不便,还不如不去。

陈赓唤来周毅之,告诉他云南省委对他去越南有疑义,是不是以不去越南为宜?周毅之很爽朗,说,不去就不去吧。

可是当天晚上周毅之却睡不着了。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在越南工作期间坦坦荡荡,如果在过去的工作中有一些误会,去越南反而可以加以说明。

次日一早,周毅之找陈赓说明情况。

原来,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周毅之又来到了越南。这时,他已和中共组织有了密切的联系,他一边在河内的中华中学教书,一边接受中共组织的领导,作为“越华通讯社”的员工从事新闻工作。当时越南的情况十分复杂,周毅之的领导人与印支共方面出现过一些误解。本来事情不大,却因战局突变,印支共中央撤出河内,彼此都失去了说明的机会。1946年12月,周毅之到距离中越边境不远的谅山看望亲戚,不料大规模的越法战争爆发,他回不了河内,就越过边境回了祖国。

周毅之断定,省委所说的情况本是很小的误会,他去越南反而有助于情况的澄清。

听了周毅之的说明,陈赓大加赞赏,说,心中坦荡的人就应该这样,心正不怕鬼叫门,既然没有事就要敢于为自己负责。他举自己的往事为例,说他在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时,也曾有一事引起上级怀疑,他就跑上门去说,你不是怕我有事吗?现在我来了,接受审查,我们当面把事情说明白。结果问题迎刃而解。

陈赓拍拍胸脯,非常肯定地对周毅之说:“我们一起去越南,这件事由我负责。”

陈赓于7月18日离开麻栗坡。临走,他问麻栗坡负责人徐德钧:“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

徐德钧想了想,说:“我们的重武器不足。”

陈赓立刻拿起笔写了一张条子,请他到文山向第13军所属部队领取两挺重机枪。

徐德钧堆满了笑容为陈赓送行。当陈赓的队伍已经在峡谷中消失的时候,徐德钧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叫道:“忘了,应该告诉陈司令我的电话还不通。”这时候,遥望南方,只见一江波涛南去,两岸山势耸立,蓝天之下,唯有满目绿色了。

离开麻栗坡,山路更加逼仄崎岖,有时还可以骑马,更多的时候则只能步行。陈赓顺着盘龙江南下。巴巴傲、落水洞、坪寨……一个个富于南疆韵味的地名、村落闪到这支队伍身后去了。海拔高程越来越低,两边山峰愈见高伟,天气则越来越热起来。当晚,他们宿营交趾城,这个地名简直就是越南的代称了。

在走向国境线的路上,山势重叠,有几处飞瀑直下,风光甚美,但遗憾的是雨后泥泞,难于行走。在一处山间瀑布前,陈赓招呼大家休息片刻,却闻得耳边有人抱怨:“这哪里是路,简直是烂泥塘!”

陈赓接住话头说:“我们到越南去,去做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先付出一点国际主义代价也是应该的。”他环顾四周,将自己的感慨寄予青山绿水:“要离开祖国了,这里风景挺好,我们在此留影作为纪念吧。”

[责任编辑:贾丕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