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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为娶徐志摩前妻 殴打发妻逼其离婚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彝、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一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路途,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的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劢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并不十分踊跃。迨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第五任的太太。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惯伎,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惟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也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声昭著,每个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称为“罗隆基花生米”。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开始远走高飞,有的远适异国。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称的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恰巧罗本人那时也为了行动的不得自由而苦恼。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动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全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进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两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罗袁双方也为了颜面关系,互作让步了事。

不过,经过这次闹剧演出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艳事到底揭开了。关于浦熙修这个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四十二岁,和袁子英结婚也已十多年,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罗的接近,还是在重庆做《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种下了这桩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则任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罗和浦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这件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很使人注意。因为三个主角中,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名记者,一个是现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请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受旧礼教束缚”。当中只有罗隆基也许还想自辩,但他的行动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国内地易手后,罗滞留在故都,行动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锋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过享年六十多岁。

罗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称。他在《新月》发表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汇印成书,名曰“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在自然成了绝版书。新月社在今日自然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一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观乎罗隆基、闻一多辈的行径,堪作这些话的注脚。当年新月社这一伙人,今日都已风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适异国,有的已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数老而弥坚,尚闪耀着他们本身的光芒。

本文摘自《文人的另一面》,温梓川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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