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 正文

“十三五”古籍出版集中发力

 

□记者 章红雨 文/摄

“无论是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都始终坚持古籍出版的方向。”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的一席话,道出了第31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的主旨。

6月13日,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36家成员单位汇聚桂林,围绕《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畅谈“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大家聊业务、说经验、通信息,在并不充裕的时间内实现了有“收获”。在这些“收获”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发现,未来5年古籍整理出版界准备充分,正呈现出集中发力态势。

6月15日,全国文史图书展在桂林举行,古工委36家成员单位携千余种新书与读者见面。

“国家队”引路 地方队紧随

在古籍整理出版界,中华书局的引领地位有目共睹。“十三五”期间,中华书局的发展思路令人关注。对此,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会上介绍,“十三五”期间,中华书局努力实现两个转变,即从传统文化图书产品出版商向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服务商转变,从单一的纸质产品为主的传统出版企业向纸质、数字出版和相关文化产业并举的现代文化企业转变。

在“双效”方面,徐俊的详细描述是: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一个有担当的文化企业。到2020年,中华书局力争销售码洋达到7.3亿—8亿元,营业收入达到3.6亿—3.9亿元,利润达到4800万—5400万元。

龙头社引领,其他古籍社也不甘示弱。高克勤说:“确保上海古籍出版社专业出版能力在全国古籍类出版社中名列第二,发货总码洋在1.6亿的基础上逐年增长到2亿,利润指标在‘十三五’期间突破1000万。”

“定目标、抓规划、强重点、做精品、减品种、去库存、提效益。”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为本社梳理的21字发展方针,实际上言简意赅地表明了未来5年古籍出版界发展大方向。

完成“十三五”项目是首选

今年5月中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受到古籍出版界密切关注。记者在年会上注意到,不少古籍出版社社长对本社入选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及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的项目数量均给予着重介绍。比如中华书局有16个项目入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有14个项目入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11个项目入选,岳麓书社有10个项目入选,三秦出版社有9个项目入选,天津古籍出版社有7个项目入选,广陵书社有4个项目入选、浙江古籍出版社有4个项目入选……

面对艰巨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记者发现各社尽管规模不一,但是社长们均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如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所说:“需要我们站在国家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的高度,站在做品牌的高度,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易言者介绍,“十三五”期间,岳麓书社首先要完成的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包括:《湖南文征》《八股文文话汇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校释》《湖南石刻文献集成》《王闿运全集》。

对于备受关注的《王闿运全集》,易言者表示,此为湖湘地方文献六大全集之一。今年4月6日,岳麓书社联合岳麓书院全面启动《王闿运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力争在3年内完成。

按时完成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也是广陵书社未来5年的目标。广陵书社社长曾学文介绍说:“我社此次入选的‘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有:《大连图书馆藏珍秘戏曲古籍丛刊》《清人著述丛刊》《历代著名文学家墓志笺证》《明清小说俗字典》4种图书,数量上居于全国中游,多属于中小型项目,我们更有必要和条件注重质量,打造精品图书。”

根据市场需求 拓展出版领域

今年3月,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此前的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因出版及时,随成果展进京,同样受到关注。

从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快速反应,不难看出最新出土文献选题成为有着古籍出版能力出版单位的关注点,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一个。据高克勤介绍,在该社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的14个选题中,有7个选题与考古有关,如《古汉字发展论及字形表》《晋侯墓地》《白鹤梁题刻研究丛书》《甲骨文合集三编》《山东省博物馆藏甲骨集》《甲骨文合集三编》等。

其实,在做深做透传统古籍出版的同时,拓展文物考古与古文字、地域文献、文博艺术画册与线装书、大众读物等板块,让这些板块成为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绝非仅江西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少数几家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等不少出版单位也是如此。

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介绍说,在充分发挥原有古籍图书项目出版基础上,目前中国书店已经开发出古籍图书项目的普及型延伸产品,如书法、古琴等。此外,还有从传统典籍中开发出的适合当代人需要的文化衍生品。

有产品还要让读者“品尝”体验的感觉。线装书局常务副总编辑任梦强介绍,线装书局正在推进线装书阅读体验馆建设,这个设想得到了宁波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双方将合作在宁波启动这个文化项目。

地方古籍出版 蓄势待发中

在古工委36家成员单位中,不少是来自地方的古籍出版社。记者注意到,陕西、北京、河南、安徽、山东、浙江、吉林……虽然大家所在省份不同,但是各自的心愿却一致:希望能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作出贡献。

“继续加大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力度,特别是周秦汉唐金石文献的整理出版,这是陕西乃至西北优势古籍资源,我们将按照立足陕西、抢滩西北的思路,加快推进《陕西石刻文献集成》《关中地区出土西周金文编》《秦出土文献集成》《唐代石刻文献编年辑证》《唐代石刻文献》《陕商文献辑存》等项目。”三秦出版社总编辑赵建黎介绍道。

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安东介绍说,“十三五”期间,要在影印出版北京地方文献方面加大投资和出版力度,这将是未来几年北京出版社古籍文献出版的主体。

中州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学军表示,河南是拥有古都最多的省份,地上、地下文物众多,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也十分丰富,为古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黄山书社社长任耕耘介绍说:“作为安徽省内的唯一一家古籍出版社,黄山书社自觉承担起传承安徽地方文献的重任。‘十三五’期间,我社将努力完成《历代治淮文献汇编》《清代徽商资料丛编》《方以智全书》等安徽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

齐鲁书社社长昝亮说:“依托齐鲁大地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策划了《齐鲁大典》。这个项目对于推动地方项目和我社已有品牌有很大的帮助。”

浙江古籍出版社副社长魏晓丽说:“‘十三五’期间,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我们一方面希望能继续推进‘浙江文丛’后续项目的出版。另一方面推进‘杭州文献集成’项目。”

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长孙建军表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自东北有人类活动以来,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民族和文化遗存。尤其是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这些民族的重要文献、档案、文物整理出版,意义重大。

由上述可见,背靠丰富地域文化资源的地方古籍出版社,正显现出不可忽视的一面。

 

■相关链接

古籍社掌门人五大建议

在古籍整理项目中,对抢救和整理珍稀版本的古籍重视不足,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目前,复制影印古籍图书数量逐年增加。虽然也号称是古籍复制出版,但是,在传统工艺上有失水准,甚至与传统古书刊行工艺有很大的差距。

多年来一直呼吁和强调的古籍专业人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问题更为突出。

建议古籍专业编辑培养,适当减少编辑通用内容的教育,增加必要古籍专业培训内容,尽可能具体化、细节化。

伴随体量的扩大,生产能力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扩大规模与提高效益如何保持平衡成为古籍出版社面临的重要问题。

规划解读

找准定位 提升质量

□王立翔

刚公布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给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进一步做好发展规划,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探讨的契机。我有几个方面的启示,可以供大家参考。

其一,从数量上看,古籍类项目在规划当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

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一共有2100多个,其中图书是1800多项。按照规划的分类标准,列入古籍出版规划的有76个,另外还有不少散布在文艺原创精品出版规划、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版规划等门类中,总计大概有100个以上。这个总量从分类上来讲,已经超过了很多门类,比如说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只有32个,文艺原创精品出版规划是42个,未成年人出版物出版规划是76个。古籍整理涉及的门类比较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涉及面所决定的。

其二,从选题的价值看,古籍出版规划项目具有显著的文化意义。

这些古籍出版社中,几个大社继续领跑,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在规划当中继续占得先机。非传统的专业社,目前已达10多家,已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到国家的规划当中,数量虽然不是特别大,但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尤其这些社各有所长,发挥了它们各自资源、品牌优势和特长,丰富着原来古籍专业不太重视的细小门类。

其三,从规划项目看,在新材料、新研究、新的需求条件下的经典古籍整理,可能是各社今后仍然有所作为的一个重点方面。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坚持不懈,不断提升,应该是部分社的重要成功经验。古籍出版涉及的门类非常多,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从需求来讲,尤其是专业需求来讲,古籍出版应当聚焦一些重要的门类、重要的题材。

其四,规划公布后,留给出版社的任务就是完成的问题,应该从完成度上去考量出版社的选题。

应该说,古籍出版领域的某些方面,一些作者的写作能力或出版社专业力量并不强。从“十二五”的完成情况来看,选题的完成率低,完成质量有限。从“十三五”列选的名目上来看,一些社依然没有摆脱问题的困扰。目前的考评机制下,社会效益考评加分很高。“十三五”规划毫无疑问是各地重要的评价标准,大家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到底是立项越多越好,还是少了就代表这个出版社有问题或者怎么样?这个其实很难说。

其五,从规划公布的项目看,古籍出版的整体格局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最终将以完成度来考量各出版社的真正实力,但还是能从数字中管窥一二。传统古籍专业社依然是古籍出版事业的中流砥柱,其立项数量占到50%以上,其他则由古工委和非古工委的各社分割,而古工委旗下的非专业社份额较低。在分组讨论时,各社表示都有一些重大项目在酝酿中,但有待落地。从这一情况来看,古工委旗下的非专业出版社,应该在古籍出版这个领域多多努力。

(作者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人才培养

古籍社自解人才短缺难题

□本报记者 章红雨

6月13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第31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采访发现,一个老话题不时被提及,那就是古籍出版人才的短缺问题。

辽海出版社总编辑于景祥介绍,辽海出版社老编辑退休后,剩下的大多是20多岁的编辑,35岁到45岁的编辑几乎没有,出版社正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目前本社新进员工占比极大,编辑进社5年以下的占37%,10年以下的占72%,专业人才亟待培养。”

于景祥、高克勤的话道出了古籍出版社掌门人对古籍出版人才短缺的忧虑。对于这一难题,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认为,一支具有文化理想、能够肩负历史使命,并且具有专业素养的高素质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队伍,是优秀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人没钱做不成,有钱没人做不好。

值得关注的是,掌门人们在为人才短缺忧虑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想办法解决难题。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介绍,岳麓书社对此制定的几个保障措施成效不错。比如在组织保障上,对重点项目和学术著作编辑部实行社会效益考核,不考核经济效益。在政策保障上,对于入选国家重点项目的项目责任人,给予一定的奖金鼓励。国家或上级部门提供补贴或资助的图书,一并计入编辑的收入,社里安排的此类图书出现亏损,由社里负责兜底,不由编辑个人承担,解除了编辑做古籍整理出版的后顾之忧。在制度保障上,重点项目均由社领导牵头负责,由编辑室主任或具有高级职称的资深编辑担任责任编辑,吸纳部分年轻编辑参加,以促进古籍整理专业人才成长。

岳麓书社在收入上解除了编辑的后顾之忧,中国书店出版社则在实践中着力培养古籍编辑人才。据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介绍,该社非常注重古籍整理出版各个环节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比如,从古旧书销售部门中选拔古籍图书发行人员,从有一定古书编辑专业能力的员工中选拔专业印制管理人员,并对他们进行较为系统的专业训练。“师傅带徒弟,一对一、手把手地培养效果比较好。”马建农说。

注重传帮带的出版社还有三秦出版社。从今年起全面推行“编辑导师制”是三秦出版社的做法。据三秦出版社总编辑赵建黎介绍,出版社指定五六位资深编审,让他们每人定向指导两名年轻编辑,就选题策划、项目实施、书稿精细审校加工等环节进行传帮带。“争取到‘十三五’末,培养出10名左右能够独当一面的复合型年轻骨干。”赵建黎表示。

与上述诸家出版社注重社内调整、培养做法相比,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做法似乎更“火爆”。中州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学军介绍说,该社有近60位编辑,之所以储备力量充足,原因是社里出台了一个政策,那就是送具有硕士学位的编辑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读完之后再回到社里工作。”

在就业环境大背景下,古籍出版社对人才短缺的自我救赎,将对各社完成“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起到关键作用。一位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多年的老编辑如此评价道。

[责任编辑:李雪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