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历朝历代在“书同文字”的同时重视教育、重视教材建设，采取了刻经于石上、公告天下等措施，中华文明才能薪火相传而不绝，大一统观念才能深入人心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国家统编教材的编纂和使用工作，国家统编教材也在凝聚全国人心、提升群众科学文化水平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们一定要对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全面贯彻，全面落实国家统编教材推行使用工作，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向来重视教育、重视教材建设。自汉代起，封建王朝就多次组织人力物力，勘定、编写全国通用的学习用书，乃至刻于石上，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明向来重视文化传承和教育教材建设
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就“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为了纠正社会上一些人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自西汉起历代封建王朝还多次刻写儒学经典于石上。东汉《熹平石经》乃是最早有实物可考的石经。“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的《后汉书》曾不惜笔墨，在《灵帝纪》《蔡邕列传》《卢植列传》等多处传记中提及此次盛事。由于提供了儒学经典教材的标准版本，之前的“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等诸多乱象在《熹平石经》公布于世之后消失了，“争者用息”。之后的封建王朝也多次刻写石经。在清朝以前保存最为完好的石经当属唐《开成石经》。始建于北宋的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重要初衷就是在文庙、府学附近保护《开成石经》。清朝所刻石经也立在作为重要教育机构的国子监之中。
除了刻写石经外，封建王朝还往往组织人力物力撰修经书。其中以唐朝的《五经正义》最为知名。自汉代以来，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不利于文化传承和大一统国家的维系。东汉大儒卢植由此上书，但由于政局不稳，此项工作并没有大规模开展。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去推动此事。除了唐玄宗亲注《孝经》外，唐太宗还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并组织孔颖达等人编写《五经正义》。经过多年的编纂、增损，“书始布下”，完成了五经内容的统一，为唐朝乃至后世的注释儒经、科举应试提供了重要标准。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正是封建王朝高度重视儒学教材的编纂及推广，中国才能长久维系大一统局面及文化的传承发展。正是因为历朝历代在“书同文字”的同时重视教育、重视教材建设，采取了刻经于石上、公告天下等措施，中华文明才能薪火相传而不绝，大一统观念才能深入人心，那些刻于汉唐的石经、编纂于汉唐的经书也历经千年而犹存。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国家统编教材的编纂和使用工作
国计民生，教育先行。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国家统编教材的编纂和使用工作，国家统编教材也在凝聚全国人心、提升群众科学文化水平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新中国尚未成立时，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将国家统编教材的编纂纳入日程。早在1948年底，中央就派专人从上海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爱国教科书编写专家秘密接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4月，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就召集相关专家，着手编纂国家统编中小学教科书。由享誉全国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担任主任委员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随即成立，当时着力最多的是国语课本和政治课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初小《国语课本》就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了。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统编教材编纂者的热情，叶圣陶就在一次编审工作会议时喊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送到哪里”的口号。有关部门也克服各种困难，确保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陆续解放的地区在1950年秋用上了崭新的课本。
新中国一开始就重视国家统编教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除了历史传统以及有了人力物力去推动此项工程外，民国的教训也历历在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度私营机构也可以出版教材，但乱象颇多。尤其是出现了多次若干教科书被社会舆论指责为不利于屡遭外敌入侵和威胁的中国人民的团结的风波。因此，陆定一在1949年10月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950年12月，负责统一编写和出版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主席题写了社名，叶圣陶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身份兼任社长。1951年秋季，第一套中小学统编教材得以问世，这套教材无论是选文还是插图，都呈现出昂扬向上的全新气象，新中国也由此进入了教材统一出版、统一使用的新时代。
1953年5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与供应工作。得知教材编写者仅有30多人之后，毛主席立即指示教育部扩大队伍，“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也要多调人编写社会主义教材”。中央还成立了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对教科书编撰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正是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国家统编教材建设得以优先发展，多套中小学统编教材得以陆续问世。
1977年7月，邓小平针对“大跃进”时期“全民编教材”和“文革”期间教材无序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失的现实情况，特意叮嘱教育部负责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求1978年秋季能够用上新的高质量的全国统编教材，多次推动解决教材编写中遇到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根据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为了更多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关部门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并鼓励地方、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以及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有不同风格和不同层次的教材。与此同时，教材审查制度日益完善。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到了21世纪初，又进一步引入了教材出版发行的市场竞争机制。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的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材的多样化，提高了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但也引起了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和个别教材出现错误等问题，社会各界对此反应强烈。
加强教材建设首先就要体现国家意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并将其提到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中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建设，总书记多次提出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抓好。2014年9月，总书记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就曾明确提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之后他又对记者强调：“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都要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来设计，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2020年11月，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老专家回信中，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中央要求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意识形态属性强、具有重要而特殊的育人功能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中小学国家统编教材，历时5年，完成编审工作，还专门组织举办三科教材的专题培训班，请各科教材主编等编写人员、审查专家、试教试用特级教师和教研员现场讲解，对数以百万计的一线骨干三科教师进行面授培训，并依托网络平台开展全员培训。2016年10月，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强调要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站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教材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编写、审查、修订、选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指出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材要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明确“加大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国家统编教材的统一使用力度，力争在3年时间内实现统编教材全覆盖。”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专司指导管理教材建设的教材局。2017年7月，党和国家还专门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教材工作。2017年9月，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义务教育统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在全国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统一使用。义务教育统编三科教材的统一编写和使用也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教育新闻”“2017年出版业十件大事”。
党和国家这一系列的新论断新部署，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教育负有为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输送大量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优秀人才的历史责任，要把教育事业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随着我国日益扩大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相互影响更趋深刻，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也更加复杂，学校更是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又处在人生中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的“拔节孕穗期”。因此，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必须把统编教材作为依据，确保规范性、科学性、权威性。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演变，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统编教材建设。如，日本总是在历史教科书上做文章，对本国学生进行否认侵略历史的教育。面对日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内外敌对势力无法从正面遏制、破坏中国的发展，就将教材作为重要突破口。近20年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台独”“港独”分子，加大了通过教材来毒害青少年的力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通识课教材一度无需送审，更是使得一些错误思想和反动观点借助教材渗透到一些青少年头脑中。这充分说明，教材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我们一定要对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全面贯彻，全面落实国家统编教材推行使用工作，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作者王奇昌，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