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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寺——元大都的城市标志

作者: 责任编辑:宝华 2018-09-25 15:55:00 来源: 光明日报

万宁寺建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万宁寺为元成宗铁穆耳兴建,寺内的中心阁位与今之鼓楼的位置相当,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今之鼓楼东侧的草厂胡同12号,便是万宁寺的残余部分,应该对其适当修复,这样既保护了重要的历史遗迹,又可以增加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底蕴,提升鼓楼附近的旅游价值。 

  

万宁寺——元大都的城市标志

北京东城区草厂胡同 资料图片

  神御殿

据《长安客话》记载,在大都的西部,原来有一座建于辽代的寺庙,已然废弃,只有一座佛塔还在,题曰“释迦舍利塔”,塔内珍藏有20粒舍利,一到深夜“屡放神光”,附近的居民以为失火了,仰视天空,却没有一丝火焰,“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

元世祖忽必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命人把这座辽塔打开,发现里面有许多灿如金粟的舍利,其中还有一枚铜钱,上铸“至元通宝”四字。忽必烈十分高兴,因为他的年号也是“至元”,认为这是天意,是“圣人制法,予定冥中,待时呈现”。

这一天是至元八年(1271)的3月25日,距今747年。忽必烈敕令在那里构筑一座规模宏大的藏式佛塔,并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以箭落之地作为寺的界址,名曰“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天俗称的白塔寺。

忽必烈的做法为其后的皇帝继承下来,在元代,每位皇帝在位的时候都要修建一座或几座寺庙。他的孙子成宗兴建了大天寿万宁寺与大承华普庆寺。之后,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黑塔寺与青塔寺,英宗建大昭孝寺,泰定帝建大天源延圣寺,文宗建大承天护圣寺。其中,大天寿万宁寺在今草厂胡同12号。大承华普庆寺在宝产胡同,武宗时进行扩建,明代时改为宝禅寺。《日下旧闻考》引《蓟邱杂抄》谓,宝禅寺即“元大承华普庆寺也。成化庚寅(1470)供用库内官麻俊买地治宅,掘地得赵承旨碑,始知为寺基。乃复建佛殿,山门廊庑厨库悉具。闻于朝,改赐额曰宝禅寺”。

万宁寺——元大都的城市标志

至正年间元大都地图,标有万宁寺的位置,引自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赵承旨即赵孟,世祖时曾任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兼国史馆的长官。宝禅寺所在胡同明代称宝禅寺胡同,1949年以后,宝禅寺改为工厂。1990年前后,宝禅寺被无知者拆掉,仅余大殿的两架斗拱被保存在北京建工学院的建筑系内。大崇恩福元寺亦称南镇国寺,位于大都城南。关于黑塔寺与青塔寺,《日下旧闻考》载云:“黑塔寺在南小街冰窖胡同,青塔寺在阜成门四条胡同,相距里许,皆无塔,亦皆无寺额,独各有碑可考耳。”黑塔寺所在冰窖胡同后来改为冰洁胡同。青塔寺所在的胡同后改称青塔胡同。在明代,黑塔寺复建,赐名为“弘庆寺”。青塔寺,据寺内的碑文记载,“即胜国时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俗称青塔寺云”。英宗敕造的大昭孝寺,是在唐朝的兜率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兜率是梵文的译音,意为“妙足”“知足”。英宗即位后,冶铜50万斤铸造了一尊巨大的卧佛,神态安详至今尚存而为人们称道。大昭孝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清代称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大天源延圣寺即今北京西山八大处中的八处证果寺。它下面的四处是大悲寺,前殿内设有十八罗汉雕像,相传是出自元代著名雕塑家刘元之手。文宗敕建的大承天护圣寺则位于今天昆明湖的西北岸,如今已难觅踪迹。

这些皇帝与他们的妻子,生前到他们建造的寺庙里做佛事,故去以后,其肖像往往供奉在他们所营造的寺庙里享受祭祀。帝后的肖像是绮文局用锦缎织造的,称祖宗御容;供奉御容的地方,叫影堂,泰定二年(1325)改称神御殿。世祖的神御殿称元寿,裕宗的称明寿,成宗的称广寿,顺宗的称衍寿,武宗的称仁寿,仁宗的称文寿,英宗的称宣寿,明宗的称景寿。

殿里的祭器十分奢华,有金器、银器、玉器、水晶、玛瑙,还有在当时属于珍稀之物的玻璃瓶、琥珀勺。忽必烈的影堂里,还有珍珠帘、珊瑚树与碧甸子山之属。据《元史》“祭祀”志记载,世祖帝后的影像供奉在大圣寿万安寺,裕宗(世祖的太子真金、成宗的父亲)帝后的影像也供奉于此。顺宗(真金次子,武宗与仁宗的父亲)帝后的影像在大承华普庆寺,成宗帝后的影像在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帝后的影像在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帝后的影像在青塔寺也就是永福寺,泰定帝后的影像在大天源延圣寺。

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与睿宗托雷的影像原来供奉在翰林院,由翰林院官员春秋致祭。至元二十四年(1287)翰林院上奏旧院房屋败敝,新院仅有6间房屋,三朝影像应迁至太常寺,但是仍然迁到了新院。至大四年(1311)翰林院衙署迁到旧尚书省,有旨每月一祭,中书平章完泽等进奏说:祭祀是国家大事,不可轻易变动。太庙不过每岁一祭,放在翰林院的三朝影像春秋二祭,已经比太庙多了一次,没有必要再增加祭祀的次数。至治三年(1323)把三朝影像迁到大承华普庆寺,但是祭祀的礼仪却废弃了。泰定二年(1325)八月,中书省进言应该按照过去的礼仪祭祀,于是命令承旨斡赤携带香和酒来到大都,与中书省臣一起在寺内祭祀。泰定四年(1327)在石佛寺(位于今西城辟才胡同。此巷明代称大石佛寺,清代改称劈柴胡同,近年将石佛寺拆毁)建造影堂,准备把太祖、太宗与睿宗的影像迁到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迁入,只得仍旧在普庆寺内按照旧例祭祀。第二年,又把三祖的影像迁回翰林院。顺帝至元六年(1340)翰林院再次进奏说,供奉太祖等三朝帝后影像的房屋狭窄且年久屋漏,应迁到石佛寺新建的影堂为好。然而,中书省不同意,于是驳回,谓此乃世祖定制不可更改,于是三祖的影像继续放在漏雨的房间里而没有变化。

对历代帝后的祭祀,分常祭与节祭两种。常祭的日子是,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节祭的日子是元日、清明、蕤宾、重阳、冬至与皇帝的忌辰。

蕤宾是农历五月的别称。蕤,委柔貌,在这里形容阴气为主,委柔于下,但是,阳气已经开始上升。这时候是阴阳交替的季节,类于主宾关系,逐渐地,主人转变为客人,客人则转化为主人。故而,在这时候要举行祭祀活动。

常祭用蔬果,节祭与忌辰用牲礼。祭官便服,行三献礼。加祭用羊羔、炙鱼、馒头、西域汤饼等。炙鱼,就是烤鱼。汤饼,即面条,在加祭时要陈设一道西域风味的面条。

  阔阔真与铁穆耳

阔阔真是元成宗铁穆耳的母亲。她本名伯蓝也怯赤,弘吉剌部族人,阔阔真是其别名。

据《元史》“后妃(二)”列传记载,一日世祖外出打猎,路上口渴,看见一个少女在帐篷前纺驼毛,便向她要马奶喝。少女说,我家里有马奶,但是我的父母和兄长都不在家,“我女子难以与汝”,也就是说不方便给你。听了这话,世祖打算离去,但是小姑娘把他叫住,又说:“我独身一人在这里,你来了又去,不符合常理,我的父母很快就回来了,你稍等等不迟。”少女的父母果然很快就回来了,招待世祖拿出马奶给他喝。离开少女以后,世祖十分感慨,说:“如果有这样的小姑娘做儿媳妇,该是一件多好的事!”过了几年,世祖与大臣商议给太子真金选妃,选了许多,都不满意,有一个老臣想起世祖说过的话,派人打探那个少女的情况,而此时少女尚未婚配,于是世祖便把她选为真金的妃子。

这个少女便是阔阔真。

阔阔真孝顺谨慎,“善侍中宫”也就是她的皇后婆婆,世祖经常夸奖她是个“贤德媳妇”。阔阔真侍奉婆婆不离左右,甚至婆婆上厕所用的手纸,也在自己脸上揉软之后才呈送上去。一天,真金生病,世祖前去探视,看见真金的床上铺着织金的垫子,“愠而语之”,不高兴地质问阔阔真:“我曾经认为你贤惠,现在看来不是了,你为什么做出这样铺张浪费的事情?”阔阔真跪下说:“这个织金的垫子平常是不用的,现在太子生病,我担心地上的潮气侵袭太子,因此才用了它。”说完立即把那个垫子撤下来,世祖这才转怒为喜。

阔阔真就是如此小心谨慎而获得世祖的欢心。在太子真金去世以后,世祖便有意在阔阔真的儿子里选择皇位继承人。阔阔真有3个儿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其时已经病故,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于成宗之后,先后继承帝位。长子海山为武宗、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仁宗)、三子铁穆耳。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做过真金的宿卫,熟悉东宫情况,世祖询问他哪个孙子适于继承大位,他说铁穆耳仁孝恭俭,是皇储的合适人选,世祖也认可他的看法。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辞世,铁穆耳在大安阁即位,是为成宗。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崔彧从木华黎的曾孙世德家中获得一枚玉玺,上面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它献给阔阔真,阔阔真又亲手交给铁穆耳,但是诸王心怀二意,沉默不语。顾命大臣知枢密院事伯颜愤怒地指斥他们不遵守世祖遗旨。枢密院是元朝最高军事机关,有权管辖诸王。同样也是顾命大臣的玉昔帖木儿走到晋王甘麻剌身边质问,宫车晏驾,已经3个多月,神器不可以久虚,宗祧不可以乏主,现在皇帝的宝玺已有所归,你为什么一言不发?听了这话,甘麻剌慌忙起身表示拥戴铁穆耳。

成宗是一个性情温顺的皇帝,即位后,便诏令免除大都与上都两地一年的赋税,其他地方免除十分之三的丁地税粮,拖欠官府的钱粮“一切蠲免”,逃亡的百姓,其应该缴纳的赋税也全部豁免。不久又诏令御史大夫月儿鲁整顿御史台法纪,禁止朝廷内外诸司扣减官吏的俸禄“为宴饮费”。对于僧人,成宗也进行约束。中书左丞相答剌罕说“僧人修佛事毕,必释重囚”是不妥的,因为在这些重囚中,有的是杀人犯,有的甚至是杀死丈夫的凶手,如今全部被指名释放,这样的做法是“生者苟免”而“死者负冤”,有什么好处呢?成宗同意他的说法,“嘉而纳之”。

对于国家大事,成宗也很重视,御史台臣上奏:“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甘州在瓜、沙的后面,百姓住在甘州的前面,本应保护百姓的军队反而住在后面的甘州,这是错误的。成宗赞同这个奏言,于是诏令一万名蒙古军队前出,用屯田的办法来供应军队的需求。对他的祖父——世祖,成宗十分孝顺,元贞元年(1295)在国忌日那天,他在大圣寿万安寺做规模浩大的佛事活动,招待七万名和尚吃饭,所谓“饭僧七万”。

对于成宗这个皇帝,后世史家的评论是:“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

  万宁寺的位置

成宗建造的大天寿万宁寺遗址,位于东城区草厂胡同12号。

万宁寺营建于元成宗的大德九年(1305),规制宏伟,规模浩大,其西至今天的鼓楼一带。寺内塑有密宗佛像,十分吓人,成宗的皇后布尔罕,看到这尊佛像,用手帕把它的头蒙起来,“寻传旨毁之”。布尔罕在《元史》“后妃(一)”列传中作卜鲁罕,是伯岳吾部族人,驸马脱里斯的女儿。元贞初年立为皇后,大德三年(1299)十月,授玉册宝玺。成宗后来多病,由布尔罕处理政务,而布尔罕信任宰相哈剌哈孙,史官评论:“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大臣多次上书成宗给布尔罕加封尊号,但是成宗不同意。布尔罕也请求成宗给自己上加尊号,成宗依旧推诿说:“我病日久,国家大事多废不举,尚宁理此等事耶!”事情遂作罢了。成宗故世以后,仁宗即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把布尔罕流放到东安州,今河北省安次县西北45里的地方,理由是她与人私通。

22年后,也就是泰定四年(1327),在那一年五月,泰定帝在万宁寺建造供奉成宗御容的神御殿,称广寿殿。从此这里成为祭祀成宗的地方。

在大都时代,万宁寺是重要的城市标志。

根据历史记载,大都的中心是中心台。方圆一亩,缭以围墙,是大都的中心点。中心台不在大都的中轴线上,而是在其偏西一点的位置,在今鼓楼的西侧。

中心台的附近是鼓楼。但是,鼓楼在中心台的东侧,还是西侧,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一派意见认为在其西,今天的旧鼓楼大街的南端;另一派意见认为在其东,今之鼓楼的位置,明代的鼓楼与元代鼓楼的位置是一致的。这就牵涉到万宁寺内中心阁的所在位置了。

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说:“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中心阁的位置与今天鼓楼的位置大体相当。

中心阁是否是元代的鼓楼呢?不是,鼓楼当时叫齐政楼,中心阁则是万宁寺里面的重要建筑,是供奉元成宗的地方。《析津志》载:

原庙 行香 完者笃皇帝中心阁 正官 正月初八日

每年的正月初八日到中心阁行香,祭祀完者笃皇帝。完者笃皇帝即元成宗蒙古语的称谓。这就是说,中心阁是成宗的神御殿。

根据《元史》“祭祀”志与“泰定帝”本纪记载,成宗的神御殿建于泰定四年(1327),额曰“广寿”,距离大都的建成时间——至元十三年(1276),已有51年了。易言之,在51年的时间里,在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中部,并没有标志性建筑,51年后才出现,即中心阁。“阁”称中心的原因便在于此。

中心阁所在的位置与现在鼓楼的位置大体相当。这就是说,今之鼓楼的位置,在元代是中心阁,而不是其他。

其西是中心台,再西才是鼓楼,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

万宁寺——元大都的城市标志

  遗址待修复

元朝灭亡以后,万宁寺规模缩小逐渐荒废,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引述《析津日记》说:

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湢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竑文。

“湢室”在古文中有浴室的意思。元朝的统治集团里有许多阿拉伯人,受他们的影响,在大内建有多处浴室。今故宫武英殿西朵殿浴德堂后尚存一座浴室。单士元《武英殿浴德堂考》(收于《故宫札记》,紫禁城出版社,1990)记载:“在堂后有穹隆形建筑,室内顶及壁满砌白釉琉璃砖,洁白无瑕,其后有水井,覆以小亭。在室之后壁,筑有烧水铁制壁炉,用铜管将水通入室内,其构造似是淋浴室,属于阿拉伯式建筑。”旧时的崇文门外天庆寺也有一座浴室与浴德堂浴室近似,相传亦是元代遗留。万宁寺的浴室大概也是类似建筑,以供拜谒的人士作为清洁肢体之用。

民国以后,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做过几次寺庙调查,其中,1936年的万宁寺是这样的:

坐落内五区鼓楼东大街草厂七十四号……不动产土地约三亩,房屋四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礼器六件,法器两件,另有水井一眼。

在这次调查中,万宁寺,写作万灵寺。原因是清代的道光皇帝叫旻宁,为避讳,把万宁寺改称万灵寺而沿袭下来。寺内有两名僧人,住持叫全祥。

20世纪50年代,万宁寺已无僧人,演化为大杂院,仅余山门与一座大殿。山门坐西向东,大殿坐北朝南。山门与大殿均为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1986年调查时,山门与大殿也被拆掉,在殿基建设民房,院门外侧构筑公厕。据说,有一座石碑被砌在居民房屋的墙壁里。

我们常说,大都是历史名城,但是,大都时代的建筑,遗留至今的只有阜成门的白塔、西四的砖塔、西四路口下面的下水道与土城残垣,没有更多遗存。我们介绍大都,描绘大都,并没有多少实物可以依据,这就令人遗憾。如果在遗址的基础上,适当修复一些大都时代的建筑,按照原有的风格进行建设,无论怎样都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前提下,可否考虑适当修复大天寿万宁寺呢?

我以为是应该的。理由如下:

一、万宁寺是大都的城市标志,它的历史价值不言自明。

二、万宁寺位于北锣鼓巷地区。北锣鼓巷地区属于北京四十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万宁寺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宗旨不仅是吻合的,而且可以提升这一地区的文化内涵与知名度。

三、万宁寺遗址的西侧是鼓楼与钟楼,是北京胡同游的重点地区,相距甚近,修复万宁寺,也就修复了一个景点,从旅游的角度,价值不言而喻。

四、万宁寺的中心阁与现在的鼓楼在位置上相重叠,而鼓楼是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的重要标志,修复了万宁寺则自然会彰显鼓楼的历史内涵,当然也就增加了中轴线的文化含量,对北京城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加分的大好事。

五、万宁寺现在是大杂院,居民生活条件不佳,如果修复万宁寺,将居民搬迁而使得他们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也当然是一件好事。

有以上这些理由,为什么不修复万宁寺呢?

当然,对于万宁寺的修复,不是全面修复,而是适当修复,在草厂胡同12号的基础上修复。我曾经去那里进行过调查。虽然殿宇拆毁了,但是殿基还在,寺院的格局仍然可以清晰辨认。山门的位置也很清楚。应该说,恢复起来是不难的。

如果做不到,把草厂胡同12号院的居民适当搬迁,对其内部与外部的环境适当清理,总是可以的罢。至少,把12号门外的公厕换个地方,在它的门口挂个牌子,写明这里曾经是万宁寺,是大都的城市标志,总是应该的罢。

万宁寺——元大都的城市标志

作者: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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