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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县的蒙古语地名

作者:王雪樵 责任编辑:宝华 2018-07-12 10:59:16 来源: 山西日报

有元一代蒙古人入主中原长达100年,河东各地也留下过蒙元时代的诸多遗迹。直至今天,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不少蒙古语地名。

2004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说的是临猗县阎家庄乡南王村,当地人呼作“那儿卓naerbfo”。“卓”是“庄”的俗读,“那儿”是蒙古语“淖儿nur”的对音,汉语的意思是“湖泊”。另据方志记载,该村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家胡同”,而这“胡同xutuok”一词也是蒙古语“池泊”“水井”的意思。可能由于当时村里蓄有大池泊积水,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字,叫“淖儿庄”,也就是汉语所说的“泊池庄”,口语音转为“那儿卓”。文章曾得著名女真学、蒙古史专家金启孮先生首肯。

就在那个时候,我还注意到万荣县的一个村名,即三文乡的“生番村”(又名文村庄)。“生番”是明清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清魏源的《圣武记》:“惟凉山内生番,多不火食。”《清史稿·穆宗本纪》:“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与生番寻衅。”前者指彝族同胞,后者指高山族同胞。由于这个原因,我怀疑这里曾有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居住。但问过几位当地人,都不清楚。

去年在市里搞地名普查,4月底的一天,万荣县地名文化专家解放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说《东文村志》记载,本村一位解放前在蒲坂中学上过学的老教师讲,他看到过村里早年间一块石碑,上面记载说:文村在元代时候村名叫“文也那”,是蒙古语。但不知道这“文也那”是什么意思。还说,村民传说当年村里曾住过蒙古人。这个说法不经意间证实了我先前对“生番”村名的推测。我说:村民的说法有道理,“文村”很可能是个蒙古语地名。又问:当地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蒙古语地名的说法?他回答说,不远处有个“乌苏村”,村里有人说是姓乌的和姓苏的最先住在这里,但本县文化学者陈振民说“乌苏”是蒙古语“水”的意思。不知何者为是。我说,陈先生的说法是对的,“水”在蒙古语中呼作us,汉语对音有乌苏、乌素、五素、吾素、勿素等多种写法,还有单译作“素”的。内蒙古有个“毛乌素沙漠”,“毛乌素”蒙古语就是“水质不佳”的意思。

但是,“文也那”在蒙古语里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一时还弄不清楚。当时想到了两个与它读音相近的名词,一个是奥地利首都叫“维也纳”,与“文也那”读音相似。但那是印欧语系词汇,而蒙古语则属阿尔泰语系,两者对不上卯。另一个是“维那”“都维那”,这是个佛教词语,指寺院里管理僧众事务的一种僧职。古代许多寺庙里碑刻上都有“维那”“都维那”的名字。然而当地村民言之凿凿,是村名不是人名,是“文也那”不是“维那”,是蒙古语不是梵语,故这个词语也被我排除了。于是暂时存疑待考。

其实关于“文村”的村名,我在此前是留意过的。2010年,一位家在文村的朋友要嫁闺女,请我写一篇“之子于归”的文章。当时我就打听过“文村”村名的来历,结果仍不得要领。于是只好“望‘文’生训”,写了几句“十里文村文脉长”之类的话,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了。但从那时开始,“文村”这个地名已经在我脑子里挂了号。

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认定“文也那”这个村名应当和它所处地理位置有关。文村是个山区乡镇,地处稷王山西麓,海拔较高,境内满是沟壑,属于台塬地带。有东文、西文、南文三个“文村”,俗呼“十里文村”,现在称作“三文乡”。以地理状貌来看,“文也那”有可能是蒙古语“山”的对音,也有可能是“高”的意思。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我锁定了后者。查阅资料,蒙古语“高、高地”拉丁文转写有vendver、undur等不同写法(ve是用双字母拼写的一个蒙古语短元音);汉语对音译作温都尔、文得尔、文都尔等。这里vendver和undur的词头ven和un,用汉语译作一个音节,即是“文”;译作两个音节,即是“文那”;译作三个音节,即是“文也那”。所以从读音对应来看,这是完全相符的。另据《东文村志》记载,古代村里有座大庙,人们呼作“高庙”,庙中舞台东侧还有一通记载元代“重建高庙”的石碑。无独有偶。永济市高寺村古代也有一座寺,因建在栲栳台塬边缘上,地势很高,当地人呼作“高寺”,蒙古语则称作“文纳寺”。这里的“文纳”音义皆等同于“文那”(不是僧寺里的“维wei那”),如上所述,它也是蒙古语“高”的意思;是ven、un又一种汉译写法。永济“寺以‘高’名”与万荣“庙以‘高’名”的巧合,进一步证实了“文也那”是蒙古语地名,也说明了蒙古语地名在当地存在有普遍性。因此,我的结论是:“文村”和“文也那(村)”,就是汉语“高村”的意思,甚或也可以称作“高庙村”。

时日匆匆,转眼又是一年。

今年4月8日我在外地,解放先生又打电话来提出一个新问题。说是《县志》记载,明朝初年,万泉县老城附近有个“把娄里”,下辖熟里、庙后、上桥头、下桥头、西丁等5个村庄。不知“把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也是蒙古语?我说这完全可能。第一,万泉在元代是个县城,按照元代的官制,县上的达鲁花赤(掌印官)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故县城一定住有蒙古人。第二,附近已有“乌苏”“文村”等几个蒙古语地名,说明元代人们为当地村落起蒙古语名字是有先例的。

但是“把娄”与汉语对应的是哪一个词语呢?

回到运城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首先确认“把娄”两个字是表音的,须从音读入手来破解它。但蒙语和汉语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加上方音和译者口语的个体差异,一个蒙古语词往往会有几种甚至十几种汉语译写方式(例如关于“泉”“井”等常用地名字,汉语译法各自都有十八九种之多)。因此蒙汉语对音不可能是音节声韵的完全对应,重点要看主要音节以及声部。此外,当然还须重视当地的地理及历史人文状况,因为地名往往是一个地方地理状貌以及人文信息的反映。

根据以上原则,经过比较识别,我认为“把娄balou”对应的蒙古语词语应当是“barun西、右”;“把娄里”是“(城)西里”或“(城)右里”的意思。理由是:

第一,地理位置吻合。从地图上看,“把娄里”所辖的5个村子熟里村、庙后村、上桥头村、下桥头村、西丁村,都在万泉县城西边或右侧,故称这一大片村落为“(城)西里”或“(城)右里”名副其实。

第二,读音吻合。蒙古语称西边、右侧为barun。由于汉语中只有边音l,没有颤音r(相当于俄语里的p音),因此人们常将r读作l音,汉语对音有的也就译作了“巴伦”甚至“巴隆”“巴楞”等。而“巴伦balun”和“把娄balou”之间不过是一音之转。双方不仅第一个音节ba是相同的,第二个音节的声母l也是相同的。加上人们口语常将n尾音磨损、淡化(如将热气熏xun了呼作xu了,棉mian花呼作mia花),lun(伦)音也就变成了lu(陆)。当地方言又时常将lu与lou混读,将“平陆lu县”呼作“平娄lou县”。这样,在万荣人的口语中,蒙古语barun(口语作balu (n)),就与“balou”几乎没有差别,故将其译作“把娄”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符合蒙古人命名的习惯。许多蒙古语地名都是以方位来命名,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共设有51个旗,其中就有24个有“前后、左右”的方位标识。如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前旗、杭锦后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后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等。蒙古语称南方与前方为omon,北方与后方为ar;东边与左边皆称作jun,西边与右边皆称作barun。所以元代蒙古人将万泉城西这5个聚落命名为“把娄barun里”,既可称作“(城)西里”,亦可呼作“(城)右里”。

据此,我们初步可以确定的万荣县境内蒙语地名有三处,一个叫“文村”,是“高村”的意思;一个叫“把娄里”,是“(城)西里”的意思;还有一个“乌苏村”,是“水”的意思。

此外,还有两个村庄因元代驻有蒙古人或色目人而得名。一个是“生番村”,前面已经说过。新修《万荣县志》改作“生蕃村”,释为“盼望草木繁盛,五谷丰登,村富民殷”,亦合“雅驯”的原则。另一个是“胡村”,由解放先生提出,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胡”也是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且该村既无胡姓人家而又与驻过蒙古人的“乌苏村”相毗邻。

今天,除“把娄里”已不存在外,其余几个村名都被保留下来。这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遗存,对研究元代历史和地方文化都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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