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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现代愿景萌芽

作者: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 责任编辑:郭正杰 2018-02-09 14:56:21 来源: 文汇报

通过宗教改革获利的政治赢家首先是上层贵族,其后是迫切要求解放的市民阶层。平民世界和他们对待政治制度的理智、功利和许多世俗的看法毫无疑问地从路德改革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路德的背景和企望

宗教改革的后果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西方基督教会内部事务的范围。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至少在19世纪之前都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路德生前,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基督徒航海家从欧洲出发,行遍所有的大洋,开始了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地化进程。这些事件在好坏两方面的深远意义变得显而易见。早在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私下对世界进行了瓜分,他们的这一行为获得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批准。南美洲的地图至今仍是这一协议的体现。那时便有人提出:“灵魂属于上帝,土地属于国王!”从1510年开始,大批非洲黑人被放逐至南美,后来又运送到北美,这可能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移。冒险精神、经济利益和传播基督教的热情结合在一起,驱使着哥伦布启动了一个进程:那正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全球化进程。

马丁·路德教授一开始主要研究复杂的神学问题,尤其是“得救的确据”(Heilsgewissheit)这一基本问题:我是否可以希望我有罪的、不朽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那么就无法理解路德的改革。

人们常常借助四条拉丁语教理来描述路德神学的特征:solus Christus,sola gratia,sola fide,sola scriptura。这四条教理、尤其是“唯独恩典”和“唯独信心”,就是路德极端反对赎罪券交易的由来。赎罪券类似于对善功资本发行的股票,这个善功资本是通过圣徒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并由天主教会掌管。教会声称,通过购买赎罪券,我们可以赎免自己的罪,缩短上帝让我们进行忏悔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牺牲、捐赠、资助和朝圣等方式对灵魂的命运施加有利的影响,这个基本观念在许多宗教中都普遍存在,而赎罪券交易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从路德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思想在总体上就像是一种危险的迷信。同时,这种实践是宗教机构很好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德国多明我会的修道士约翰·特策尔(Johann Tetzel,1460—1519),他将赎罪券交易经营得十分成功,显然也相当地肆无忌惮。教宗利奥十世(1475—1521)将这些钱用于建造新的罗马圣彼得

大教堂。教会的高层代表同时也是世俗的贵族,他们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资助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其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这些论纲本身是用一种学术性的神学专业语言撰写的,论纲爆炸性的威力因此只向专家们进行了展示。不久之后,路德发表了更容易理解的《关于赎罪和恩典的布道》(Sermon über Ablass und Gnade)。他一开始并未对教会的资金筹措实践和教会代表人物的奢靡生活方式提出太多批评,而是更多地以神学论据批评了通过赎罪券交易完成忏悔和得到救赎的理念。另外,天主教会内部也觉悟到了问题,并在1562年禁止了赎罪券交易,这同样也是宗教改革以及后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后果。但在1517年的时候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鉴于他的批评,天主教会以异端邪说罪对路德提出了起诉,并决定于1518年在罗马对他进行审判。在遥远的意大利,路德活着离开法庭的机会明显更加渺茫。因此,在这个时候,他的领主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Weise,1463—1525)为他出面,争取到将审判改为在奥格斯堡进行。路德在奥格斯堡明确反驳了教宗的无误性,从而使自己在实际上犯下了异端罪。但是选帝侯弗里德里希拒绝交出路德,在他的协助下,路德得以在接受判决和逮捕之前踏上逃亡之路。第二年,即1519年,不但约翰·特策尔去世了,就连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也驾崩了。这期间,政权接替成为棘手的问题(教宗自当积极介入其中),人们不得不暂停对路德的诉讼程序。诉讼直到1521年才在沃尔姆斯(Worms)重新开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在诉讼暂停期间,路德于1520年撰写了三篇十分重要的宗教改革的纲领性文章。第一篇文章《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是政治性的,企图争取让德国贵族支持宗教改革一事。第二篇文章《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Von der babylonischen Gefangenschaft der Kirche)致力于探讨教条和制度的问题。第三篇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章:《论基督徒的自由》(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

个体性和内心世界的发展

路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提出了貌似矛盾的论点:基督徒是自由的,不屈从于任何人;基督徒同时又是奴仆,屈从于任何人。为了说明自由和奴役的并存状态,路德将属灵、里面之人和属肉体、外体之人区分开来。人不只是一个灵魂。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是里面的,而是以外体、属肉体存活于世。出于这一原因,路德在第二步论述中探讨了属肉体的、现实之人的自由和不自由。我们作为外在的肢体被纳入社会关系中,必须在我们与其他人的相处中遵守律法和诫命。为了自己的永恒幸福是无须对其他人做出善行的,善行只是在世俗和社会的环境中满足其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实现我们灵魂的得救而必须这样做,我们是自由的,怀着爱心去服事邻人、家长、诸侯和主教。由于信徒一方面是自愿和出于爱而有服事的意愿,而在另一方面,尘世的关系本来就是次要的,所以好的信徒会自己适应相应的政治条件,避免骚动和愤怒。根据路德的说法,一个基督徒是乐意屈从于世俗权力的。即使是教宗、诸侯和主教,乃至暴君,他都是自愿服事,只要君主的要求不悖逆上帝的诫命,“正如基督为了我而自愿所做和所忍受更多”。

对于路德而言,重要的首先是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的救赎。他大概也是后来才逐渐明白在自己的批判中包含政治方面的内容。同时,在一个宗教和政治如此密切相连的社会中,信仰的问题是无法不对具体政治统治问题造成影响的。路德的思索一开始主要是神学的,但这些思索和成功发表的文章,越来越深地把他拉入了当时政治变革的漩涡之中。通过所有基督徒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全部平等的思路,路德产生了诸如普遍祭司职分的理念。神甫、主教和教宗是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祭司职分不必是获授圣职和尊为圣人的精英人士,而只是一种职能性分工的结果。“灵魂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论点以及对于信心和内心确信的专注,促使个体性和内心世界的发展——个体性和内心世界正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概念的基本所在。后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教派和现代市民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并非无凭无据。此外,路德树立了圣经的权威性,即便对于圣经究竟应如何解读仍然存有争议,但是他以此提供了一份正面说明人类制度专制统治的文件,从而让人的统治从属于一个基础文本,这个文本几乎发挥着宪法一般的作用。路德虽然实际上并未质疑传统统治制度的效用,但是这个制度对于路德不再是神圣的、上帝所希望的,而是一个充其量只能说是实用的、凡人的组织。

  上层贵族与市民阶层的胜利

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等级制度由教会代表、贵族以及自由农民和市民组成,给人的印象虽然总体稳定不变,但实际上,这三个等级内部和之间会不断产生冲突。教宗和皇帝争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统治权。众位王侯们与皇帝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同时高级和低级的贵族之间也有竞争。主教们几乎都出自贵族家庭,其政治活动往往也与世俗的贵族们一般无二。城市里的市民阶层为了独立性而战,农民们则想要摆脱专制和剥削。不同的行为主体都试图在等级制度内部对这个组织架构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变,于是不断产生争议,甚至是战争。由于前文所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这些冲突在15世纪后期日趋激化。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以及围绕教会赎罪券交易的正确性所展开的讨论,加强了人们提出质疑的决心。德国的一部分上层贵族——比如“智者”弗里德里希——特别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即便付出了具有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的代价,但也由此决定性地加强了上层贵族在德意志帝国中相对于教宗和皇帝的崇高地位。部分下层贵族和骑士面对城市里新兴市民阶层和众位王侯越来越集中的统治,几乎无法再维持自身的地位,于是开始在农民身上寻找补偿。许多下层贵族也为了宗教改革(和自己的利益)与上层贵族斗争,但却失败了。中世纪晚期骑士和城堡的时代随着现代化发展而最终划上了句号。

农民也引用路德的观点,要求改善自身越来越艰难的境地。1525年,他们在梅明根集会上草拟了一份檄文《十二条款》,并通过新式印刷机迅速将其传播至整个帝国。农民提出的要求包括允许他们选举和罢免自己教区的教士。狩猎以及在森林里伐木的权利不应只属于贵族,或者至少应该像以前那样,提供一些大家都可以自由利用的集体土地面积。在第三条中,农民们要求废除农奴制度。“迄今的习俗将我们当成家奴(农奴),这是十分令人同情的,因为基督以宝贵的流血牺牲救赎并换取了我们所有人,无论是牧羊人还是最高贵的人,全都一样,没有例外。因此,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想要自由,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由来。”农奴制度是世代传承的、在地主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义务。农奴受其主人管辖,未经主人的同意,既不能结婚,也不能有自己的家产。他们有义务为主人完成一定规模的劳役。根据每个主人实际做出的安排,农奴制度往往与奴隶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15世纪后期,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自由农民因为负债而成为农奴。

路德对于降低税负、废除霸占财产和上层专制的请求一开始完全是怀着善意的,并劝告诸侯们要适度。但他坚决反对农民暴力起义或者颠覆政治制度的做法。在发生多起由武装起义农民引起的骚乱后,路德公开警告说要提防“凶残的、强盗般的农民团伙”,要求对他们实施严厉打击。农民起义在多场战斗中遭到了血腥镇压,他们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宗教改革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都被处决了。虽然中央法庭的设立开辟了通过法律途径对地主提出起诉的可能性,农民的境况在后面的几个世纪中依然如故。农奴制度一直到整整三百年后的19世纪才被废除,汉诺威王国于1833年废除了农奴制度。通过宗教改革获利的政治赢家首先是上层贵族,其后是迫切要求解放的市民阶层。平民世界和他们对待政治制度的理智、功利和许多世俗的看法毫无疑问地从宗教改革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路德的现代愿景

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自由都被视为一种尤为重要的文化及社会价值观。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举起了——与平等和博爱一道——自由理想的旗帜,而自由在全世界普遍得到重视,最迟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欧根·德拉克罗瓦创作于1830年的一幅题为《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的著名画作,正是对这种理想以及与之相连的、通过人们行为获得解放的思想的一种艺术表达。这类画面往往深刻影响着现代的自由观念。法国革命政府赠送的礼物“纽约自由女神像”更是成为举世闻名的象征。借助于这些象征,我们构造出自由的画面。用一句德国俗语来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不过,一幅画同时却也比千言万语所表达的内容少得多。

自由具体是指什么,又是因为哪些原因而让人倍加珍视?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有时会得到迥然相异的回答。不仅法国的革命者和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客们也是如此。像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自由只能在尽可能没有管制和限制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蓬勃发展。相对的,德国政治家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rah Wagenknecht)则在其著作《要自由,不要资本主义》(Freiheit statt Kapitalismus)中论述道,不受束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是相互排斥的。如今,各行各业的公司都会以自由的感觉来做广告,比如通过某种汽车、某个香烟品牌甚或是某种特殊的卫生巾就可以实现自由。可见,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人们对于自由概念的理解和设想往往千差万别。

哲学家将自由区分为主观(意志)自由和政治自由。一方面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主体究竟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是否有能力自主决定?还是说我们更多地是由我们的自然本质或者在我们大脑中的变化过程所决定的?政治问题则与此不同:一个社会在哪些情况下是自由组织的?此外,我们是将自由理解为一种形式和法律上的性质,还是认为自由也指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这也有所不同。比如一名可怜的贫困女工,她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她是否也拥有自主决定生活的实际自由呢?与之相关的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消极自由是外界约束和他人统治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实现自己意志、在各种选项中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和自身能力的“自由”。从刚才针对路德及其影响的简要探讨来看,他也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自由的重要一环。

作为催化剂的路德

如果有人最后要问,德国中部维滕贝格的一个本来相当不起眼的僧侣和神学家究竟凭借什么引发了如此影响深远的变化,那么答案自然不会是全面的。从个人角度来看,路德是个性格坚强、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物。在辩论时,他能够用机智的话语表明自己的立场主张。这当然也是源于他在神学问题上简直教条式的自信(sola scriptura)。他顶住所有阻力,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确信无疑并且想要对基督教的依据真正追根溯源,其程度已经接近原教旨主义。他无疑是个依信念行动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念,不确信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一般人大概是不可能像路德这样来行事。历史表明,路德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的。但他肯定不是超人,也不是完美无瑕的道德榜样。对待宗教改革家是否应当持有这样的期待,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怀疑。路德的自我批判性有助于避免无谓地将路德理想化;认识到即便再伟大的历史也不过是人创造的,同样可以避免这种理想化的形成。

除了个人因素,外界环境和幸运巧合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小觑。与基督教会内部早期的许多宗教改革家不同,路德的观点并没有接受融合,没有成为庞大天主教组织中的一个流派,比如像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1181—1226)和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1260—1328)那样;他也没有被当作异端除掉,比如像扬·胡斯(Jan Hus,1370—1415)、萨伏那罗拉(Savonarola,1452—1498)、汉斯·博姆(Hans B?hm,1458—1476)和其他许多人那样。路德之所以逃脱了失败者的命运,因为他的神学可以与德国诸侯面对教宗和皇帝时主张的政治利益相结合。要反对统治者,没有同盟者就什么都做不到。

欧洲的文化当时正面临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的临界点,处于危机和根本性变革的状态下——我们如今将现代化、民族化、殖民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印刷机等等关键词与之联系在一起。宗教改革对于这个世界的长远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无论是所谓的宗教改革成果,还是农民解放的失败,其责任都不能归到路德一个人身上。在这些事件中,路德并非唯一发挥作用的力量,而只是一味催化剂。我们不应对他个人做出过度评价。这类根本性的改变从来都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只是通过个人表现了出来。路德的所作所为影响了转变的发展动态,指明了一个转变的方向。宗教改革是一场根本性全面变革的一部分,这场变革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理想的传播和形成做出了贡献。

(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节录。翻译:Enter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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