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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现场抵达人性深处的跋涉

作者: 责任编辑:李雪琪 2017-12-07 09:36:07 来源: 北京日报

杨晓升曾以报告文学名噪文坛,这使人们有理由用更苛刻的目光去审视他的小说——是不是有太多的毛刺而不符合小说的美学形态?其实这不公平,如同面对一位车把式出身的汽车司机,我们总试图在他行进的过程中听到一声“嘚儿——驾”的吆喝。

关于报告文学和小说,我在一篇创作谈中有过如下界定:报告文学是写实油画,像罗立中的《父亲》,着力描摹着生活中每一道艰辛的皱纹,每一缕温馨的目光;小说则像写意山水,在追求形似时更在意神似,在意“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奇绝,“十里蛙声出山泉”的意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倘若人物与事件虚构,就成了迷途羔羊。小说恰恰相反,它不拘泥于生活中是否发生,而在意按照生活逻辑和人物命运轨迹有没有可能发生。想象和虚构如果是报告文学的天敌,对于小说便是翱翔的双翼。从报告文学变成小说,是从生活现场抵达人性深处的跋涉。

毋庸讳言,报告文学作家转行写小说,很可能写实有余却空灵不足、机位太正而变化较少,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限制。可是阅读了杨晓升近年发表的几部中篇小说,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日出日落》中的乡村妇女珍珠想把生命像蜡烛一样烧尽,只为奉献给家人一束亲情之光,却终不为乡规礼法所容;《身不由己》中某研究所青年博士胡文生为人情和面子所累,受家乡民营老板所托,为其获得证监会上市指标而奔走钻营、四处碰壁;《介入》里孝女郭秀英在父亲罹患肝癌后,所表现出来的仁爱慈悲与专横跋扈、身心俱疲与强颜欢笑……作家注意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人物的内心变化和命运轨迹,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抵达人性深处。语言鲜活、准确、内敛;意向空灵、丰盈、厚重,叙述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于荒诞中见心酸,幽默中含泪水,平和中有真情,悲愤里是批判,是完全的小说笔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晓升到《中国青年》报到时,刊物正因为潘晓的一封信引发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作为《中国青年》记者,他不满足于一般性报道,对采访所得到的素材进一步深度开掘,一篇篇饱含忧患意识、闪烁着思想烛光的报告文学佳作便屡屡见之于报端:《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拷问社会病灶,解析问题成因,不矫情、不粉饰,充满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

可喜的是,这种情怀在杨晓升的小说中得到了明显传承:关注现实,直抵社会病象,通过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展示与描摹,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作家的思考与温情。比如《病房》中,通过一间病房三个患者的人生际遇,对肆虐于时下生活中的医疗特权进行了有力鞭挞;《疤》表面上似乎是写了一次司空见惯的艳遇,实则解析了富有平庸的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解构与颠覆;《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作家却由此营造了一个欺骗的合谋,告诉读者:由孝出发抵达的并不一定就是爱的彼岸。阅读杨晓升的小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笔触无一不指向在光鲜繁华的生活表面,人们精神层面的贫瘠与缺失。他把社会机体上的病毒和缺陷,置于文学的显微镜下,通过笔下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引领我们进入了他意蕴丰沛的小说世界。

当然,如果杨晓升的小说仅仅做到了展示生活中的缺失并给予批判,那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人物鲜活、故事生动恰好是杨晓升小说的两个亮点。他笔下的人物鲜活得几乎让我们触手可及。无论是为面子所困的胡文生,还是为关系所扰的李建文;无论是为情而失去自我的贾增城,还是因为失独而终日忧心忡忡、最终撒手人寰的刘传孝夫妇;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一点也不遥远。在办公室的楼道里,在医院候诊的长椅上,在小饭馆的酒桌旁,在人声嘈杂的胡同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们的一颦一笑,无不在不经意间牵动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苦着他们的苦,梦着他们的梦,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幸福着他们的幸福。这些年,尽管淡化人物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时尚,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小说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是第一位的。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不再注重人物塑造是一种误读。

作者很注意赋予小说人物鲜明的性格。典型的人物性格如同一个焦点,可以折射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常常是,一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就会把我们带入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诸葛亮、林黛玉、哈姆雷特、唐吉诃德等等莫不如是。而能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则是对作家艺术功力的综合考量。比如《身不由己》中的胡文生,他的虚荣、天真,因虚荣和天真所受到的愚弄和奚落,以及由此引发的尴尬与无奈对原有平静生活的颠覆,就从不同侧面凸显了人物性格。胡文生因性格而生动;充斥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和面子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也因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故事性强是杨晓升中篇小说的另一个亮点。他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带入感,和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情节不无关联。情节淡化的叙事作品中不乏美学价值不菲之作,即便如此,它们也是被小众欣赏。诚如《海浪》的作者伍尔芙所承认的那样,她说乔伊斯和她自己的意识流小说,只是零星的生活札记,无法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相反,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史诗品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传世之作却是不胜枚举。

杨晓升具有很强的结构故事才能,这恰恰是报告文学作家先天存在的短板。他善于捕捉生活表层下的潜流,并在波澜不惊的生活现场编织矛盾冲突,推进情节发展,凸显人物形象,彰显小说主旨。你看,《日出日落》展现给我们的潮汕村寨是那么闭塞而贫瘠,纯朴的民风掩盖的是吃人的陋习。也许几百上千年来,生活就是这样一直按它既有的节奏在这个村寨运行。但是作家却通过作品中女主人公珍珠的悲惨命运,编织了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打破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平静。山穷水尽、峰回路转、人情变换、命运无常,这些构成了杨晓升小说情节的基本元素。当然,小说有别于故事的关键之处在于,小说不仅注意情节的跌宕起伏、事件发展,更着力于人物命运和内心的描摹和刻画。晓升做到了。杜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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